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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古代养生学 第一节 养生学理论的形成

《中国古代医药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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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一些对养护身体有益的措施,但养生活动上升为有理论指导的养生学,一般还是认为形成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由于古代知识分子一向有“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的思想,所以各学派都重视养生之道,并见仁见智各有发挥,但贡献较大的要数道家和儒家。

  道家学派(即老庄学派)的思想是崇尚自然,归真返朴,清静无为。而崇尚老子的道教以“成仙不死”为修炼目的。因此依托道家的著作,涉及养生内容最多,也最有影响。可以说我国的养生学理论自它而起,而后世对养生学的种种误解也是由它而生,这是因为人们往往把老庄学派、方士、道教视为一体的缘故。

  《老子》一书为道家学派的经典。老子主张恬淡无为,不以人灭天,不以身殉物,即完全顺应自然。在养生方面不言药,不言仙,惟清虚静泰,少私寡欲,也就是对社会上的一切福、祸、得、失处之漠然,不被外物扰乱心志,以达到养神保精的目的。他反对厚养其身,认为过度的物质享受会招致灾祸。他的弟子文子曾概括说:“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胃,闭嗜欲,养生之末也。”(《艺文类聚·方术部》)强调了养生最重要的是养神,其次才谈得上养护躯体。战国时道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对“养神”与“全形”的关系又有发挥:“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己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庄子·刻意》)他用水比喻养神、全形之道,全形应忌过劳、耗精,应动中有静;养神如望水之清,水无杂质才清,但若不流动也不会清澈,所以应静中有动。老庄的摄生理论对当时及后世都有重要影响,这些在稍后问世的医学经典《内经》中表现得很充分,其中有些章节就是老庄养生说的总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意思是说遵守养生之道,就能保全神与形不受危害。老庄学派论养生注意到了顺应自然变化,当然这种安身处世的态度是消极的。如果说老庄养生说还能被医学所容纳,那么后来出现的,也标榜为老庄信徒的方士,以及东汉形成的道教,则常常把养生之道引入了歧途。

  自战国末期,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方士,专讲成仙、不死之术。这种异想天开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但对于既贵且富的封建统治者来说,“长生不死”太诱人了,所以即使是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也未免受其愚弄。由于上行下效,成仙不死之术对养生学发展的干扰是很严重的,特别是“炼丹术”,认为用汞、铅、金等金属、矿物炼制的所谓金丹,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真是害人匪浅!稍后,士大夫阶层希冀强壮、延寿,而竞相服食“寒石散”。“服食”,其实与炼丹延寿之术同出一辙,这种风气盛于魏晋,绵延至唐、宋而不衰。由于所服丹石都是燥烈有毒之物,历代因此贻患、丧生者不计其数,有人考证仅唐代就有六个皇帝因服丹而致不寿,所以历来服丹石之举不断地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尤其是医家深谙其理,对此深恶痛绝,力陈其害。唐代医家孙思邈就曾警告世人:“宁食野葛,不服五石(即寒食散,又称寒石散)”、“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逐渐取代炼丹术的是兴于宋代的“内丹”修炼,虽然都称作“丹”,却与所炼之丹有本质的不同。自此炼丹服石称为“外丹”。“内丹”可以说是道教对养生学的贡献,它是借用烧炼外丹的术语,研究呼吸吐纳,修炼自身精、气、神的方法。其实也就是流传至今的健身气功的前身。所以它在养生学的发展中是有积极意义的。道教有关“内丹”的典籍很多,其中有些内容过于神秘,也有的内容较为荒诞,但毕竟大部分内容对养生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且这种学说以精、气、神为核心,在实践中也确能起到祛病延年的效果,所以它能被医学家所接受,甚至有些典籍对中医学理论的研究还有着促进作用。历史上儒、道、释三教都重视“修身养性”,但因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儒、释(佛教)两教的教义,渐渐形成了“教虽三分,道乃归一”的局面,因此在养生学上道教的影响最大,这就是我们一提起修炼、养生、气功等词句,常常是首先与道士联系起来的原因。

  对养生学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学派是儒家。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所以也很重视养生。儒家重视“礼”,礼是指周朝的奴隶制政治思想制度。儒家主张“复礼”是针对春秋时“礼崩乐坏”、奴隶制崩溃的社会趋势的。抛开它的政治目的,我们来看一下注重礼仪在养生上起到了什么效果。儒门弟子在日常生活中,把“礼”作为一切行为的准则,他们认为思想、行为以至饮食、起居符合礼仪则治;不符合礼仪则乱。儒家也和道家一样,主张清心寡欲。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在饮食卫生上,儒家最为讲究。周官制设有“食医”,专门掌管饮食调配,孔子也曾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门弟子也很重视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孔子教授学生不只有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还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乐是音乐;射和御是有战备实用的健身运动。清代学者颜元说:“孔门司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气血,调人性情。”正是看到了儒家体育养生的效果。同时儒家还主张劳逸有度,认为过劳和过逸都会致病。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不言仙,孔子不言神怪,这种唯物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养生学上的意义是,他们都提示人们自主地对待养生之道。宋代以后儒家兼容释、道之理,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理学。理学又称为道学,以阐述义理兼谈性命为旨,其影响又不专在养生。自元至清理学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释教即佛教,东汉时始传入我国。释教与道教的区别是,它不以“神仙不老”为然,而重视精神超脱。佛教在我国形成很多宗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完全中国化了的“禅宗”,或者说是儒学味很浓的“禅宗”。“禅宗”所谓修禅要求“具五缘”:持戒清静、衣食具足、闲居静处、息诸缘务、得善知识。“呵五欲”:色、声、香、味、触。“弃五盖”:贪欲、瞋恚〔chenhui嗔会〕、睡眠、掉悔、疑。“调五事”:调食、调眠、调身、调息、调心。“行五法”:欲、精进、念、巧慧、一心。禅宗集体定居深山,远离世俗,自食其力,将生活劳作都视为修禅的功课,甚至有的禅院清规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无疑,这些成规与生活方式在客观上对延年益寿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释家禅修的功法独树一帜,流传后世,对养生气功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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