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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药学与方剂学 第一节 中药学

《中国古代医药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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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与药不可分家,中药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社会生产实践息息相关,同时与历代的医疗活动亦密切相关。这里我们重点谈谈中药学理论与古代主要本草著作。

  (1)四气五味说

  《商书·说命》谓:“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是说如果服药之后,没有异常反映,那么病就治不好。说明很早人们就认识到治病必须利用药物的偏性。后来把药物的各种偏性进行归纳,上升为理论,就称之为“四气”、“五味”。

  四气五味之说源于《黄帝内经》。四气又称四性,就是寒、热、温、凉四种药性。它与病证的寒、热是相对应的。寒性或凉性的药物可以治疗热证,如石膏、黄连、黄芩等;热性或温性的药物可以治疗寒证,如附子、干姜、吴茱萸〔zhuyu朱于〕等。寒凉药具有清热、泻火、解毒等作用;温热药具有温阳、救逆、散寒等作用。热与温、寒与凉仅是程度上的差别。

  五味就是药物的辛、甘、酸、苦、咸五种味,淡味附于甘。五味分阴阳,作用也不同。《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结合历代医家的用药经验,一般认为味辛的药能散、能行,常用于表证或气血阻滞证。如麻黄解表散寒;木香行气;川芎活血等。味甘的药能补、能和、能缓,常用于虚证,或拘急疼痛,如人参、黄芪补气;甘草和中;饴糖、甘草缓急止痛等。淡味的药能渗湿利水,常用于水湿内停证,如薏苡仁、滑石等。味酸的药能收、能涩,常用于虚汗、泄泻证,如五味子敛汗;五倍子涩肠止泻等。味苦的药清泄、燥湿,常用于热证或湿证,如黄连泻火;苍术燥湿等。味咸的药能软坚,常用于便秘、痞块等,如芒硝软坚泻下;牡蛎软坚散结等。一般来说每一种药物不仅具一味,而是多味相兼,因此每种药物的功能也是多方面的,有主有次而已。

  (2)药物的升降浮沉与归经

  金代著名的医学家张元素在《内经》的基础上,深入地阐述了药物的气味厚薄、阴阳,创立了药物升降沉浮学说。他认为药物的升、降、沉、浮与气味的厚与薄、属阴、属阳、入药部位不同及炮制、配伍不同均有关系。一般而言,凡是味辛、甘,性温、热,质地轻,如花、茎、叶入药的药物,其性属阳,大多能升浮,具有升阳、发表、散寒等作用,如苏叶、桂枝之类。相对的味苦、酸、咸,性寒、凉,质地重,如子、实、根及矿物药等,则性质属阴,大多能沉降,下行而向内,具有清热、泻下、渗湿、降逆、潜阳、收敛等作用,如大黄、牡蛎、芍药、磁石之类。再者药物酒炒则升;姜汁炒则散;醋炒则能增强活血散瘀止痛的作用;盐水炒则引药下行入肾等等。药物的升降浮沉是临床用药的原则之一,不可不知。

  药物的归经学说是指药物的作用定位方面的理论。其说虽源于《内经》,但并未解释具体的药物。《神农本草经》中也有近乎归经的记载。明确提出归经学说的仍是金代名医张元素,他在《珍珠囊》、《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书中注明了每一味药的归经。他认为药归其经则力专用宏,疗效显著。如黄连泻心火;黄芩清肺热;黄柏泻膀胱火;生石膏清胃热等。上述药物性均属寒,皆有清热、泻火作用,但作用于机体的部位各不相同,应用范围自然也不同。临床必须注意药物的归经与病位相吻合,才能发挥药到病除的效果。

  (3)七情合和说

  七情合和说是指药物的配伍关系方面的理论,它源于秦汉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所谓七情是指“相须”、“相使”、“相反”、“相杀”、“相恶”、“相畏”六种药物之间的配伍关系,再加“单行”,即不经配伍,单用一味药,总称为七情。相须是指两药功用类似,同用时可明显增强效用;相使是一药为主,余药为辅,同用可提高主药效用;相反即药物合用时产生毒性;倘若一种药制约另一种药的毒性,那么前者对后者是相杀关系,后者受制于前者则是相畏关系;倘若一种药使另一种药减低或丧失原有的功效则为相恶。临证用药时应选用相须、相使者为佳,勿用相反的药物。如果有毒则宜制约,可用相杀、相畏的配伍规律。

  (4)古代著名本草著作简介

  据《神农本草经》内容分析,即使曾有出于“三世”的《神农本草》存在,《神农本草》与《神农本草经》也不是一部书。《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天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根据这一古代传说,故本草书托名神农而作。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当推《神农本草经》。原书早已佚失。现在流传的版本是从后世本草著作中辑复起来的。《神农本草经》也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约成书于秦汉时期。虽托名“神农”所作,实际上总结的是至汉所积累的药物学知识。《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365种,并创立了药物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较系统地阐述了四气五味、七情合和等药物学理论,是古代药物学的奠基之作。

  汉魏时华佗的弟子吴普著《吴普本草》,该书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兼收并蓄,载药441种。书中引用大量古文献,反映出汉末魏初尚可见到托名神农、黄帝、歧伯、雷公、桐君、扁鹊、医和等所作的各种本草著作或文献。其书对后来的本草著作影响很大,大约在北宋时亡佚,清代有据《类证本草》、《太平御览》等书中所录的《吴普本草》的辑复本,并留存至今。

