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国古代海运事业的形成——《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六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发展与繁荣和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处于一种几乎同步的状态。我国古代在全球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大国角色，我国海运大体经历了在蒙昧中起步到古代海运事业的形成，在不断徘徊中得以快速发展，在繁荣昌盛之后逐步衰落。

       海运的蒙昧时期

       根据相关的远古神话和出土文物探析，旧石器时代晚期很可能是我国航海活动的萌芽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遗址中发现了很多海洋生物骨骼和贝壳，证明当时的人们曾和海洋有所接触。同时古籍《物原》中有载：“燧人氏以抛（葫芦）济水，伏羲氏始乘俘（筏）”，再次证明距今约1万多年之前我国原始祖先就已经初步探索过海洋，当时所使用的工具可能是用植物蔓茎所绑固的树干或竹子，从而进行短距离的漂浮。到了新石器时代，我国的祖先通过长期劳动得到的经验和生产创造技术的改进，制作出了我国最早的船舶暨独木舟，从而开启了古代早期的海上航行。

       （1）原始海上航行工具的产生与应用

       根据古代记载和人们推测，原始的浮水器具有葫芦、皮囊类、树干或苇草堆等。虽然这类工具不能被归类为水上航行工具或者是海上航行工具，但却为人类航海工具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经历了简易的浮水器具时代，原始人类发现树干或竹竿能够在水上漂浮，在不断地实验后，由最开始的一根树干或竹竿演绎成为数量较多的树干或竹竿捆绑在一起，最终发明了“浮筏”，最初的水上航行工具便因此而诞生了。作为人类航海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壮举，浮筏这类划撑工具的出现使得人类更好地在水上活动，能对更远的水域进行更广和更长时间的探索活动。

       经历了长时间的改进和旷日持久的辛苦劳作，人类终于迎来了“变乘浮以造舟楫”的时代，造出了最初的小船——独木舟。无论这“载体”是不是很简易，但是能为早期人类提供海上运输、作业的工具，它们也开启了我国古代海运史的“蒙昧时期”。

       （2）原始社会的海运“蒙昧时期”及滨海文化

       在人类探索海洋之初，是对一片完全未知的区域进行开发，由于生产力低下、航海器具简陋，所以人类只能在沿岸或者邻近岛屿的地方进行短途航海活动。同时，由于航行技能和相关知识匮乏，在那时简易的航海中，航海人员的航行是不会让视野离开陆地的。在我国一些石器时代的遗址之中发现了很多近海生物残骸的化石，证明了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同时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航行距离和航海技术。

       关于对黄海和日本海的远古航行探索，根据朝鲜半岛南端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我国在这片海域的探索航行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而对渤海海峡的远古探索航行，是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居民相互之间通过航海进行了文化上的交流。从东部沿海地区来看，当时跨区域性的航海活动不断进行，跨地区的文化交流伴随着航海活动进入了相互影响的阶段。这就是我国海运“蒙昧时期”的区域性或超区域性的原始航海活动。

       海运的起步时期

       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华夏大陆进入了夏、商、西周时代。丰富的劳动力使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各行各业蒸蒸日上，整体经济也趋向繁荣，而这也导致了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中国古代航海事业也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起步。

       （1）航海工具的巨大飞跃

       在我国进入奴隶制之后，相较于氏族社会，社会生产力极大提升，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同时，由于操作对象的复杂程度与技术条件的不同又进行了更加细微的分工，而且相互之间能够达到较大规模的协作。手工业的大力发展为我国早期水上运载工具的演变奠定了物质和技术的基础，使得“蒙昧时期”的独木舟、浮筏进化成为木帆船。

       木帆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进入了起步时期，也标志着我国的航海活动摆脱了盲目和被动的消极状态，已经进入了明确、主动的自觉状态。之后，风帆的出现改变了原始航海的动力，从最早的漂流动力和人工动力演变为自然风力，风帆作为古代航海活动中最主要的船舶驱动装置，对于我国古代海运事业十分重要。

       （2）航海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进步

       随着夏、商、西周时期的航海事业的发展，航海知识与航海技术也有所积累和发展，同时开始有相关的古代文字记载。在海上导航方面，相关技术在这一时期有所进步，出现了多种导航定位方式。在夏、商、西周时期的航海当中，以陆地为目标从而进行定位和定向仍然是最主要的方法。在当时还出现了早期的地图，根据《尚书·洛浩》中记载，周公在为洛阳城选址时，曾将所绘地图献给成王；在《周礼》中还曾提及由大司徒掌管“天下土地之图”。

       在天文定向技术方面，商朝先民已经能够通过观察太阳在白天运行时的相对方位来确定大概时辰。在白天的航行中，可以通过太阳方位来定向导航，在夜晚航行中，可以通过观测恒星（如北斗星）进行海上定向导航。

