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要热爱和敬畏的，应当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驱战士，他们同我们的“血缘”最近，关系最亲，是我们的直接前辈。然而，直到现在仍然有些人用冷淡的态度对待他们，以求“真相”为名，以异样的眼光挑剔他们的一切，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他们头上，朝他们身上泼脏水。从现在我们的报刊上，也经常能够见到这样的文章资料。

       首先是针对鲁迅先生，他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驱。也正是这一点，招致了不少的误解和贬抑。例如，有人征引钱玄同的观点，号称要给鲁迅先生“点穴”，污蔑鲁迅有“三道疤痕”，“第一道疤痕是多疑；第二道疤痕是轻信；第三道疤痕是迁怒”。这里首先要弄清楚，这是不是事实，鲁迅先生是否多疑、轻信和迁怒？即使有，但那只是对某些少数人，偶尔为之；还是对于许多人，经常发作？从当时人们大量的著作和回忆里，我们看到的鲁迅先生亲切和善，尤其是对待青年，经常爱护有加，热诚相助。在他的那篇《一件小事》里，也反映出他对于下层人民的尊重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深刻反省。他只是对于少数人，像后来的钱玄同那样，“胖滑有加，唠叨如故”、“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才冷淡待之，“时光可惜，默不与谈”。绝不苟且，不会随着“人情”去迎合敷衍，这正是鲁迅先生最宝贵的“率真”处，我们绝对不能拿钱玄同的个人感受来扩大渲染，判定鲁迅先生的是非。再有，即使鲁迅先生有时待人严肃、冷峻(但决不是多疑、轻信和迁怒)，例如和顾颉刚打过笔墨官司，尖锐地批判过许多人，却也不是毫无来由，更没有掺杂个人恩怨，丝毫无损于先生的伟大人格。“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才是鲁迅先生形象的正确写照。

       还有些文章把鲁迅先生从1912年到1926年在民国教育部任佥事即科长的境遇，写成很想升迁却又一直官场失意的小官僚经历。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还是比较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只是因为“他(指鲁迅)当时还是无名小辈，学术和文学造诣还未达到成名成家的地步”，“学历不过硬，专业也不对口”，而他又“不懂民国官场游戏规则”、“仪表邋遢”、“反感官场应酬，缺少耐性和大局意识”，所以才没有升上去。这种理解简直荒唐得可笑。谁都知道，1912年到1926年，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时期，也是鲁迅先生发生思想巨变的时期。在民国之初，蔡元培先生组建和主持教育部时，鲁迅先生确实曾在那里为中国教育事业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益的事。当后来袁世凯窃权，蔡先生离部之后，鲁迅先生和其他许多教育部的同事，早已看穿北洋政府的面目，与他们离心离德，哪里还想在那里升什么官？以蓬间雀之心窥测鲲鹏之志，实在庸俗无聊之至。

       更离奇的是，有人要为北洋军阀时期为虎作伥的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翻案。他们颂扬她在1938年的苏州日占区坚持办学，痛斥日军奸淫掳掠违反国际公法等等“英雄行为”，又公然同情她在“三一八”时的作为，说什么她当年“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糟”，由此更引申出对于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的批判。作者叹息“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致使人们忽略了杨荫榆在抗战时期的“壮烈义举”，让她“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这真是匪夷所思，杨荫榆后期的爱国，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当年她思想反动，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之时，她认为中山先生提倡“共产共妻”，诬蔑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禁止学生参加排队接灵及团体公祭，不准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三一八”前后，她确实敌视革命群众，镇压学生运动，引军警及打手入校，雇佣流氓女丐，揪殴和痛打学生，这个案是翻不了的。这个事实也不能因为她的后期有所进步而改变，鲁迅先生当年对她的批判完全是必要的、正义的。怎么能够因为杨荫榆的后期表现，而去责怪当年鲁迅先生对她的批判呢！

       再有就是对于郭沫若，这位继鲁迅以后中国先进文化的又一面光辉旗帜。我们不能忘记，正是他在1927年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之时，毅然拒绝了蒋的高官厚币之利诱，并且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不得已流亡日本，在政治高压和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勇敢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为中国革命寻找道路，写出了许多不朽的巨著，为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近年来有些文章却无视这一切，说什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意识到中研院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出土的甲骨文拓片，并把郭老写成一个不守学术研究规范、见利忘义的“小人”。事实是郭沫若当年在日本期间一直坚守着革命者的气节。当1930年郭将自己的《甲骨文释》全部(前后二册)寄给容庚之后，傅斯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学术成就，曾经答应可以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上分期发表，然后出单行本，而且稿费从优，只是郭沫若要更名改姓。郭沫若马上拒绝，说“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显示出一名革命战士的骨气。至于傅斯年和李济、董作宾等人，如何“甘冒通共敌的政治风险”，把他们“中研院”史语所新发掘的“新获卜辞”寄给郭沫若，而郭沫若却“不讲信义”，未经他们同意就把“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中，致使傅斯年“暴跳如雷”等问题，首先要说说，郭沫若有无权利利用这些地下出土的文物。应该说地下出土的文物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学术公器”，谁都可以运用这些资料，并不是某些人的创造发明，属于他们可以得而私之的财产，利用最新的发掘资料进行学术研究，是最先进、最勇敢的，也最应当支持赞赏的学术研究活动，有何违规可言？何况郭老早已从朋友寄来的资料中，见到“中研院”史语所学者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董已用过、发表过，郭沫若又为什么不能引用？至于傅斯年与郭老的多年“结怨”，除了他的心胸狭隘之外，关键是他在政治上一直投靠和崇敬蒋介石，而郭却甘冒杀头危险革命反蒋，冰炭不能并容一炉。即使单纯从历史学者的角度看，不论是“史德”、“史识”，傅与郭都不在一个水平上，难以同日而语。用傅斯年之“结怨”来否定郭沫若，实在是荒唐之极。

       究竟怎样对待我们的那些先进文化战士？是以历代某些文人的轻狂态度，以“揭秘”和“求真相”为名，指手画脚地任意挑剔，吹毛求疵，甚至罔顾历史事实，处心积虑地挑毛病、找缺点，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还是俯下身来，以敬畏的态度，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们在那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艰苦奋斗，学习他们的战斗勇气和过人智慧，尊重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时时对照自身的不足，努力向他们学习？这里不但反映了不同人的不同价值观，而且也表现出个人人格和品德，它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自己灵魂的清浊与美丑；其结果也必然迥然不同：敬畏和尊重先进文化战士的，带来的是灵魂的提升和业务上的不断进步，而那些藐视和诋毁先进文化战士的，则会把自己引向平庸和堕落。

       (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前会长、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摘自2015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