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是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普遍而严重的腐败会导致政治混乱、制度瓦解。在行政领域，腐败表现为公职人员通过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而获取政治、经济利益。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反腐败与廉政建设，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凝聚民心、奋发图强，率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旧中国走到今天的最重要法宝之一。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和理论，从制度上保障了我们能够摆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旧的历史周期率。根据我们调研和思考，对于推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逐步形成了三个方面的想法。

       切实努力提高公务员待遇

       反腐倡廉要从“源头”抓起。然而“源头”究竟在哪里以及如何治理?这一直是个问题。在对亚洲多国以及北欧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调研与观察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公务员的待遇问题属于所谓“源头”的重要问题。

       经过多年的国外调研、考察，我们逐渐意识到:凡是清廉的政府、清廉的国家，其公务人员的待遇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凡是腐败国家都是公务员待遇差的国家。凡此种种，无一例外。

       以清廉或比较清廉的国家来说，如北欧诸国和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公务员的待遇，包括货币收入和其他非货币的待遇，都是比较优裕的。清廉国家公务员的待遇水平一般为参照企业界同级别岗位与资历人员待遇确定。如新加坡高级公务员收入待遇比照若干有代表性的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平均水平确定(近年来有所减少)，中初级公务员比照一般企业初中级管理人员平均水平确定。此外，日本、新加坡等国还有将资深公务员转至企业高层任职的制度性安排，也是优待公务员的重要措施。

       反面的例子，如越南。如今越南盛行“红包”文化，遇事必送“红包”，办事必须“拿钱”。2013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组去越南调研，从河内一路走到胡志明市，走访了大量各阶层人士，其中包括干部、记者、企业家、学者以及普通群众，向他们请教，与他们交流，涉及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大量问题，听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回答和见解，唯独在一个问题上几乎所有见解是一致的。当我们问到:越南的干部、官员是否“拿钱”(收受贿赂)时，听到回答是一样的:“拿钱”是应当的，他们挣的太少了。越南南方庄园主协会会长刘洪展的一句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越南的干部是社会上最落魄的一群，他们挣得太少，所以他们拿钱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

       多国廉政建设和公务员操守管理的历史经验证明:良好待遇是公务员道德操守的物质基础。各种约束、监督公务员的制度以及道德教育是在一定优厚待遇的物质基础之上发挥作用的。没有相对优厚的待遇，监督和教育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真正和持续性的发挥作用。按照新加坡的说法，就是对公务员要“善养严管”。“善养”是“严管”的前提，没有“善养”，“严管”是管不住的。

       我国公务员总体上待遇偏低，尤其是基层干部、初级公务员待遇实在太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相关课题组在我国中西部多个省市的调查发现，我国大批基层公务员，以入职10年左右的乡镇公务员为例，每月正规工资性收入不过3000多元。如此收入，难以养家，遑论体面生活。而且这种水平的收入从安徽至云南概莫如此。如此之低的待遇，不足以维系公务员的体面生活，没有体面生活自然维系不了荣誉感，没有荣誉感必然缺乏责任心，没有荣誉感、责任心就不会珍惜工作机会和岗位，就容易被冲破心理防线和道德底线。反腐败的政策与策略中监督、惩罚、教育都是要有条件的，这就是要有较好的物质待遇。没有物质基础，其他措施就缺乏保障，就会被规避。邓小平同志当年讲过:靠觉悟、靠教育，不搞按劳分配，“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不行”。邓小平同志的这个“两个不行”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思想，对于当前我们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现在是认真解决干部、公务员待遇过低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采取多种措施，有计划、分步骤、积极稳妥地切实提高公务员待遇。从源头防范、治理腐败，就要为保持党政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力求从根本上改变反腐倡廉的格局与形势。

       实行“政经分离”，整顿官商关系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进步和成就，一靠改革开放释放了蕴藏了人民群众中的巨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靠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干部的精心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企业的迅速崛起与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干部的组织与推动密不可分。我们在大量基层调研中感受到，在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背后往往都有我们的干部。然而，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整个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干部与企业家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企业、企业家背后有我们的干部，反过来许多干部的背后也有企业和企业家。经过30年的发展和变迁，现在是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政商关系和官商关系的时候了。

       当前大量的腐败问题、利益输送问题，大量的为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所诟病的不正之风，往往是和过于密切的政商关系、官商关系有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管理和决策比较集中，政府以及经济管理部门权力较大，构成了企业强烈的寻租愿望与行为。加之中国的人情社会、裙带关系的文化因素影响，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形成了一种拥有特权和超国民待遇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扰乱经济秩序，更造成了不平等的竞争与腐败。

