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分歧治理谋划国际关系的新准则

　　大国关系历来是关乎国际关系稳定与否的压舱石。当前国际关系出现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和特点。世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表明，每当国际关系史处于转折的关口，大国关系的形态都会对历史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大国关系处理好了，国际关系就不会出现大的震荡和动荡，世界和平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中国自身就是一个世界大国，并且是一个新型世界大国，因此，中国如何解决好大国关系治理问题，与其他大国一起为国际关系搭建一个新型大国关系治理框架，共同带动国际关系走出西方世界内部国际关系史中频繁出现的大国政治悲剧的历史宿命论怪圈，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新的世界历史时期各国共同探索关系人类和平的重大命题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外工作中围绕大国关系治理相关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观点，在总结大国关系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大国关系发展规律之基础上，对新时期大国关系的规范和治理提出了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型新兴大国在大国关系治理问题上的负责任态度。

　　要遵循基本的世界历史观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观察世界大局大势。大国关系治理也需要树立正确的世界历史观，遵循世界历史规律。对于当前来说，大国之间迫切需要巩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形成的统一历史观。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是人类的灾难，是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大国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统一的认识，不应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就此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是有教训的，当时，正是由于英法两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纵容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欲望，最终给世界和平带来灾难。

　　世界历史反复证明，光明在黑暗面前稍有犹豫，或后退一步，黑暗就会乘机得寸进尺。近些年来，在重返亚太战略鼓动下，美国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认识上，日本又不断挑战亚洲国家的历史底线。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清醒地给予评估，那么在将来，日本很可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负资产。

　　世界历史也反复证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当处理世界历史根本问题时，如果在立场上站错了队，在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上出现误判，导致逆流而行，最终就会伤及自身和他人。也正因此，两年多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反复强调世界历史观问题的重要性，以此作为发展大国关系之镜鉴，防止大国关系脱离历史发展之正义轨道。

　　要鼓励互尊互重、互学互鉴的共生思维

　　由于大国往往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明，因而都有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但如果每个大国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他国，视其为国际社会的唯一价值标准，借价值观外交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大国之间必然出现不和。大国关系在价值体系上的这个基本面，决定了治理大国关系不能抱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更不能抱有“道不同，则干之”的态度，而应要有“道不同，可相为谋”的气度，相互尊重，在包容差异的基础上积累合作成果。

　　习近平大国关系治理思想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坚持的大国外交不以意识形态来划线的基本方针，在此基础上，多次进一步阐明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之间要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的立场。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为此，在思路上，大国之间应彼此尊重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和基于国情、历史形成的政治制度，不相互贬低，不相互否定，同时在处理国际问题上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循着共商、共建、共赢、共生的原则解决国际难题。减少意识形态因素对大国关系治理的影响，并不是说大国不应重视国内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建设。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不重视国内意识形态的建设，并且大国在国内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建设，是其内政主权，但是，应反对一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强加他国，这不利于大国间的和平共处。

　　要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主持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关于和平发展道路的集体学习中，以及在国外出访的多次演讲中，习近平反复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提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也应该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走不通的，更多国家共同来走，才能壮大制约战争的综合力量，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行稳致远。在大国关系治理中，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应该成为对某一个大国的单方面约束，而是要成为所有大国的共同自我约束。

　　要坚持不对抗不冲突的结伴不结盟原则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及到大国关系治理上，就是大国不能建立针对其他大国的军事结盟体系，以免陷入对抗性的安全怪圈中。结盟对抗祸害无穷，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最后也砸了自己的脚。在论述安全问题时，习近平曾引用了哈萨克斯坦的谚语“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形象地说明了大国相互之间持有对抗思维的危害性。

　　冷战留给国际政治的教训是结盟对抗害人害己，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内部纷争不断，也与军事结盟文化的盛行有很大关系。历史上，但凡一个多极世界被军事结盟政治所绑架，最终必然演化为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悲剧，严重威胁国际和平，这是西方国际关系史的悲剧和悲哀。客观地说，当前国际关系中仍然存在军事结盟体系，中国并不反对一些国家由于历史因素所形成的军事结盟体系，但是，中国反对这类军事结盟体系的强化，以及直接或间接地针对第三方，把一个第三方作为假想敌。如何避免结盟对抗，确实是当今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责任所在。实际上，军事结盟体系正日益成为个别大国沉重的国际国内包袱。中国为这一问题提出的出路，是走不对抗不冲突的结伴不结盟道路。

　　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互联互通机制

　　愚者求异，智者求同，仁者求通。大国之间在任何问题上都完全相同，不符合客观实际，所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是，大国之间如果总是找彼此之间的不同，或者夸大不同和放大分歧，合作就会很困难，就更难有共赢的空间。为此，大国之间需要树立求通思维，聚同化异，扩大合作的交集面。

　　习近平在其他大国访问时，重视从彼此共通的角度阐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理念，在同俄罗斯阐述“一带一路”战略时，强调“一带一路”要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起来;在美国讲述中国梦时，指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相通的;在印度阐述和平思想时，强调中国墨家的“兼爱”思想与印度哲学中的“不害”思想是一致的。

　　大国之间的分歧和“不通”，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大国内政与外交之间。一些大国由于内部制度设计的原因，经常出现内政否决国际合作协议的现象，增加了大国关系治理的成本。弥合大国之间以及大国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分歧，就需要践行协商民主精神，加强沟通和商量，而不是夸大分歧和制造沟通的障碍，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互联互通机制。

　　十八大以来，中国巩固并发展了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从国家元首到政府要员之间的友好互动关系，促进了双边行政、立法、司法、地方、民间、人文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沟通，力图为大国关系治理提供坚实的内政和社会民意支持。

　　要构建大小国家平等互利的新型关系

　　评价一个大国实际承担的国际责任，透过其如何对待与中小国家的外交实践就能一目了然。传统大国关系治理模式中，中小国家往往成为不同大国的殖民地、“保护国”或者势力范围，大国肆意干涉中小国家内政，甚至公开颠覆中小国家合法政权，破坏了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原则。小国生活在一个由大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经常缺乏平等的被尊重感，这显然不是一种良好的国际关系。当然，中小国家也不要被大国所利用，轻率卷入大国之间的矛盾或者加入军事结盟体之中，成为他国的棋子。走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有利于中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探索在大小规模不等的国家之间形成新型国际关系，也是习近平大国关系治理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内涵。任何一个大国，如果失去了与中小国家相互依托的共生关系，必然独木难支，难成其大。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两年多来的大部分外交足迹，都遍布在中小国家，包括加勒比、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小岛国，他也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大小规模不等国家之间构建新型关系，对促进和巩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性。

　　构建大小国家平等互利的新型关系，一直是国际秩序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传统的大国关系治理模式并没有对此提供很好的经验和答案，维也纳秩序和雅尔塔体系以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牺牲弱小国家权益的方式求得大国之间的短暂均势，并不是大国关系治理的正道。良好的大国关系治理模式，除了有利于大国与大国之间关系的稳定，也应当致力于促进大小国家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的形成。

　　习近平关于大国关系治理的重要思想和论述，是习近平在对外工作中提出的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既有退回到历史上的冲突怪圈中的可能，也有通过合作迈上新的发展阶段的可能。为一个多极世界中的大国关系治理谋划规范和规则，探索大国关系的新型治理模式和途径，需要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面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大国关系治理模式，中国正在努力同一些大国共同开辟大国关系治理的一条新路，当然，这项任务不仅并没有完成，而且还会融入到国际秩序从转型走向定型的整个过程之中。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首席专家，批准号：11&ZD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