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
《红旗文摘》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具有了实质性的外在影响力。不管中国国内发生什么,都会对外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中国近年来把让世界读懂中国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近年来,在解读中国方面,人们不难观察到几种情况。
其一,“中国模式”的争论误入歧途。前些年,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创始了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但这个可以成为“读懂中国”突破口的研究项目很快就演变成为左、右派之间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人们的焦点不是解释“中国模式”本身,而是论说中西方模式的好坏。但争论不仅没有人真正努力去研究中国模式到底是如何的,反而在国内制造了社会层面的高度分歧。很简单,盲目崇拜西方或者盲目崇拜自己,都不是在“解读中国”,而是在“误导中国”。在国际层面,这场争论不仅没有促成告诉西方中国模式到底是怎样的;相反,正如西方用意识形态看中国,中国也似乎用意识形态看西方。这就造成了一些人所说的“互相忽悠”的状况。
其二,“中国特色”神秘化。如果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发生在社会层面,那么代表官方话语的“中国特色”同样解读不了中国。“中国特色”的概念已经确立多年,但人们从来就没有对此有过任何科学的解释。实际上,每当一种现象解释不了的时候,人们便拿“中国特色”来解释,但这个“特色”又是什么呢?人们并没有把此说清楚。这样,“中国特色”经常被神秘化。说到底,很难用“中国特色”来说清楚中国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自己的特色呢!如果“中国特色”不能去除神秘化,那么就很难让世界来理解中国。
其三,借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很多人意识到,为了向西方解释中国,不得不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用西方的概念例如市场经济、经济自由、市民社会、法治、政党等来解释自己的。但基于西方话语之上的“解读中国”并不能使得西方真正理解中国,因为所有这些方面中西方之间只有相似的表象,而没有实质性的类似性。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很难有效应用到中国经验。概括地说,对中国来说,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关键在于首先理解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之上,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建设自己的社会科学和话语体系,中国责无旁贷,因为这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世界。
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下大力气培养一批既了解西方社会科学和在此基础上的话语体系,更了解中国发展情况的人才。这样既可以避免自说自话,也可以避免借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解释自己。
现在的情况是,尽管很多人都想建立自己的话语,但大都是自说自话,人家根本听不懂;而那些借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的,西方也不相信,因为中西方经验存在着如此的不同。尽管培养这样一批人才是政治任务,但是这批人才并不能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质。从意识形态出发只会对事物做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而不能把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社会事物”来进行科学的解释。因此,所需要培养的是一批社会科学家,他们能够客观独立地来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建立在中国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及中国话语。可以想见,这是一个长远的任务,但对一个崛起中的、对世界事务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件不得不做的大事情。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2015年12月9日《联合早报》)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其一,“中国模式”的争论误入歧途。前些年,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创始了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但这个可以成为“读懂中国”突破口的研究项目很快就演变成为左、右派之间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人们的焦点不是解释“中国模式”本身,而是论说中西方模式的好坏。但争论不仅没有人真正努力去研究中国模式到底是如何的,反而在国内制造了社会层面的高度分歧。很简单,盲目崇拜西方或者盲目崇拜自己,都不是在“解读中国”,而是在“误导中国”。在国际层面,这场争论不仅没有促成告诉西方中国模式到底是怎样的;相反,正如西方用意识形态看中国,中国也似乎用意识形态看西方。这就造成了一些人所说的“互相忽悠”的状况。
其二,“中国特色”神秘化。如果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发生在社会层面,那么代表官方话语的“中国特色”同样解读不了中国。“中国特色”的概念已经确立多年,但人们从来就没有对此有过任何科学的解释。实际上,每当一种现象解释不了的时候,人们便拿“中国特色”来解释,但这个“特色”又是什么呢?人们并没有把此说清楚。这样,“中国特色”经常被神秘化。说到底,很难用“中国特色”来说清楚中国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自己的特色呢!如果“中国特色”不能去除神秘化,那么就很难让世界来理解中国。
其三,借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很多人意识到,为了向西方解释中国,不得不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用西方的概念例如市场经济、经济自由、市民社会、法治、政党等来解释自己的。但基于西方话语之上的“解读中国”并不能使得西方真正理解中国,因为所有这些方面中西方之间只有相似的表象,而没有实质性的类似性。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很难有效应用到中国经验。概括地说,对中国来说,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关键在于首先理解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之上,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建设自己的社会科学和话语体系,中国责无旁贷,因为这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世界。
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下大力气培养一批既了解西方社会科学和在此基础上的话语体系,更了解中国发展情况的人才。这样既可以避免自说自话,也可以避免借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解释自己。
现在的情况是,尽管很多人都想建立自己的话语,但大都是自说自话,人家根本听不懂;而那些借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的,西方也不相信,因为中西方经验存在着如此的不同。尽管培养这样一批人才是政治任务,但是这批人才并不能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质。从意识形态出发只会对事物做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而不能把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社会事物”来进行科学的解释。因此,所需要培养的是一批社会科学家,他们能够客观独立地来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建立在中国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及中国话语。可以想见,这是一个长远的任务,但对一个崛起中的、对世界事务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件不得不做的大事情。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2015年12月9日《联合早报》)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责任人编辑: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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