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新的理念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新理念引领新发展，要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

       城市发展理念应回归到“人”

       “提速新型城镇化，着力点和关键点都在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在论坛期间的“提速新型城镇化”分组会上表示，做好新型城镇化这篇大文章，核心和重点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创新城市发展理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也参与了本节讨论。他首先欣慰地表示，台下有如此多的参会者关注城镇化的话题，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这也说明了这一话题的重要性。“刚刚马云和扎克伯格的对话，使得这一会场人气爆棚。其实，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可能比他们更重要，因为城镇化除了他们的事儿外，还要管很多事情。”

       刘世锦进而在发言中总结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将会面临的三个重要趋势。一是农民进城。这是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故事，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举。但是，当前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农民进城的速度在放缓。据统计，去年全国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降至351万人。二是城市分化，一部分城市人口在减少，一部分城市人口在增加。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要去库存，房价较低，而一线城市房价在上升，部分甚至还在暴涨，其背后的推手是人口的流动。三是郊区化进程。在交通拥挤和环境问题突出的城市，如北京，据调查有相当一部分市民想离开闹市区。

       基于当前城镇化发展趋势，倪虹建议，城市发展理念应着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注重量变转向注重质升。过去，在生产力落后、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城市发展的重点曾更多地放在量的累积和速度的提升上，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选择。而当前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已不再是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优不优的问题，这就需要从质上实现飞跃，盘活存量，限制总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倪虹认为，如果城市发展的品质和质量跟不上，城市的吸引力就会大大减弱，影响城镇化进程。

       二是从注重红利转向保障福利。倪虹举例指出，目前有一部分农村转移人口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困境：就业的时候来到城市，失业的时候回去了；健康的时候来到城市，生病时又回去了；年轻的时候来到城市，老了又回去了。“这就等于把红利留给城市，把成本摊在了农村。”因而，需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红利和福利的关系，福利看起来是成本，实际上是潜在的红利，也只有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福利，才能够真正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否则城镇化不可持续，三农问题也不可能根本解决。

       三是从注重城市的竞争转向城市的竞合。“竞合不是不需要竞争，而是在竞争中有合作、在合作中求共赢，这是更高层次的竞争，是竞争的升级版。”倪虹指出，实现竞合一般有两条路径，可以通过深度的融合做大做强，也可以通过强强合作实现共赢。“实际上，城市群的发展就是竞合的体现。”不仅中心城市要发展，周边城市也要发展，也只有加快完善周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周边城市发展起来，才能够发挥中心城市的服务作用，使整个区域的人口、产业等资源合理流动，并通过优化配置，整合比较优势，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集聚效应。

       倪虹坦言，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绝非易事，其中涉及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层次调整。他强调，只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和把握城市规律，才能充分发挥城市“火车头”的作用，真正提速新型城镇化。

       作为城市政府代表的山东省青岛市市长张新起同样表示，“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是必要的。”他进而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细数曾经的一些规划故事，市长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而当经济好起来了，空气却恶化了，交通堵塞了，生活不方便了，大家才开始反思。“我觉得城市发展理念如今正在回归，并且我们也有资格、有能力回归到人的生活品质上来。”

       城市规划要更加明智、有远见

       新加坡“规划之父”、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主席刘太格参与了我国三十多个城市的规划工作。他表示，“在中国，人潮涌入城市的趋势很难抵挡，基于此，城镇化要加速推进。但我希望，在应付人潮的同时，尽量把工作做到快而不赶。”

       “中国没有借口做不好城市规划和建设。”刘太格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做城市规划的条件非常优越。”他对此解释道，一是政府力量大，二是政府有权力和条件将城区县统筹规划，制定系统化方案。三是土地国有且拥有丰富的资源。“既然具备了如此优越的条件，城市规划要更加明智化，一举一动都要经过思考，而不是拍脑袋作决定。”

