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系统性总结。在不同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下，新闻传播既遵循一般规律，也具有特殊规律，从而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形成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闻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不仅难以满足适应时代、指导实践的需要，而且也成为西方指责和攻击我国新闻传播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口实。因此，迫切需要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规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新闻传播理论也不例外。新闻传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同样永无止境。在我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推进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产生，逐步发展形成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系统梳理近百年来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虽然理论的具体划分和表述不尽相同，总体上讲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两大体系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空前成功，有必要增强理论自信，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提出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填补社会主义新闻传播最新理论的空白。这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建设的贡献。

       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的需要。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坚持党报理论和党性原则。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坚定信念，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作用，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中国是迅速崛起的大国，大国新闻引人关注，迅速崛起风险挑战增多，需要深刻了解和掌控新闻事件背后的新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许多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媒体引导好舆论，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中国是深刻变革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引领社会思潮，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方向，努力形成最大凝聚力。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需要新闻传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宣传和促进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扶持政策，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需要新闻传播讲清楚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精神基因，让世界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中国的国情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生动实践，必然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应对传媒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变革的需要。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裂变式发展，推动媒体格局深刻调整和传播秩序全面重构。以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普及运用，催生了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传播主体正在由媒体机构的专业化传播向人人参与的公众化传播转变，传播机制正在从党政主导的单向传播向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向传播转变，传播范围正在由局部区域性传播向更大时空范围传播转变。在国内，网上舆论生成明显提速，特别是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网络已经成为主要的议程设置者。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新闻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需要重视网络传播和管理规律研究，适应新闻传播的时代要求。

       有效解决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需要。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理论研究滞后于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是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材更为滞后，缺乏能够将现有几本教材打通，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新闻学、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为手段，结合中国优秀传统传播文化，系统研究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教材。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亟待提高，媒体总体实力和话语权不强。人才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需要加强，等等。及时解答实践和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用新的理论成果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主要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来源，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内外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成果。五个方面各有其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解决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和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是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解决认识来源和动力机制问题，是实践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行为理念和价值取向问题，是文化基础；国内外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成果解决一般规律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建构，是有益借鉴。这五个方面密切相关、相互贯通、共同作用，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大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理论基础。在理论主题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所要研究和解决的主题主线。在理论精髓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起点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精髓。在理论核心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解决了“为了谁”的问题，逐步培育和形成的“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目标、标准、动力等问题。这些都是新闻传播的内在追求和价值取向。在理论基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说过头话，不办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情。各行各业是如此，新闻传播领域和新闻传播理论亦如此。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与党的整个事业同步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不止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也随之不断汲取丰富营养、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是不断充实完善、创新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创立者和奠基人，对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性质、报刊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与方法，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对党报与党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形成发展了以“政治家办报”为核心的新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鲜明提出把“两个巩固”作为根本任务，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是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得出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成果。注重从宣传教育到宣传教育与信息服务的并重，从宣传灌输到以正面宣传为主与舆论监督的并重，推动从偏重对内传播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大局的转变，从国内到国际、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新闻传播职责任务由维护安定团结发展到提高舆论引导和国际传播能力。坚持从主要重视事业性质的宣传阵地建设到既突出宣传阵地建设，又注重传媒产业发展相结合，从主要靠改革动力到靠改革动力与创新活力相结合，从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到依法依规管理与遵循规律相结合，新闻传播事业管理由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跨越到增强价值引领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提出的实践土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基础。5000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久弥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闻传播的意识理念、内容导向、手段方法。意识理念方面，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担当精神，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等，影响着新闻传播的价值观，反映在理念上更加重视大局和长远、在视角上更能看到事物光明和积极面，在方式上更加注重辨证施策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内容导向方面，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诚的哲学、言责观念以及义利观，给予新闻传播有益启示。尤其有关人性的论述和引导向善的价值取向，有助于现代新闻传播及其从业人员正确把握人性，在传播中摒弃泛性的倾向和片面追求刺激人的低级欲望等做法。手段方法方面，中国古代儒家的乐学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古人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思想，与现代传播思想相融通。知今当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文化渊源和重要思想构成，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运用的文化因子和精神纽带。

