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上的银本位制，尽管到近代这项制度已显得越来越落后，为此也付出了许多惨重代价，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到民国建立时中国还在“固守”着这项当时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淘汰了的制度。

　　金银之别

　　本位货币指一国货币制度所规定的标准货币，货币本位制指以何种货币作为本国的本位货币。从货币制度发展的历史看，本位制经历了金属本位和纸本位等阶段，金属本位又可分为铜本位、银本位、金银复本位、金本位等。

　　秦汉以后，中国历代的主币是铜钱，以银两、黄金为补充，可以视为铜本位制。明代中期以后银本位制逐步确立，银两成为主要货币，以铜钱为补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清。

　　清政府灭亡前曾搞过一些币制改革，咸丰朝发行过与银两等值的纸币宝钞，但那次币改的目的仅是为脆弱不堪的财政输血，是一次变相敛财，很快就失败了。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废两改元”，各地纷纷效仿，铸造了各式各样的银元，清政府后来也颁布过有关统一铸造银元和铜元的诏令，但这些改革都没有解决币制统一问题，也没有触及货币本位制度。

　　民国初年，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已五花八门，既有银两、铜钱、铁钱，还有银元、铜元、钞票，银元又有清政府发行的“龙洋”和从国外输入的“鹰洋”，钞票的种类更多，仅国外银行在中国发行的就有近20种，再加上钱庄、票号发行的银票、汇票，简直可以凑一座“货币博物馆”。

　　总体上说，此时的货币制度仍是银本位制，银两由于存在成色混乱、不易分割等原因，运用于日常流通多有不便，而且自近代以来金贵银贱成为大趋势，金银比价越拉越大，所以，早在19世纪初英国就开始实行金本位制，之后德国、比利时、荷兰、法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也先后采取了金本位制，俄国和日本在1897年、美国在1900年也相继实行了这种制度。

　　操弄“镑亏”

　　晚清时，中国社会各界逐渐形成共识，应尽快统一货币，结束币制上的混乱和落后局面，但一来晚清政权日渐式微，纵然有心却也无力做好这件事，二来国外金融势力并不希望中国建立起完整、先进的金融体系，对中国的金融建设多方阻挠，币制混乱和落后的状况始终难以改变，也因此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严重失衡，进口越来越多于出口，进口西方国家的商品必须按金本位结算，把铜钱、白银兑换成黄金再去交易，银价越来越低意味着进口同样的商品要花更多的钱。还有战争赔款，除《南京条约》规定以西班牙银元结算外，以后的不平等条约多规定以英镑等金本位货币结算，清政府不得不把白银兑换成黄金再去偿付。

　　比如《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列强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但同时又规定“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即赔款支付时要折合成黄金。按照当时金银比价的走势，金价持续在走强，其中1901年至1902年伦敦市场银价暴跌过23%，这样一来每年的赔款就会因为金价上涨而多付一笔钱。据《清季外交史料》，光绪二十八年(1902)3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朝廷上奏：“查定约时，每规银一两合英金三先令，今则日间增涨至三先令三便士零，先后相较，已增至二成有余。上半年还款，若照市价购金，所短不下二百数十万两。”

　　这类似于“汇率”波动，不仅有市场因素的波动，有时难免还会有人为的因素，每到规定的清政府支付赔款时间，列强就设法操纵外汇市场让银价突然大跌，待赔付完成后再行恢复，这样可以额外从清政府那里多得好处，清政府方面称之为“镑亏”。

　　光绪三十年(1904)“镑亏”一项高达千万两，这笔钱吓住了各省督抚，因为此前的战争赔款都由各省摊派解决，督抚们生怕“镑亏”也搞摊派，张之洞、袁世凯等抢先上奏，建议增加洋药税或开办印花税解决“镑亏”，但户部很快拿出办法，仍把这笔款项分摊到有关省份和海关。

　　难以追赶

　　吃了不少亏，大清国朝野上下很快看清了金本位优于银本位，按理说应该马上实施币制改革，起码不再吃制度的亏，但由于上面说的原因，直到清政府灭亡这个问题都没能解决。

　　清朝灭亡前夕，也有人提出过改革，就货币本位提出过三种设想：一是驻俄国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汪大燮等人提出实行金本位制，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提出继续实行银本位制，三是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建议实行金汇兑本位制。提这些主张并不是做理论争鸣，而都有现实的利益诉求，比如银本位虽然落后，但更适合地方督抚们抓财权，张之洞早就从西方引进了新式铸币机，用轧制法“批量”生产银元，自然不愿改变现状。最后督抚们的意见占了上风，1910年清政府进行了最后一次币制改革，颁布了《币制则例》，明确中国继续实行银本位制。

　　民国建立后，货币本位问题又被提出，南京临时政府搞币制改革，也有三个方案：一是孙中山提出的纸币方案，二是欧美银行团建议的金汇兑本位方案，三是梁启超等人提出的银本位方案，后因南京临时政府仓促结束，这些方案仅处于讨论阶段。