       做好城市，落脚点就是做好“城市健康”。刘太格进一步表示，“城市规划者要秉持正确的价值观，规划时要有人文学者的心，要为土地、为人民建设；要有科学家的脑，把整个城市当作巨大的机器，将其合理地装配起来；要有艺术家的眼睛，将这部机器融合在土地上，用艺术家的眼睛和土地谈恋爱。”刘太格建言，希望中国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规划上，“城市健康了，城市就会变得更美”。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在发言中表示：“城镇化可以是灵丹妙药（miracle drug），也可能会是癌症。”他通过开飞机的例子，说明有计划地推进城镇化的模式，其成本将远低于没有计划的城镇化。 如果没有做好规划，城市就会无序地扩张。而要花钱解决这些由于缺少事先规划而产生的城市问题，其成本非常大。“中国可以成为城镇化规划的全球范例，但是需要知道如何把城镇化变成灵丹妙药。”保罗·罗默同样强调城市规划工作的关键作用。

       “如何保障事先的城市规划能够真正符合这个城市未来发展的需求？”本节讨论的主持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向与会嘉宾提问道。

       “我们在做城市规划时，要了解和抓准城市的基本问题。规划如果依据人的根本需求，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刘太格建议要做长期规划。他说，尽管我们看到当前的世界瞬息万变，但人的本性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人们对生活的根本需求不会改变。“因而不能找借口说，因为世界变化太快，就不能做长期规划。”

       保罗·罗默也建议要做长期的城市规划。“这样才能一直保持领先而不是落后的追赶，也会避免高成本的代价。”他进而举例，早在1811年，美国纽约就计划修建第五大道，经过几十年才最终建成。在做规划时，人们不知道汽车，甚至路上连自行车都没有几辆，但还是预留出相当大的公共空间，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决定。“在应对较大的人口流动问题时，应制定较为粗线条的规划，政府未来还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保罗·罗默建议道。

       “城市规划需要一体化、系统化的思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执行总监邱鼎财在“建设国际化宜居城市”分组会上发言时强调。他详细列举了新加坡运用一体化规划方案的相关经验。在过去几十年中，新加坡通过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开展水资源回收和污水处理以改善供水矛盾，目前已基本实现水资源自给自足。新加坡一方面运用海水淡化技术实现水的供给，另一方面建立雨水收集系统。据邱鼎财介绍，新加坡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包括市中心都具备吸收和储存雨水的能力。同时，他们注重水的再次利用和循环使用，将废水进行清洁和再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的不断拓展，城市的“智慧化”已成为城市规划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普华永道全球有限公司主席戴瑞礼提出，“智慧城市的设计和建设，可改善城市人口的生活，也是城镇化下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国也在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试点工作。他表示，下一代信息技术会让智慧城市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如物联网等一系列信息技术的发展，可将城市里的每个人连通起来，同时报告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的诸多数据可引入到服务中，如提供智能医疗、智能交通、智能环境服务等。

       中国城镇化要直面挑战，迎难而上

       中国的城镇化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每年新进入城市的人口达1400多万。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56%。

       尽管中国城镇化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依旧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建设国际化宜居城市”分组会上表示，当前可以明显感觉到，城镇基础设施供求的缺口还比较大。比如，中国大城市普遍存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小城市的硬化道路比重偏低，自来水和天然气普及率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引入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力度。王一鸣指出，这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弥补城镇基础设施的融资缺口，以及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我国PPP项目累计投资额低于巴西，在新兴经济体里并不领先。王一鸣提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对PPP项目有很高的积极性，但实际落地少。另外，PPP项目本应引入民营资本，而目前更多的是国有资本参与这种合作方式。社会资本的参与度为何较低？王一鸣分析认为，一是PPP项目融资成本通常较高，削减了社会资本积极性。二是作为全生命周期的项目，PPP项目会持续20年、30年甚至40年，投资者担心这期间由于政府换届导致曾经的合约失效。三是对于一些大型投资项目，尚缺乏有资质和投资能力的民营企业。此外，相关法律法规需完善，第三方中介机构专业水平也有待提升。

       对于如何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王一鸣建议，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给予灵活的激励政策；建立政府信用约束机制；提高地方政府的项目实施能力和专业能力，包括加强项目的筹划、监管和绩效评估等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创新金融服务，提供全周期的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和风险管理机制等。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面临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表示，中国的住房制度始于1980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任兴洲进一步表示，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地方配套资金缺口和中长期政府偿债压力不断增加，这可能是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拆迁难、成本高等问题日益突出，保障性住房后续运营管理体系及住房保障相关法律体系亟待完善。

       任兴洲建议，下一步，完善住房保障的思路就是坚持完善相关制度，根据地方实际确定建设指标，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进一步完善拆迁利益协调机制，加大对困难地区资金补助力度，完善政策性金融信贷制度等。

