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学是医药卫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是哪一个学派或教派，若想在养生学上有所建树，必须得到医学家的首肯，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客观上确实也是如此，首先是医学理论促进了养生学的发展，再者历代医家对各种养生方法的总结，实际上也起到了去伪存真的作用，经过他们的综合整理，使之达到医学理论化的高度。比如《内经》对老庄学派养生之道的吸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既传播了道家的养生方法，又论述了人的生、长、壮、老、已的全部生命过程，并提出了“天年”的观点，天年即人的寿限，也称天寿或天数。所以在《内经》中反映出来的养生论，既有详细的养生方法，又有相应的医学理论，当然也会产生合理的养生效果。

　　家喻户晓的华佗是汉魏著名医家，史载他“晓养生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他认为人体应当劳动，但不能劳碌过度。肢体运动可以帮助消化食物，流通血脉，疾病就不会发生，好像门户的轴，经常转动就不容易腐朽。古代道家的导引术就是通过运动关节达到“难老”目的的。他向学生吴普传授“五禽戏”，即模仿虎、熊、猿、鸟、鹿五种动物姿态，而创造的一种健身运动。吴普持之以恒，90多岁时仍耳聪目明，牙齿坚牢。他还向学生樊阿传授保健药方——由漆叶和黄精组成的“漆叶青黏散”，有“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的功效。樊阿坚持服用，活了100多岁(《三国志·魏书》)。

　　华佗

　　南北朝时梁代学者、医学家陶弘景，博学多才，通释、道之学，夙好养生，搜集了“上至农皇以来，下及魏晋之际”有关养生的论说，撰写成《养生延命录》二卷，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该书保存了秦汉以来以至魏晋时期不少宝贵的养生资料，把前代的养生法则与具体的养生方法归纳为顺应四时，调摄情志，节制饮食，适当劳动，节欲保精，服气导引等六个内容。特别对道家服气导引之术记载得较为详细，如呼气六字口诀：吹、呼、呬〔xi戏〕、呵、嘘、唏;及已失传的《导引经》的晨练功法：狼踞、鸱〔chi吃〕顾、顿踵、叉手、伸足、熨眼、搔目、摩面、干浴等，均赖《养生延命录》得以流传后世。该书还保存了华佗所创的“五禽戏”，对后来保健运动很有影响：虎戏者，四肢踞地，前三踯，却二踯，长引腰，侧脚，仰天，即后踞，行前、却各七过也。鹿戏者，四肢踞地，引项反顾，左三右二，伸左右脚，伸缩亦三亦二也。熊戏者，正仰，以两手抱膝下，举头，左擗〔pi匹〕地七，右亦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猿戏者，攀物自悬，伸缩身体上下一七，以脚勾物自悬左右七，手勾脚立，按头各七。鸟戏者，立，起翘一足，伸两臂扬扇用力，各二七，坐，伸脚，手挽足趾各七，缩伸二臂各七也。此外，陶弘景还编绘了《导引养生图》一卷，惜已佚失。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寿学者，被尊称为“孙真人”。史载他经历北周、隋、唐三朝，晚年时，魏征等修齐、梁、陈、周、隋五朝史，常常向他请教。他所述前几朝事很详细，可见他在养生方面确有所得。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不仅在医药学，而且在养生学上也是有着重要贡献的。他把养生体会写在“养性”、“食治”、“退居”诸卷中，并论述了“养老大例”、“养老食疗”，开创了我国老年医学体系。这要比13世纪罗杰·培根的《老年人的治疗与青年人的保护》早600多年。《千金方》保留了医、道、释、儒各家养生之说，他认为“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千金要方·养性序》)，明确地强调了养生的目的即中医学所强调的“治未病”。他还认为“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远”(《新唐书·孙思邈传》)。他所强调的“慎”与“畏”实际上是让人重视道德修养。他又说：“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千金要方·养性序》)，这些显然是儒家思想在养生之道中的体现。《千金方》还搜集了道家、释家的健身功法，如“老子按摩法”49势;“天竺国按摩法”18势，又称婆罗门法，谓“老人日能依此行三遍者，一月后除百病，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捷，不复疲乏”。此外，有关“食疗”、“食养”及“性卫生”的记载都是非常珍贵的养生学文献。

　　宋、元时代比较重视老年养生问题。宋代陈直所著的《养老奉亲书》，及元代邹铉增续的《寿亲养老新书》是其代表，这是我国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书中详细地讨论了老人的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并附有“简妙老人备急方”，以备老人不时之需。还提出了精神保健的摄养之道，指出要注意老人的各种嗜好，如书、画、琴、棋、花、鸟等，并要避免老人劳倦与孤独。书中还设计了春、夏、秋、冬四时摄养的方法，恰合四时气候特点和老年人的生理特点。

　　金元时，医学流派争鸣，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当时的医学家也很重视养生，如补土派的创始人李杲注重脾胃的调理;滋阴派主帅朱震亨著《色欲箴》，重视阴精，主张节欲，其“茹淡论”认为老年人饮食宜清淡。

