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发展新经济的着力点和战略举措
《行政管理改革》
2016年7月19日,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务院参事室联合召开了“深化改革 创新驱动 发展新经济”研讨会。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赵冰、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深圳市市长许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阿里巴巴集团资深总裁金建杭、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马睿等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新经济的内涵、基本特征、发展态势以及发展新经济的重点举措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一、深刻认识新经济内涵和重要意义
马建堂认为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催生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五新”的综合。新经济的核心技术基础包含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传感感应技术等,新经济当前已经从技术变革层面拓展到企业运行、产业融合、社会生活、人类交往的各个维度,正在释放它推动产业融合、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变迁进步的巨大能量。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的革命。新经济的基本形态是互联网+,新经济的实质是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移动智能终端等信息技术,借助云计算能力,把无限多的供给与需求、把无限多的生产要素和无限广阔的市场适时结合与对接,从而产生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业态、新的模式。马建堂还强调了发展新经济对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双中高目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认为新经济是与五大发展理念并生的,新经济是绿色经济,低碳环保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新经济是开放经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新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新经济是共享经济,在共享中实现多方共赢,多方发展是新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并强调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应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关键是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新动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新动向是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需求的新供给。发展新经济是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是稳增长之必需、调结构之必然。20世纪90年代,美国借助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领跑者。而当今时代,电子商务、智能制造正在兴起,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加速应用,新经济发展异军突起,这将对国家竞争实力和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能否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拓展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深度挖掘发展潜力,凭借强大的经济韧性和广阔的回旋余地,实现赶超式、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黄群慧认为新经济本质是由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动新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活动,这些活动表现为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经济结构变迁、新经济模式对旧经济模式的替代和经济增长。“新经济”这个词本身并不新,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美国一直在提“新经济”。当时认为新经济是在信息技术和全球化驱动下呈现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率等特征的经济。但到2000年下半年以后,以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为主导的“新经济”泡沫最终破灭。离开制造业,仅仅停留在科技发明和金融追逐而衍生出来的经济大多都会成为泡沫。黄群慧认为新经济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即是以信息技术突破应用为主导形成的物理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相互渗透的新一代高新技术簇,构成了新经济的技术基础;是以信息(数据)为核心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是以追求范围经济为导向不断创新社会分工形态和商业模式;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融合构造现代产业体系。
马腾认为创新是基于需求,需求是创新之母。以色列遵循从下到上的创新逻辑,从基层需求孕育创意。目前,以色列的创新产品已惠及世界数十亿人。
二、中国发展新经济面临的态势与问题
关于发展新经济面临的态势和问题,马建堂认为当前新经济发展呈现三种态势:一是新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顶住下行压力,实现6.7%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经济的异军突起。二是新经济已显著改变中国经济的总体构成。新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中国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消费贡献率进一步上升,服务业比重继续提高,与此同时,新经济自身也占比1/3。三是新经济已成为就业的主体。当前,新经济新业态支撑就业的能力超出预期,互联网+和电商等新型平台服务企业对就业拉动作用明显。新经济就是一个巨大的就业蓄水池,推动就业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新态势。
许勤认为当前发展新经济确实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一些领域的法规政策跟不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步伐,需要及时调整完善。到科技越是走在前面,经济形态就越是走在前面,遇到的法规政策挑战就更大。有些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会因为法规政策调整不及时而导致发展受阻。比如,在生物技术领域,不少法规政策需要进一步讨论,对医疗器械的认证、药品的认证,如何接受干细胞治疗,未来人工培养的肝脏和心脏等如何与现有的法规衔接。二是新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行业边界,开辟了新的领域,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同时,也要加强信用监管、事中事后监管和弹性监管。三是现行的统计评价指标体系难以科学、全面、准确地反映新经济发展成果,需要改革统计方式,完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四是新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更多的研究,包括发展规律、路径、整体的架构,需要更加深入地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探索。现在出台了很多政策举措,这对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非常重要,但确实存在着这些政策不配套、不协同,甚至相互对冲的问题。