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入党？这是一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或世界处于二元对峙的状态下，消灭剥削需要流血牺牲，这时把入党的目的变得清晰而又简单。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会形成和强化信仰。当世界成为“命运共同体”，中国“不输出革命”，并且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那么以革命达成终极目的的路径开始变化。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都极重视路径。六祖慧能一句“迷者师度，悟者自度”将佛教推向繁荣，马丁·路德也因提出信徒可以直面上帝而不必通过神父，而把基督教新教推向辉煌。在新的政治生态下，共产主义的路径需要我们寻找，过程中会有人迷茫。

       太多的新情况新问题让人产生失焦、失距感。入党与利益有直接关系。有关系并不可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处理好利益关系，换言之，我们是否通过入党确立起正确的利益观和价值观。根本而言，党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需要明确利益关系，有利益就需要解决利益观和价值观，这是人生选择、社会选择的前提。如果不能确立起正确的利益观，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结果很可能是把党赋予的权力作为攫取私利的手段，周永康、徐才厚就是例证。

       价值观与利益观紧密相联，但各有侧重，利益观更多影响着利益取舍，价值观影响着价值追求与精神目标。当自然的人进化为社会的人以后，社会价值实现与精神归宿就突出出来。为了解决该问题，西方人选择了宗教信仰，美国总统上任时是手按《圣经》，宣誓效忠宪法，他们还在每一张美元上印有“我们信靠上帝”。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与革命理论的双重作用，我们的价值实现与精神追求都不可能从宗教信仰中获得，甚至不能直接从儒家伦理和“五伦”道德中获得，这就需要找到其他路径，否则必因为虚无而发生蜕变。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是绝对价值的丧失，要避免绝对价值的丧失，就必须寻找和创造意义与价值。

       我们也在探究，思想家在探究，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这种探究的产物，至于肩负精神引领作用的领袖更是努力去探究。习近平曾经提出“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这显然并不仅限于学习先进典型，而是引导我们思考一些终极命题：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什么是价值和如何实现价值，何为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既然我们像西方人那样到宗教世界寻找出路，就只能选择共产主义世界，这就是我们选择入党，争取在这一先进的政治组织中接受精神洗礼的重要原因。

       我们为什么一定选择到组织中来修养精神境界，寻找价值实现呢？因为只有组织才让人产生归属感，再者组织还能更有力地影响和规范人的行为。比如，军队天生属于牺牲的集团，正所谓面临生命威胁，法赋予所有社会成员以紧急避险的权利，唯有军人没有这个权利，在面对死亡之时，只要任务需要，只要命令下达，就必须扑向死亡，其中既有道德引领，也有法的严肃性。将这一特征延伸到党的组织，就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就是承担更多的牺牲奉献。当我们真正观念上接受了这些规范和要求，精神境界必然升华，人生因此变得有意义。强大的力量因此激发出来。

       最后，笔者还想强调的是，入党只是人生的新起点而非终点，只有不断修养才能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这是一生的修养过程。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摘自宣讲家网)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