       过于密切的政商关系和官商关系在损害着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在瓦解着社会信任。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党高度重视了。我们应像1989年那样，再次研究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党就无法真正取信于民。现在是再次下决心的时候了，做到这一点，是对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理念的最好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建设廉洁政治最好的宣示和关键措施。中央应下最大的决心，要求高级干部带头撇清政经粘连，我们党和干部及其家庭要做出牺牲，以换取人民信任，换得廉洁政治。

       实行政经分离、整顿政商关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坚决果断又要慎密稳妥，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筹划，制定全面细致的整套解决方案，可以通过赎买、转业等多种途径、步骤和手段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积极推进廉洁文化建设

       反腐败既要“堵”，又要“疏”，要积极引导广大干部、公务人员形成积极、健康、高尚的格调和品味。

       培养高尚健康格调、品味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从个人角度看，廉政文化不仅要解决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行为养成，和个人与干部群体的格调、品味的培养问题。这个问题目前还尚未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理解和重视。为什么有些表现不错，甚至曾经经受过严峻考验，做过突出贡献的党员领导干部会犯严重的错误，甚至堕落成严重的腐败分子?原因完全在理想信念方面吗?不完全。

       格调与品位，不属于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的范畴，也是难以为制度所规定和约束。格调与品位，属于个体的心理倾向与偏好的范畴。但古今中外大量事实表明，格调与品位对于人的社会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掌握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的政治精英、干部官员来说，格调与品位会间接地影响他们的从政行为和道德水平。我们的干部仅有政治理想与抱负，仅有工作能力，而缺乏高雅的志趣，是不全面的，其政治思想甚至可能是不巩固、不牢靠的。

       格调和品位是一种心理和行为的取向。这种心理与行为取向可以承载人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实现。干部官员是社会的政治精英，一方面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担负巨大的社会责任，心理张力大，压力也大。干部官员与任何一个普通社会成员一样，在心理上要有价值实现、价值满足的渠道。因为是干部，因为掌握公共权力，一旦其价值实现和满足趋向于官阶或财富，就自然会将其导向腐败。这样，就出现了干部官员群体，即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掌握权力的特殊社会群体的价值引导问题。也就是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精英群体必须设置区别一般社会群体的特殊价值导向，即具有非物质的、超越性的价值导向。这样的导向要在日常生活中，在个体的心理、行为层面上存在。

       过去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对于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十分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廉政制度建设十分重视。但干部个体的心理倾向、行为偏好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发现不少思想认知水平高、工作积极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干部，个人的内心世界十分空虚，格调低下，品位不高。其中不少人，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随着阅历的丰富、成绩的取得和地位的上升，却变得日益粗俗娇纵，与其表面的、正面的公共形象有天壤之别。近年来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出现这样的现象，不能简单归于干部骄傲自满，放松思想改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确的思想与高雅的格调，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保障的两个重要的观念与心理系统。

       从历史上看，培育政治精英的格调与品位问题早已经被以往社会的统治阶级所发现，并形成一套系统的实践体系。比如: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中就形成了独特的“士”文化。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重要阶层的“士”，通晓经典，擅长诗词歌赋，有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士人久处其中，受其熏陶，培养出了反映士大夫维护封建秩序的群体意识——家国情怀，培养出了有利于树立统治威望的儒雅风度。西方资产阶级在长期统治实践中也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英文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精英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于各种体育、文艺、文化活动，野蛮其体魄，修炼其心身，高雅其志趣，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绅士文化”、“俱乐部文化”。资产阶级的这些精英文化，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群体意识，保持生活优裕的统治阶级成员的活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的干部除了工作，大多没有什么象样的业余爱好，长期紧张繁重的工作造成难以排遣的压力，久而久之，一些人形成一些不好的习惯和偏好。有的干部沉溺于觥筹交错，酒后无德；有的疏于学习，思想空洞、语言乏味；有的一得空闲，便打牌、筑城，百无聊赖；还有的追求浮华，以奢侈为品位，庸俗不堪。这样的情况，一来有损党的形象，二来无益于干部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格调低俗也日益成为一些干部思想滑坡、行为堕落的诱因。因此，提高广大干部的格调品位势在必行。要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休闲方式，倡导干部通过读书学习、体育锻炼、欣赏和修习高雅艺术、参与公益活动等充实业余生活，陶冶情操，逐步形成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积极健康、清正廉洁的文化氛围，逐渐培育出广大干部健康高雅的格调品位。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

       (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1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