关于新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关于发展新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黄群慧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新经济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对发达国家而言则是“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新经济催发了大量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中国产业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且指明了发展方向。与以前积贫积弱的国情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同时,中国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也为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从国际看,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重塑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竞争格局,发达工业国家正逐步形成对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替代和产业转型升级高端下压态势;从国内看,新经济加剧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长期以来,中国基于低成本数量扩张型工业化战略所积累的生产供给能力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亟待通过创新培育新的供给能力。一方面,新经济强调以消费者为中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自主创新能力弱,供给能力还不能够满足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需要。金建杭认为应该预测到新经济未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要局限于新经济在不完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新经济跟传统经济之间存在一些摩擦也属正常,如果不切实际地放大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的负面影响,有可能会舍本逐末。
三、加快发展新经济的着力点与战略举措
马建堂认为发展新经济,一方面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抓好行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和科研管理体制三个层面的改革,核心就是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更多的智力成果转化为技术成果,促进更多的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成果,消除创新机制障碍,消除经济发展体制障碍,消除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障碍,使新的行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更好地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经济“五新”背后的核心是新技术、新发明、新理念,凡是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力度大的地方,一定是新经济发展快的地方,一定是新经济站位比较高的地方。
关于发展新经济的着力点,王仲伟认为:一是深化改革可为发展新经济提供重要保障。新经济是新兴生产力,改革是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束缚和障碍,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过程。全面深化改革应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减低准入门槛,为新经济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使人才、土地、资本等资源要素向新经济聚集,使各种生产要素配置更加便捷高效;全面深化改革要成为发展新经济的助推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好“三去一降”的减法,也要做好“一补”的加法,发展新经济正是其中重要一环。二是助力众创,为发展新经济添加强劲动能。发展众创经济(新经济)应把握好以下三个有利条件:首先是国家拥有一批有知识、有资本的青年。年轻人有理想、有梦想,朝气蓬勃,敢想敢干,不循规蹈矩,在创新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军。其次是互联网时代为众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应以互联网为依托,构建低成本、高效率、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借助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为创业者提供强大支持。再次是外部消费环境变化为众创提供了崛起的契机。当今消费需求快速变化,消费者从流行的物质消费转向无形的服务需求,从追求量的满足转向质的提高,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私人化、定制化消费服务需求呈巨大增长态势,为市场提供了强大的引擎,为创业创新、推动新经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许勤认为发展新经济,一是要坚持推动创新。创新是引领和支撑新经济发展的核心。二是要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解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对称的问题,立足于发展新经济,立足于创造新供给,推动供给结构的不断优化,使供给侧跑赢需求侧,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要优化供给环境,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制度供给、政策供给、技术供给、资金供给、人才供给等支撑保障,需要营造良好的供给环境,引导更多的资源向新经济领域配置。三是要深耕质量。要把“质量第一”作为新经济的目标取向,瞄准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去部署新产业、发展新经济,不断地扩大高品质、多样化的产品供给,使新经济的发展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四是要抢抓新机遇。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地孕育兴起,这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和窗口期,只有建设早、动作快、发力准才能抢占新经济的先机。也要充分认知新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产业领域等更多呈现的交叉渗透融合的特点,把握跨界融合的新趋势。他强调深圳作为全国重要的信息产业基地,正在全面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信息港,着力以互联网的思维和大数据、云计算的架构,来打造分布式、扁平化、分享式产业生态链,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引领和带动新经济快速发展。
黄群慧认为应该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新经济,一是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关键是需要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优化,即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改善。当务之急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体制机制约束,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的趋势,构建新型创新平台,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进一步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二是着力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在实施中要注意正确处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在推进方向上,既要重视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等新技术新产业以及各种新商业模式本身的发展,还要重视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在传统产业上的应用推广。