  南北朝时梁代陶弘景鉴于《神农本草经》经传抄之误已是“三品混糅,冷热舛〔chuan喘〕错,草石不分,虫兽不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因此对以前的药物学做了总结,撰成《本草经集注》。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句容)人。博学多才,奉佛、道两教,隐居于句曲山,自号华阳陶隐居,但又关心朝政,朝廷有事又常去向他咨询,故人称“山中宰相”。他著述颇多,范围很广。在医学方面对本草、方治、养生等颇有贡献。《本草经集注》载药730种,使《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的内容得以存留于后世。《名医别录》是魏晋以来医家,如李当之(著《李当之药录》)、吴普等增补《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又称《名医副品》,共365种。《本草经集注》改进了药物分类的方法,基本上是依据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七类。凡《神农本草经》原文,均用朱笔写;增补内容用墨笔写,使《神农本草经》保留了原貌。该书在本草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唐代我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比欧洲著名的《纽伦堡药典》要早800多年,这就是《新修本草》,简称《唐本草》。《新修本草》载药850种,图文并茂,分正文、图和图经三部分。正文记述各药性味、主治、用法;图是在编辑该书时经广泛征集来自全国各地药物形态图及文字说明;图经内容是药物的形态、采集和炮炙方法。唐以后正文部分均收录在《证类本草》等书中,图及图经部分则早已亡佚。《新修本草》问世后,很快就传入朝鲜和日本等国,可见其在国内外影响之大。至清代自日本仁和寺发现该书十三四世纪抄卷子本残卷,由是《新修本草》的大略面目才重新见世。

  《新修本草》之后,民间本草著作以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与李珣的《海药本草》最有影响。李珣,字德润。梓州(今四川三台)人,祖籍波斯。李家以经营香药为业。《海药本草》是一部以海外传入药物为主的本草书。二书均佚,大部分内容被其他本草书所引用而得存。

  宋代朝廷曾两次组织学者修订本草,即《开宝本草》,载药983种;《嘉祐本草》,载药1082种。《嘉祐本草》编修过程中,朝廷诏令全国,征集150余个州郡所产的药物标本及图形,由苏颂主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绘刻的药物图谱——《本草图经》。其书实用性很强,遗憾的是也早散佚,其主要内容保存在《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中。

  这一时期以个人努力编集的本草书要数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最有成就。唐慎微,字审元,世医出身,专心医业,不愿为官。为人看病不论贫富贵贱,有请必往,且治病多不取报酬,只求索名方秘录,读书人凡从经史子集诸书中发现有关医药的记载都愿笔录送给他。因此他在广泛采集的基础上,终于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证类本草》载药1746种,“旁摭经史,至仙经道书,下逮百家之说,兼收并录”。集宋以前中药之大成,其规模与学术价值超过了唐、宋两代朝廷组织编修的任何一部药典。李时珍曾认为:“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可见唐慎微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证类本草》刊行后,曾数次被朝廷修订后颁行全国,如《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等。

  《本草衍义》是宋代又一部很有影响的本草著作。为寇宗奭〔shi是〕所编撰。寇本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县吏,很重视药物学研究。其书收载常用药物460种,对药物的性味、效验、真伪、鉴别等详加论述,多有发明,后世临床家很重视该书。

  金元时代本草著作的特点是结合临床实践,论述常用药物。规模小,但其学术价值却不可低估。如张元素的《珍珠囊》,创立了升降浮沉与药物归经的理论;李东垣的《用药法象》,提出了“时、经、病、药”四禁的用药准则,即依季节、病位、病情、方药特性所定的用药宜忌。还有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王好古的《汤液本草》等也较有影响。

  明代个人编撰的本草书最多,如王节斋的《本草集要》、陈廷采的《本草蒙筌》、倪纯宇的《本草汇言》、朱橚的《救荒本草》、兰廷秀的《滇南本草》、缪仲淳的《本草经疏》等各具特色。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部药物学巨著的规模、学术成就及国内外影响均可称空前绝后。《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附药图1000余幅,药方11000余首。该书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如金石部分金、玉、石、卤四类;草部分山草、芳草、隰〔xi习〕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杂草及有名未用等;木部分香木、乔木、灌木、苞木、杂木等。其分类标准依据的是药物的自然属性和生态条件。其书综合了我国16世纪以前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冶金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四库全书提要》称赞《本草纲目》说:“《明史·方技传》极称之,盖集本草之大成者,无过于此矣。”《本草纲目》刊行后,很快流传国外,被译成多国文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清代本草著作最重要的属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赵学敏,字恕轩,号依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本希望他习举子业,而其性好博览,凡星历、医、卜、方技诸学无不涉猎,尤耽嗜医药学。常与其弟默画铜人图(腧穴图)为戏。其父见此,遂将家藏医籍置于别院——“养素园”中,并辟出一块地作为药圃,命兄弟二人于园中索居学习医药。成人之后,其弟学楷著有《百草镜》、《救生苦海》,而学敏著述更丰,有《利济医学十二种》。其中最著名者即《串雅》(汇集走方医经验之作)和《本草纲目拾遗》。《本草纲目拾遗》载药921种,其中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的。书中收载了民间有效验的草药、外来药物、西方药露的制作工艺等,内容非常丰富,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又一部有重要价值的药物学专著。吴其浚,字瀹斋,别号云娄农。曾任翰林院修撰,江西、湖北学政,兵部侍郎,及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地巡抚或总督。因此他有条件广泛搜集各地植物标本,并绘制成图,参考了古代本草及有关文献800余种,历七年,编成《植物名实图考》。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区域性植物志,搜集植物1914种,除描述形态外,着重研究植物名称和原植物的统一,以及植物的药用价值,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在植物分类学及本草学上均有重要贡献。《植物名实图考》也流传海外,有一定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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