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引领人类文明的中国理念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与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交错交织。让阳光穿透迷雾阴霾，让世界实现共赢共享，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大国应有的担当。“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着力点之一就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担国际责任义务，扩大同各国利益汇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宏阔的世界视野和睿智的战略智慧，必将成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一面旗帜。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存在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源于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对全球化时代课题的积极回应。

       经济全球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诗性的语言描述了经济全球化的景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世界的发展催生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其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列宁曾经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经济全球化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大变革大调整，使得不同国家的利益交融点越来越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利益交融的生动描述，这就在某种程度以“利益共同体”的方式，促使各国必须以更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变化、更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类发展，把本国的发展放在世界格局中来思考，从本国与世界的密切互动中，从本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的有机联系中，深入探索人类共同命运。

       世界多极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条件。世界多极化是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必然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世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爆发，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期，突出表现在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一升一降”的态势，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整体实力相对下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实力相对上升，世界在多极化发展轨道上快速前进。这一变化，既要求发达国家必须用更加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把握时代脉搏，用互利共赢的新思维审视和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不能被动地适应世界的变化，更要主动地关注世界的可能走向，努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动世界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这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和心理条件。

       科技现代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人类发展的速度、模式与规模始终与科技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群的出现，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速度和方式的同时，也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一方面，它把或封闭或开放状态下的各个民族、国家发展中未曾遇到的重大崭新课题推到世人面前，迫切需要立足“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个客观事实作出理论性、系统性和创造性的回答，这就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无以回避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激发了各个民族的思想活力，拓宽了各个民族的视野，使得各个民族国家都自觉参与到自身未来发展与世界关系的理性思考中来，这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广泛的民众认同基础。

       风险挑战国际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现实动力。当今时代，是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愈加强劲的时代，也是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日益突出的发展鸿沟、阴魂不散的恐怖主义、时隐时现的粮食安全、网络安全以及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风险挑战，连同根深蒂固的霸凌主义、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构成了当今人类发展的“暗黑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前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也曾经说过：“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日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影响全人类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危险和挑战——战争、混乱、自我毁灭——的全球化，要求采取一种远远超出地方，甚至全国范围的国际政策。”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各国唯有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通力协作，才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全球化的积极回应，展望了人类发展的未来走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全球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就是主张国家之间要通过对话协商构建起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就是主张以对话的方式解决争端、以协商的方式化解分歧，实现世界普遍安全和国家共同安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就是主张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发展；“建设一个包容开放的世界”，就是主张对待不同文明，要有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始终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文明的差异性；“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就是主张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共同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反映了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描绘了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照亮了世界发展的正确航向。

       超越“泛道德主义”倾向明显的中国传统外交文化。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将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用道德价值评判取代现实功用评判，是古代中国人最常用的思维，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对于中国传统外交文化而言，就是在谋划外交战略时存在着重义轻利、重名轻实、重道轻器、重和轻争等倾向。辩证地看，这一倾向在塑造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崇尚和谐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使得中国古代外交战略始终处于被道德奴役的地位，缺乏健全的发展。基辛格曾经说过：“道德价值是绝对的，但应用道德的环境却天生并不完美。”当中国古代社会所推崇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外交理想，遭遇西方的坚船利炮时，中国传统外交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弊端也就一览无遗了。历史地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中国传统文化，但它绝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照搬，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历史超越。它吸收了古人“大同世界”的理想，但从不回避时代的呼声；它吸收了古人“协和万邦”的精神，但从不回避世界风险挑战的存在；它吸收了古人“德化天下”的胸怀，但从不回避对国家利益的坚决捍卫。这种着眼时代发展、响应世界呼声、直面现实难题的精神品格，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鲜明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实践性，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

       超越“西方中心论”色彩浓厚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建立，宣告现代形态国际关系的诞生。依托现代化的先发优势，西方国家不仅建立了自身主导的国际战略格局，也建立了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国际关系理念，“西方中心论”“种族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贯穿于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种理念背后，无不深藏着西方文明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优越感及其由此而来的霸权思维。但历史总是变动不居的。伴随着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国际战略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时期，一直占据世界舞台中央的西方文明及其价值理念，愈益显示出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在世界发展的新十字路口，人类在呼唤一种崭新的国际关系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其所主张建立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理念，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超越了强权政治和文明霸权主义的思路和选择。正如美国外交学者网的一篇评论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命运共同体”描述的是个相互合作的世界，一种取代西方模式的新型国际关系策略。它以双赢为前提，不是受零和思维支配的旧思维。

       超越“非世界历史性”特征突出的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观。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社会主义应该是世界历史性事业。“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从实践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应建立在世界性普遍联系和交往的基础之上，而任何试图在孤立、封闭状态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观念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是非世界历史性的。回顾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不难发现，20世纪社会主义的成功得益于人们对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社会的不懈追求，但又受挫于对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本质的漠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缓和，苏东国家本应实行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克服高度集中封闭带来的弊病，然而它们并没有抓住机遇，反而在以后的30多年中不断强化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体制机制，直至危机爆发。相对于“非世界历史性”特征突出的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中国改革开放所引发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着眼民族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不断增强的关联性，以宽阔的世界历史视野重新界定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并赋予了其崭新内涵，不仅给世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崭新方案，也给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合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之一，也为人类应对当前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科学方案。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世界大势，我们必须坚定理念自信，坚持合作共建，以自身实力的提升和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开花。

       坚定理念自信。梁启超曾提出，中国的发展要经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历史阶段。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之中国”，中国的国际角色已经从国际关系的旁观者、参与者转变为塑造者。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打破了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理念的西方化理解，为人类发展树立了新的坐标。也正因为此，习惯主导国际关系的西方社会对由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心存芥蒂，刻意歪曲，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认识，是理念自信和实践自觉的统一，它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因此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顺应时代潮流，回答时代问题，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着眼人类共同利益，描绘世界美好未来，因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正如英国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所言：“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7902次会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2017)号决议。中国理念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同，中国智慧日益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推动落地开花。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各种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理念创新意义，更具有实践创新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路要去走才能开辟通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着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不断扩大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重要平台。还需要进一步用世界更能理解的话语方式、更加实际可行的中国方案使这一理念在更宽阔的空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坚持合作共建。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日趋增多，但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从某种意义上，合作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种最基本方式，没有合作几乎就没有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合作进化史。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倡议者，无疑要承担着重大的主体责任。但也要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也是中国向全球提供的“公共物品”，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机制、平台，还是作为一种战略、机制、框架，都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和公共性。这就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坚持正确义利观，能够从世界历史、人类发展的高度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另一方面也期待其他国家能够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积极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来。

       提高自身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一种理念能否得到普遍认同，既取决于理念自身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也取决于提出者自身的综合国力。近代以来，西方价值观念之所以能够主导国际关系，根本的不在于它主张了什么、提倡了什么，而在于其所依托的强大的西方国家总体实力。从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及至今日的美国，虽然世界霸主的“接力棒”不断被更替，但国际力量的天平始终倾向于西方世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强调政治运筹、舆论宣传的重要作用，但绝对不能忽视国家综合国力的作用。在国际关系领域，政治运筹很重要，但说到底还是要看有没有实力、会不会运用实力。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做后盾，无论是世界经济、政治的博弈，还是价值观念的竞争，都将始终处于一个消极被动的地位。就此而言，不断地发展自己、不断地提高实力，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要求。

       （本文系国防大学国家发展战略教研室“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系列研究之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颜旭，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家发展战略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