三是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加大“云网端”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要深化教育、科技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优化人才结构,大力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战略,强化无形资产保护,提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弥补中国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的“短板”,提升中国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硬实力”。四是加快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加快智能制造的发展。要加快构建顺应智能化趋势的产业融合发展新体系,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由强调增长导向的规模比例关系向强调效率导向的产业融合和产业质量能力提升转变;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智能制造发展新战略。当前中国智能制造发展还面临许多突出问题,主要有感知、控制、决策和执行等核心环节的关键技术设备还受制于人,智能制造的标准、软件、网络和信息安全的基础十分薄弱,各类智能制造管理模式亟待培育推广,智能化集成应用领域非常有限等等。同时,要借鉴“母工厂”做法培育智能制造新组织,培育一批能够明确提出先进制造系统技术条件和工艺需求、具备与先进制造技术相适应的现代生产管理方法和技能的“现代核心工厂”。
金建杭认为发展新经济必须怀抱梦想,坚持使命,要不断去担当,去坚定自己的信念。发展新经济意味着创新,创新意味着无数的失败、挫折、尝试,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在制度供给和创新层面要转变思维模式,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同时,也要很好地利用和发展现代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和跨平台支付体系等等新的基础设施。他还强调保护企业家的信心和资源,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关键是企业家信心不足,应该充分保护企业家的信心和创新精神,调动其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得以落地。潘保春认为共享经济也是新经济,一是期盼政府开放资源,推进共享,盘活国有企业及社会闲置资产,特别是老字号、好品牌,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激活发展新动能,为全社会造福。二是期盼政府搭台引导创新创业工程,搞好顶层设计,建立容错和激励机制,鼓励大企业参与,发挥大企业龙头带动作用。同时,也要加速小微企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三是期盼政府科学引导军工、高校及科研院所,能够适当降低技术成果转化门槛,从而降低企业的技术引进和创新成本,推进科技成果更快、更好地商业化和产业化进程,让全社会受益。
综上,各专家学者和企业高管对新经济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对当前新经济的发展态势,以及加快发展新经济的着力点和战略举措进行了较为详尽阐释,极大丰富了对新经济的认知度,勾勒出发展新经济的基本框架,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实践价值的政策举措。但是,基于中国发展新经济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后续深入研究还应该聚焦以下三个实施层面,一是加强发展新经济的范式研究,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家创业、风投市场“四位一体”的发展新经济的生态模块。二是加强新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主导产业体系引领研究。众所周知,高端制造业主导着世界未来财富分配的格局,应着力研究构建以“互联网+现代制造”为主导,兼顾大数据产业、智能制造、互联网+物流、新能源汽车等协同发展的产业融合体系。三是注重新经济发展主体——企业的案例研究,着力研究如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如何促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向新经济主体流动,如何提炼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创新发展的异质性,引领新经济企业良性发展。?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后)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一、深刻认识新经济内涵和重要意义
马建堂认为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催生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五新”的综合。新经济的核心技术基础包含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传感感应技术等,新经济当前已经从技术变革层面拓展到企业运行、产业融合、社会生活、人类交往的各个维度,正在释放它推动产业融合、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变迁进步的巨大能量。新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的革命。新经济的基本形态是互联网+,新经济的实质是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移动智能终端等信息技术,借助云计算能力,把无限多的供给与需求、把无限多的生产要素和无限广阔的市场适时结合与对接,从而产生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业态、新的模式。马建堂还强调了发展新经济对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双中高目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认为新经济是与五大发展理念并生的,新经济是绿色经济,低碳环保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新经济是开放经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新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新经济是共享经济,在共享中实现多方共赢,多方发展是新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并强调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应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关键是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新动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新动向是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需求的新供给。发展新经济是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是稳增长之必需、调结构之必然。20世纪90年代,美国借助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领跑者。而当今时代,电子商务、智能制造正在兴起,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加速应用,新经济发展异军突起,这将对国家竞争实力和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能否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拓展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深度挖掘发展潜力,凭借强大的经济韧性和广阔的回旋余地,实现赶超式、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黄群慧认为新经济本质是由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动新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活动,这些活动表现为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经济结构变迁、新经济模式对旧经济模式的替代和经济增长。“新经济”这个词本身并不新,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美国一直在提“新经济”。当时认为新经济是在信息技术和全球化驱动下呈现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率等特征的经济。但到2000年下半年以后,以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为主导的“新经济”泡沫最终破灭。离开制造业,仅仅停留在科技发明和金融追逐而衍生出来的经济大多都会成为泡沫。黄群慧认为新经济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即是以信息技术突破应用为主导形成的物理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相互渗透的新一代高新技术簇,构成了新经济的技术基础;是以信息(数据)为核心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是以追求范围经济为导向不断创新社会分工形态和商业模式;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融合构造现代产业体系。