       在计时知识领域，一方面在夏朝就已经出现了“天干记日法”，以十天为一旬；在商朝时期，人们把“天干记日法”与“十二地支”相结合，便形成了“六十干支记日法”。另一方面，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挈壶氏挈壶……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的记载，证明“水漏计时器”在那时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在航海气象方面也有了初步发展。根据《殷墟卜辞》中的记载以及相关的研究，表明当时殷人的气象知识比较丰富。对于风的了解，他们懂得判断风向，并懂得用旗子来判断风的等级；对于天气的了解，能够对不同的天气情况进行多种划分。这些气象知识对当时航海而言都是有极大益处的。

       在船只操纵技术上，殷人已经了解了水流对航行的作用，并且在船只驱动技术方面，殷人发明了划桨、撑篙、牵引等方法，辅助风力对船只进行驱动。
       由此可以看出，在夏、商、西周时期，我国古代航海事业显然己经进入了“开创阶段”。无论是在船的制造，还是早期航海知识与技术的发现和积累上，都为此后古代海运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

       海运的形成时期

       在西周时期的尾声，奴隶制度由兴盛转为衰落，已呈崩毁之势，并逐渐进入了一个混乱且充满纷争的年代，即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在这个纷争时期，社会生产力在各国“耕战”的大方针之下依旧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铁器开始大规模地取代青铜器进入生产生活之中，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同时，生产关系产生了大变革，从夏商周的奴隶制关系，渐渐发展成为了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经营模式的封建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之下，中国古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因此促进了中国古代海运事业基本形成。

       （1）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航海活动

       公元前7世纪中期，齐国消灭了由莱夷族、东夷族等组成的莱国，齐桓公占据了山东半岛东部，成为东方霸主并继承了莱国的航海事业，成为能够直接掌控环山东半岛和渤海海域的海上强国。因此，齐国也被称为“海王之国”。在这一时期，齐国已经完全掌控了山东半岛沿海的航行权。

       吴国素有“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春秋大事表）之说，可见其航海事业已经深入其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海上军事力量也说明了吴国航海事业的发达。吴国所在地区是今长江下游以及沿海地区，定都于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吴县），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江南海上强国。

       越国与吴国相同，自古便习于航海，素来有“文身断发”之习俗。东汉人应劭曾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越王勾践曾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揖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这体现出越国造船业的发达以及航海术的高超。

       （2）沿海航路与大规模的海上运输

       在春秋战国时期，海上强国之间战争频繁，但也正是由于这些争霸斗争，使得沿海各区域以及通海江河各水段的航路更加通达。在当时已经被开通的航路中，有渤海与渤海海峡横渡的航路，环绕山东半岛的航路，由浙江沿海至山东半岛的航路，江浙闽粤之间的沿海航路以及江水、河水、济水、淮水、泅水各大川的航路和人工运河、太湖等航路。这些航路都是当时船只航行的主要航线。“沿于江海，达于淮泅”，证明一个江海相通的综合网状航线已形成。为了使航运事业发展得更加迅速，有些大国开始进行了航运管理和监督。在大规模的航运方面，有了通达航路作为保障，水上航运更加通畅。

       （3）远洋探索航行与海外贸易

       春秋战国时期，海上航行十分发达，而且此时的跨海航行和远洋探索也有了新的发展。经过长期的海上航行和经验积累，人们横渡台湾海峡的航行呈现出主动的态势。在航海能力上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春秋战国时的人们对于神秘莫测的大海充满了无限的幻想，当时，燕国与齐国东面的大海之中有神山仙岛的神话在社会中盛行，所以人们便展开了在海上寻找“三神山”的航海探索活动。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山东半岛以及黄海、渤海沿岸地区的居民对朝鲜半岛的航海地理位置就已经有所了解。据《山海经》记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在朝鲜半岛南部曾多次发现带有中国战国时期文物特色的铜铎、铜剑等文物，证明战国时期的航海者曾在朝鲜半岛南部登陆过。

       对于南海的航海活动，在此时期都是由我国东南沿海的越人来主导的。为了开展国家政治和外交活动，越国人经常在南海进行海上航行和海外贸易等活动。在楚国称霸之时，百越朝贡，所贡之物为“黄金、珠矶、犀象”等海外珍品，这也足以说明当时越地的海外贸易已经相当发达了。

       （4）航海知识与技术的发展

       在不断的航海探索之中，人们的航海地理知识在不断地增长，从最初的以海为世界的边际到目光伸向海外。在探索中，也不断有关于航海地理知识方面的书问世，如充满奇幻传说的《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解》以及较为写实的《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这些书都反映了人们的航海地理知识在探索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海洋气象知识主要表现为对风的认识。“八风”的概念在《吕氏春秋》中被提出：“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咫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与此同时，对于气象预测的知识也有所进展，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月离于毕，稗谤沱矣”。
       在海洋水文与天文知识方面，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潮汐运动的认识日趋明确，逐渐理解了潮汐、海洋与航海之间的密切关系。《禹贡》中记载：“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证明人们已经开始懂得利用潮汐进行航海。在这个时期，“二十八宿体系”已经形成，对于度量日、月运动的空间位置以及夜间航行定向做出很大贡献。

       在春秋战国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我国的海运事业不但没有被搁置，反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快速崛起，自此走上了强盛和繁荣的道路。（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