       任兴洲在发言中提到，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上都强调，未来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解决新市民和非户籍人口住房问题，提出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农村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享受必要的住房保障制度；同时，公租房逐步扩大到非户籍人口，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

       新市民如何融入城镇，做到“进得来”“留得住”，也同样得到其他与会嘉宾的广泛关注。白重恩建议，是否可考虑通过一定方式将进城农民在农村的资产变现盘活？对此，倪虹表示，土地改革是国家深化改革的重点，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相信这项研究定会以农民的利益为核心，助其在城市里更好地安居乐业。他介绍说，“此次住房制度改革，中央提出以满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为出发点，租售并举，也就是说，要通过金融等各种政策，帮助有能力的农民在城里买房；对于暂时无能力或意愿的农民，满足其租房需求，对于符合保障条件的，给予保障。”

       刘世锦也在发言中表示，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各种生产要素如土地、资金、人员等如何合理流动，是中国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在体制改革或政策调整方面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农业供给侧改革重在保护农民利益

       “中国有很好的城市风光，但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还有6亿多小农，也就是这些小鱼苗。”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分组会上发言时，一开始就作了这样一则比喻，“全球的农民都是小鱼，而中国的农民只是小鱼苗、小虾米”。

       “改革开放37年，特别是 2004年以来连续12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的农业面临很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在发言中直指我国农业发展的困局。他进一步表示，“未来五年是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重构中国农业政策体系的重要窗口期。”

       屈冬玉指出，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四化”的短板，需要新理念引领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农业竞争力。第一，要以产业发展为目标，创新农业管理体制机制。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引入农业，用现代理念引领农业。改革土地经营制度，必须确权到集体成员；把集体资产盘活；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第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一定要改善生产环境、调整结构，具体讲就是要减玉米，提升奶业，增加绿色食品和高质量的特色产品。至2015年年底，中国还有5500万贫困人口，不能让贫困人口掉队，这也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政治任务。第三，要化解资源约束的瓶颈，推动农产品绿色发展。第四，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将进口的节奏、数量和国内需求吻合起来。还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

       对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在发言中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改补贴为收入，把现在的补贴转换成收入给农民，让农民优化投入。第二，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农民之所以不愿放弃土地，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因而需要建立良好的土地市场制度，使用权可以进入市场，让市场确定规模，给农民提供保护。第三，扩大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仅要在农村扩大深度、广度，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也必须扩大深度、广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第四，要鼓励互惠贸易。保持贸易的畅通是防止粮食价格飙升的有效办法。第五，增加气候型、资源集约型农业资源的投资。

       新的五年规划期，中国农业的结构性改革到底如何推进？本节论坛主持人叶兴庆对发言嘉宾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一是要提高农业竞争力，通过土地流转、科技进步及对农民教育培训，增强生产环节的效率。二是在农业生产和食品供应环节，确保食品的质量安全。特别是龙头企业，要树立优质品牌，通过高质量保障体系取得消费者信任。三是改善环境，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点对于中国农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四是开拓视野，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世界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中确定中国农业发展的优先序，确定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新思路。

       农民的利益谁来保护？企业在整个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应发挥何种作用？作为国家农业食品龙头企业的中粮集团深知使命与责任。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在发言中表示，要在农业生产环节发挥引领作用，帮助和指导农民更好地生产，告知农民市场需求，为农民提供资金、市场，销售农民的产品。在食品生产环节，关注食品安全，最大程度保证下游产品的品质。在贸易加工和物流方面，对社会食品供应发挥良好的支撑作用。

       “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0亿，需要有充裕、安全、廉价的食品来满足需求，同时还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现代农业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美国玛氏公司董事长维多利亚·玛氏表示，“我们要吸引农户，让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让农户的子子孙孙都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粮食供应和食品供应。”她提出，需要关注农业生产绩效，提升单产，通过作物科学、农田管理等措施保证农田产出，保证农户有足够的经济收益，以此提升农业生产对农民的吸引力。

       邦吉公司首席执行官索恩·施罗德表示， 全球各地的农民通常面临着最为动荡和挑战的环境，得不到与其经营风险相匹配的报酬。他在发言中建议，“政府和产业界要支持农民成为优秀的管理者和决策者”。（记者 张菀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