马腾认为创新是基于需求,需求是创新之母。以色列遵循从下到上的创新逻辑,从基层需求孕育创意。目前,以色列的创新产品已惠及世界数十亿人。
二、中国发展新经济面临的态势与问题
关于发展新经济面临的态势和问题,马建堂认为当前新经济发展呈现三种态势:一是新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顶住下行压力,实现6.7%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经济的异军突起。二是新经济已显著改变中国经济的总体构成。新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中国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消费贡献率进一步上升,服务业比重继续提高,与此同时,新经济自身也占比1/3。三是新经济已成为就业的主体。当前,新经济新业态支撑就业的能力超出预期,互联网+和电商等新型平台服务企业对就业拉动作用明显。新经济就是一个巨大的就业蓄水池,推动就业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新态势。
许勤认为当前发展新经济确实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一些领域的法规政策跟不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步伐,需要及时调整完善。到科技越是走在前面,经济形态就越是走在前面,遇到的法规政策挑战就更大。有些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会因为法规政策调整不及时而导致发展受阻。比如,在生物技术领域,不少法规政策需要进一步讨论,对医疗器械的认证、药品的认证,如何接受干细胞治疗,未来人工培养的肝脏和心脏等如何与现有的法规衔接。二是新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行业边界,开辟了新的领域,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同时,也要加强信用监管、事中事后监管和弹性监管。三是现行的统计评价指标体系难以科学、全面、准确地反映新经济发展成果,需要改革统计方式,完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四是新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更多的研究,包括发展规律、路径、整体的架构,需要更加深入地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探索。现在出台了很多政策举措,这对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非常重要,但确实存在着这些政策不配套、不协同,甚至相互对冲的问题。关于新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关于发展新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黄群慧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新经济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对发达国家而言则是“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新经济催发了大量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中国产业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且指明了发展方向。与以前积贫积弱的国情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同时,中国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也为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从国际看,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重塑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竞争格局,发达工业国家正逐步形成对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替代和产业转型升级高端下压态势;从国内看,新经济加剧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长期以来,中国基于低成本数量扩张型工业化战略所积累的生产供给能力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亟待通过创新培育新的供给能力。一方面,新经济强调以消费者为中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自主创新能力弱,供给能力还不能够满足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需要。金建杭认为应该预测到新经济未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要局限于新经济在不完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新经济跟传统经济之间存在一些摩擦也属正常,如果不切实际地放大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的负面影响,有可能会舍本逐末。
三、加快发展新经济的着力点与战略举措
马建堂认为发展新经济,一方面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抓好行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和科研管理体制三个层面的改革,核心就是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更多的智力成果转化为技术成果,促进更多的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成果,消除创新机制障碍,消除经济发展体制障碍,消除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障碍,使新的行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更好地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经济“五新”背后的核心是新技术、新发明、新理念,凡是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力度大的地方,一定是新经济发展快的地方,一定是新经济站位比较高的地方。
关于发展新经济的着力点,王仲伟认为:一是深化改革可为发展新经济提供重要保障。新经济是新兴生产力,改革是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束缚和障碍,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过程。全面深化改革应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减低准入门槛,为新经济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使人才、土地、资本等资源要素向新经济聚集,使各种生产要素配置更加便捷高效;全面深化改革要成为发展新经济的助推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好“三去一降”的减法,也要做好“一补”的加法,发展新经济正是其中重要一环。二是助力众创,为发展新经济添加强劲动能。发展众创经济(新经济)应把握好以下三个有利条件:首先是国家拥有一批有知识、有资本的青年。年轻人有理想、有梦想,朝气蓬勃,敢想敢干,不循规蹈矩,在创新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军。其次是互联网时代为众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应以互联网为依托,构建低成本、高效率、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借助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为创业者提供强大支持。再次是外部消费环境变化为众创提供了崛起的契机。