       国内外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成果是有益借鉴。国际上，20世纪以来，西方新闻学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与新闻传播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闻观念。在国内，新闻学研究从上世纪初就开始起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新闻学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研究进入历史上最为兴旺的时期，在历史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传播学自改革开放引入后，特别是1997年被确立为一级学科后，传播学者在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新媒介传播以及国家形象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素养等问题研究上，形成了丰硕成果。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并探求在研究中体现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框架内容

       根据新闻传播的基本要素构成，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和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框架至少包括以下六方面研究对象，每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动态开放。

       新闻传播本质与作用。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观能动反映，新闻传播既具有事实性本源属性，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体现着客观性基础上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表现为特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反映一定政治集团的思想和意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与我们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新闻媒体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发挥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新闻传播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提高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自觉意识。

       新闻传播制度与控制。新闻传播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的，政治体制决定新闻传播体制。我国新闻传播制度与控制方式具有自己的特点。要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灵魂和基石。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新闻传播工作的指导，在政治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组织上坚持党对各级新闻机构的领导，决不能有丝毫含糊、偏离和动摇。要强化媒体的社会责任。我国对新闻传播事业主要实行公有制，正确处理义与利、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关系，承担坚守理想、推动改革发展的责任，传播信息、通达社情民意的责任，引领担当、践行核心价值的责任。要发展人民享有的新闻出版自由。国家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和新闻从业人员言论自由权利，强调充分自由与正确导向的统一，坚持民主和法制、自由和纪律的统一，防止滥用新闻自由。

       新闻传播内容与导向。新闻传播内容信息具有时效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反常性的特点，在选择取舍和加工传播过程中，无不表明“把关人”的立场、观点和倾向。在我国，新闻传播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来把关把度。要注重新闻真实性。把真实作为新闻传播的生命，始终坚持事实真实、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的辩证统一，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和发表评论，通过事实本身的力量来说服人引导人。要以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突出正面的内容，保证正面的效果，加强主题宣传，发挥典型示范效应，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要加强和改进舆论引导。深入研究把握新形势下各种受众群体的接受习惯和心理特点，把党、政府所倡导的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做好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做好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舆论引导，做好网上舆论引导和斗争，确保整体舆论保持正向、纠正偏向。

       新闻传播手段与功能。在我国，新闻传播发挥着“六大作用”，即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一是推动主流媒体巩固壮大、引领舆论。主流媒体作为我们党的新闻主阵地，要提升核心竞争力，深化内部体制机制改革，推进转型发展，不断增强新闻传播的导向性、权威性。二是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媒介融合是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媒介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一批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三是促进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互动联动、同频共振。要积极推动政务和信息公开，实行主流媒体和社会媒体一体化管理，力求两个舆论场更加统一和协调。

       新闻传播对象与需求。新闻传播的制度构建、内容生产和渠道整合，其目的都是为了将新闻信息迅捷有效地传播给受众。在我国，新闻传播以传者为本位，但要研究受众心理，在坚守社会责任、对受众进行舆论引导的同时，满足受众需求。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理念，为了人民、服务人民是新闻传播的本质所在，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进一步挖掘新闻内涵，下移报道视角，关切群众需求，在贴近中增强新闻传播的指导性、权威性、新闻性。要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这是新闻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突出中国特色、国际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好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和用好我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新闻传播艺术与效果。传播效果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目的和落脚点，实现新闻传播效果，需要一定的新闻传播艺术和技巧。在我国，要求新闻传播既遵循规律，又讲求艺术。一是推进新闻传播理念和工作创新，加强实践总结，探索揭示新形势下的新发现、新规律，用以取得更好的新闻传播效果。二是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拓展“走转改”的载体平台，丰富“短实新”的表达方式，实现新闻传播效果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三是准确把握时、度、效。时、度、效属于新闻传播基本要素范畴，是实现新闻传播工作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效结合的必由之路。要抢占时机制高点、议题制高点、道义制高点，牢牢掌握新闻传播话语权。

       (作者为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摘自《学术界》2015年第9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