　　到北洋政府时期，又一次搞币制改革，多数人已认识到银本位制存在的各种弊端，主张立即改革货币本位，北洋政府成立了币制委员会，一年开了23次会，“所议问题分为两篇，上篇为本位问题，下篇为金汇兑本位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五种方案，除金银双本位、纸币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外，银本位仍然作为选项之一，其中币制委员会更倾向于金汇兑本位制。

　　金汇兑本位制又称“虚金本位制”，与普通金本位制不同，它发行纸币且不直接与黄金挂钩，而与另一个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一般在后者存放一笔外汇或黄金作为本币的平准基金，该制度有个好处，当本国的国际收支发生严重逆差时，可以先动用外汇储备，之后再使用黄金，增强本币的抗风险能力。

　　币制委员会认为“与其用银本位或金本位，不如用金汇兑本位”，如果采取这种制度，中国的货币本位不仅实现了追赶而且可以超越。但实行这种制度又有很多困难，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币制仍很混乱，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时实际上还处在铜本位阶段，距银本位都尚有距离，步子没法跨这么大，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梁士诒就持这种观点;另一方面，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前提是准备一笔巨额的黄金或外汇储备，当时北洋政府刚刚向外国银行团借了一大笔“善后借款”，再举债难度太大。

　　争论到最后，银本位制居然又成了唯一可能的选项，梁士诒等人认为银本位“虽然恶本位，犹胜于无本位”。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值20世纪初，发达国家都在开动印刷机印制与黄金或外汇挂钩的纸币，而中国的铸币厂里却在不分昼夜地铸造着一块块“袁大头”。

　　白银风潮

　　银本位几乎成了一道迈不出去的坎，后来又让中国吃了一次大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物价高涨，在避险需求下黄金价格坚挺，但当时世界黄金的总产量却在不断下降，其中1915年至1922年下降了1/3，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由于黄金外流严重，率先放弃了金本位制，到1933 年3月，德国、英国、日本、瑞典等35个国家先后脱离了金本位。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也放弃了金本位制。

　　放弃金本位后，各国多实行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相当于金汇兑本位制，这种制度要求有一定黄金储备，美国为此宣布将黄金收归国有，禁止出口和兑现。1934年美国又通过了《白银法案》，规定在本国货币储备中黄金占3/4、白银占1/4，为此美国大致有13.5亿盎司的白银缺口需大量购入。在此背景下国际白银价格暴涨，1933年底纽约银价尚为每盎司0.3501美元，至1934 年底涨到0.5448美元，一年涨了55.6%，1935年5月甚至达到0.7442美元。

　　过去一般认为银价下跌对中国不利，但现在发现银价上涨其实对中国更不利。在银本位下银价较低时中国还可以趁机扩大出口，而白银也会因此向中国流入，现在银价暴涨对中国出口产生了严重抑制，在削弱出口能力的同时也削弱了进口能力。美国之所以挑起一场“白银战争”，除照顾国内“白银派议员”的利益外，还是一场贸易战和经济战，是将本国经济危机转嫁给他国的措施。

　　更严重的是，中国在近代以前都不盛产白银，一方面发现的银矿资源十分有限，矿石品位差、含银量低，另一方面银矿冶炼复杂，提纯难度大。银价突然上涨打击了中国经济，白银升值造成中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继而使国内通货紧缩加剧，而白银外流也日益严重，1934年中国白银的流出量约值2.57亿元，是1907年的5倍，这还不包括走私渠道。据日本方面的估计，1933年中国白银走私出口量约为330万盎司，1935年暴增至1.88亿盎司，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则国内存银将触底，白银“必有外流罄尽之虞”。

　　对经济基础脆弱的中国来说，白银大量外流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它曾导致了一场鸦片战争，而它所直接造成的后果是银根吃紧、工厂倒闭、失业增长、通货紧缩、政府财政收入下滑，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生了，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1933年为100.59，1934年5月即急跌至89.47，通货紧缩已经来临，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说：“美国实施白银法以来，其影响于中国经济者尤为恶劣，卒乃引起空前未有之恐慌。”

　　回顾上述历史，不难发现货币本位制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而与国民经济、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也与每一位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实行着一种落后的货币制度，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难以估量。

　　造成这种结果尽管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由观念落后所导致的体制、机制落后造成的。近代意义上的银行在16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就出现了，当时张居正正在明朝搞改革。17世纪末英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银行，19世纪中期欧洲又诞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随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

　　反观中国，在20世纪以前清政府还没有开办过一家银行，更没有中央银行，国家的金融法规体系更是长期空白，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可以随便进入中国，随便在中国发行钞票，而中国本土金融体系主要由钱庄、票号组成，使整个国家的金融命脉事实上长期掌握在他国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晚清政权还是民国政府想大刀阔斧地来一场金融改革是很难做到的，面对一个个现实困境，当遇到类似于货币本位这样的改革难题时，执政者只好一再“退而求其次”，明知落后也只能坚持，结果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被越拉越远。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