当今消费需求快速变化,消费者从流行的物质消费转向无形的服务需求,从追求量的满足转向质的提高,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私人化、定制化消费服务需求呈巨大增长态势,为市场提供了强大的引擎,为创业创新、推动新经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许勤认为发展新经济,一是要坚持推动创新。创新是引领和支撑新经济发展的核心。二是要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解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对称的问题,立足于发展新经济,立足于创造新供给,推动供给结构的不断优化,使供给侧跑赢需求侧,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要优化供给环境,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制度供给、政策供给、技术供给、资金供给、人才供给等支撑保障,需要营造良好的供给环境,引导更多的资源向新经济领域配置。三是要深耕质量。要把“质量第一”作为新经济的目标取向,瞄准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去部署新产业、发展新经济,不断地扩大高品质、多样化的产品供给,使新经济的发展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四是要抢抓新机遇。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地孕育兴起,这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和窗口期,只有建设早、动作快、发力准才能抢占新经济的先机。也要充分认知新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产业领域等更多呈现的交叉渗透融合的特点,把握跨界融合的新趋势。他强调深圳作为全国重要的信息产业基地,正在全面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正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信息港,着力以互联网的思维和大数据、云计算的架构,来打造分布式、扁平化、分享式产业生态链,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引领和带动新经济快速发展。
黄群慧认为应该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新经济,一是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关键是需要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优化,即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改善。当务之急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体制机制约束,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的趋势,构建新型创新平台,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进一步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二是着力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在实施中要注意正确处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在推进方向上,既要重视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等新技术新产业以及各种新商业模式本身的发展,还要重视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在传统产业上的应用推广。三是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加大“云网端”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要深化教育、科技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优化人才结构,大力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战略,强化无形资产保护,提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弥补中国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的“短板”,提升中国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硬实力”。四是加快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加快智能制造的发展。要加快构建顺应智能化趋势的产业融合发展新体系,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由强调增长导向的规模比例关系向强调效率导向的产业融合和产业质量能力提升转变;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智能制造发展新战略。当前中国智能制造发展还面临许多突出问题,主要有感知、控制、决策和执行等核心环节的关键技术设备还受制于人,智能制造的标准、软件、网络和信息安全的基础十分薄弱,各类智能制造管理模式亟待培育推广,智能化集成应用领域非常有限等等。同时,要借鉴“母工厂”做法培育智能制造新组织,培育一批能够明确提出先进制造系统技术条件和工艺需求、具备与先进制造技术相适应的现代生产管理方法和技能的“现代核心工厂”。
金建杭认为发展新经济必须怀抱梦想,坚持使命,要不断去担当,去坚定自己的信念。发展新经济意味着创新,创新意味着无数的失败、挫折、尝试,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在制度供给和创新层面要转变思维模式,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同时,也要很好地利用和发展现代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和跨平台支付体系等等新的基础设施。他还强调保护企业家的信心和资源,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关键是企业家信心不足,应该充分保护企业家的信心和创新精神,调动其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得以落地。潘保春认为共享经济也是新经济,一是期盼政府开放资源,推进共享,盘活国有企业及社会闲置资产,特别是老字号、好品牌,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激活发展新动能,为全社会造福。二是期盼政府搭台引导创新创业工程,搞好顶层设计,建立容错和激励机制,鼓励大企业参与,发挥大企业龙头带动作用。同时,也要加速小微企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三是期盼政府科学引导军工、高校及科研院所,能够适当降低技术成果转化门槛,从而降低企业的技术引进和创新成本,推进科技成果更快、更好地商业化和产业化进程,让全社会受益。
综上,各专家学者和企业高管对新经济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对当前新经济的发展态势,以及加快发展新经济的着力点和战略举措进行了较为详尽阐释,极大丰富了对新经济的认知度,勾勒出发展新经济的基本框架,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实践价值的政策举措。但是,基于中国发展新经济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后续深入研究还应该聚焦以下三个实施层面,一是加强发展新经济的范式研究,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家创业、风投市场“四位一体”的发展新经济的生态模块。二是加强新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主导产业体系引领研究。众所周知,高端制造业主导着世界未来财富分配的格局,应着力研究构建以“互联网+现代制造”为主导,兼顾大数据产业、智能制造、互联网+物流、新能源汽车等协同发展的产业融合体系。三是注重新经济发展主体——企业的案例研究,着力研究如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如何促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向新经济主体流动,如何提炼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创新发展的异质性,引领新经济企业良性发展。?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后)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责任人编辑: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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