　　元代，影响较大的两部养生学专著，一是王珪的《泰定养生主论》，书名从《庄子》“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及“养生主”篇取义，可见推崇道家养生之说。书中阐述了人生由婚育、婴幼、及壮到老各阶段的生理摄养方法，他认为：不流于物，谓之“摄”;安其分，谓之“养”。并引述《抱朴子》所列“过伤”种种：“才不逮而强思，力不胜而强举，深忧重恚，悲哀憔悴，喜乐过度，汲汲所欲，戚戚所患，谈笑不节，兴寝失时，挽弓引弩，沉醉呕吐，饱食即卧，跳走喘乏，欢呼哭泣，皆为过伤。古人所以戒之，节之。”该书不但论摄养，而且也谈病治，并载录一些验方。另一部养生专著即李鹏飞的《三元参赞延寿书》，也是一部道家味颇浓的养生书。该书认为：“人之寿，天元六十，地元六十，人元六十，共一百八十岁。不知戒慎，则日加损焉。精气不固，则天元之寿减矣;谋为过当，则地元之寿减矣;饮食不节，则人元之寿减矣。”这也就是书名含义及其书大要。这本书是古代养生理论及方法之集大成之作。

　　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完整地保存至今的古代营养学专著。其书共三卷，图文并茂，内容丰富，书中记载了常用食物203种，配膳十分讲究。有各种汤、羹、浆、膏、煎、油、茶，以及烧饼、包子、馒头、粥、面等品的制作与作用。第二卷的“诸般汤煎”、“食疗诸病”更是实用而易行。还有“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饮酒避忌”、“乳母食忌”、“四时所宜”诸专题。该书在饮食养生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明、清时代养生延寿方面的论著约有一百二三十种，使中医养生学从实践到理论更趋于完善。特别是明代温补学派的出现，对老年人的养生更具指导意义。其代表医家张景岳主张，无论养生或治病，均应重视人体的命门之火，即肾阳。他在《大宝论》中说，人身的阳气如自然界的太阳，天地间如没有太阳，就会变成一个大冰壶，不会有生物存在;人得阳气则生，失阳气则死。所以应时时顾护阳气。并且指出：“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这对中老年保健很有实际意义。温补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李中梓在养生方面也很有贡献，其观点散在于《颐生微论》及《寿世青编》中，这个学派注意从调神、节食、保精等方面调养心、肝、脾、肺、肾五脏。此外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辑录了大量延年益寿秘方，并撰《衰老论》，对人体衰老的原因作了专题研究。龚廷贤，字子才，号云林，江西金谿人。先业儒，后随父龚信(太医院供职)学医，著述很多，曾任太医院吏目。他所述养生方法非常生活化，如在“摄养”中谓：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简言语，轻得失，破忧沮，除妄想，远好恶，收视听。其“延年箴”归纳出延年11条：四时顺摄，晨昏护持;勿为无益，当慎有损;坐卧顺时，勿令身怠;行住量力，勿为形劳;悲哀喜乐，勿令过情;寒暖适体，勿侈华艳;动止有常，言谈有节;呼吸清和，安神闺房;诗书悦心，山林逸兴;心身安逸，四大闲散;救苦度厄，济困扶危。万全的《养生四要》以“寡欲”、“慎动”、“法时”、“却疾”四方面论养生之道。万全，字事，号密斋，罗田县(今属湖北)人，为明代祖传儿科的著名医家，其著述很多，以儿科、妇科、养生等著述对后世影响较大。他强调：善养生者，当知五失：不知保身，一失也;病不早治，二失也;治不择医，三失也;喜峻药攻，四失也;信巫不信医，五失也。可见他在养生方面很重视“却疾”的重要性。

　　明代偏重于保健功法的养生专著也较多，如冷谦的《修龄要旨》、周履靖的《赤凤髓》是其代表。

　　清代隐士曾慈山著《老老恒言》，一名《养生随笔》，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老年养生专著。他从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各方面，总结出一整套养生方法。还根据老人的生理特点，编写了《粥谱》，既有用于保健者，又有用于疗疾者，分上、中、下三品，共100种，很有实用价值。清代医家陆懋〔mao冒〕修的《世补斋医书》载有“老年治法”的专论，其中录有“延寿丹”方。程国彭的《医学心悟》提出了保生四要：一曰节饮食，二曰慎风寒，三曰惜精神，四曰忌嗔怒。简要易行，正反映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原则。清末最后的一部养生专著当是郑官应编辑的《中外卫生要旨》，除载述中国古代养生方法、保健功法之外，还录有国外养生资料“泰西卫生要旨”。书中广泛地搜集了文史、佛、道诸书的养生主张，及“却病延年动功”、“易筋图说”、“八段锦坐功图”、“真人咏蛰〔zhe折〕龙法”、“六字延寿诀”等保健功法资料，是一部汇编性质的养生书。

　　养生学是医学的一部分，虽然很多学派、教派都重视养生之道，并积累了很多可贵的经验，但养生方法能够被大众所接受，是与历代医家的整理、传播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