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信心与决心。雄安新区的设立和提出打造雄安创新发展示范区，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为贯彻落实好中央重大决策，首先需要认识好、研究好雄安创新发展示范区，然后规划好、布局好、建设好雄安创新发展示范区。

　　体现创新发展新思维

　　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设立雄安新区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创新发展新思维。

　　首先，体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新思维。雄安新区距离北京距离只有100多公里，属于非首都功能易扩散区，疏解来自北京的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交通运输距离较短，只需支付较少的疏解成本，同时加强京雄两城经济联系的便利化程度较高。另一方面，设立雄安新区，就是要建立一个反磁力中心，抵消北京对资源与要素的吸引力，并对从各地进入北京的人口、物流起到一定拦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

　　第二，体现推动持续发展的新思维。雄安新区位于河北中部地区，自身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大。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画更新更美的蓝图。在雄安发展创新型经济，内部调整拆迁改造成本较低，发展起点较高;而通过加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并利用好南水北调工程用水，奠定雄安新区创新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促进雄安新区的持续发展。

　　第三，体现推动产业发展新思维。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少数民族跨越社会发展形态，直接从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被成为“直过”民族。在经济总量较小、人口数量较少的雄安新区，通过植入创新要素，可以走与传统城市不同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使雄安新区越过产业发展的若干阶段，实现产业“直过”，推动创新型产业的爆发式、规模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四，体现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新思维。京津冀地区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过多资源集中在首都，周边地区创新推动作用严重不足。雄安地区三县属于河北省的不发达地区，通过疏解功能，发展新兴产业，可解决地区间的经济失衡状态，带动雄安新区周边地区发展，使京津冀地区发展更加均衡。

　　打造创新要素密集区

　　京津冀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创新资源，大量的国家级高端科研机构与高水平大学集中在京津冀地区，而且北京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有滨海新区，但是京津冀地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发挥比较有限。根据2thinknow对2015年全球数百个大城市创新指数的分析，亚洲闯入前10位的有首尔(第5位)、新加坡(第8位)和东京(第10位)。而中国的主要大城市在全球大城市创新指数排名不如人意，上海市位于第20位，而北京则位于第40位。

　　造成京津冀地区创新能力没有有效发挥的原因可能在于：京津冀地区的创新资源在各个城市被地域分割，大学之间、大学与研究机构之间缺乏有效联系;大学、研发机构与园区距离较远，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较高。除此而外，专利制度改革还不够，检索和评价利用的成本较高，专利制度不能形成有效正向激励;创新的评价体系不规范、不完善。大量的研究停留在实验室、论文阶段，产品创新不能与论文等放在等量齐观的位置;创新成果的转化收益在研究机构与个人之间如何分配缺乏规范化的政策;还存在着大学和科技创新机构区域分隔、重复建设等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在创新要素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存在着横向延伸障碍的许多地域、制度、政策性问题。

　　尤其是，在诸如首都这样政治优势明显的地区，纵向行政命令的干预色彩比较浓厚，也会影响到创新要素的自由生成、自由集结、自由利用与自由转化。

　　河北省环境污染问题严重，雄安新区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上选择范围不是很大，就是发展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党中央、国务院已经确定了雄安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定位，未来必然会以创新为动力，推动面向世界前沿创新成果、世界前沿创新技术、世界前沿创新产业方向努力。设立雄安新区，当然希望使未在京津冀充分燃烧的创新之火，在雄安新区燃烧和升华。

　　在一个全新的区域重组创新资源，至少可重新组织地域创新资源，打破创新资源之间的分割状态;可以有效链接创新成果与创新转化基地之间的联系，减少转化成本。如能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的推进，将可能在京津冀甚至全球范围组织创新资源：创新要素可流动，可以顺畅汇聚创新要素;创新要素可集中，能够广泛供给创新要素;创新要素能移植，能够大量重组创新要素;创新要素可增值，可以有效转化创新成果。与此同时，在一个行政等级较高、赋予较多试验示范功能的新区进行政府管理时，政策限制和干预会较少，创新的空间因而可以增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当不依附于行政管理的要素集中时，这些要素的谈判能力对其市场竞争中的价值实现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国有经济相对集中的地区，国有经济因为对权力的天然依附，企业与政府的谈判能力相对较弱，企业依赖于政府提供纵向保护与金融等资源支持，横向竞争能力就越弱，同时区域的投资环境就越差。反之，在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相对较强的地区，企业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就越强，越要求政府提供更规范化的政策管理和好的投资环境。以此推论，当大量创新资源集中在雄安，而这些创新资源的供给源头来自不同渠道时，各种不同类型创新组织可以形成集体力量，加强与行政机构的谈判能力，进而有助于创造有利于创新潜力释放的政策与社会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可能在专利、利益分配、中试等方面创立新规则或者进行先行先试，其他地方遇到的问题会在雄安新区得到较好解决，从而为全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改革和开放积累经验。因此，在新区范围，加强横向延伸的创新要素与纵向命令的政策管理之间的博弈和协同，可找到融市场效率与政策效率于一体的结合点。

　　按创新区位论模式布局大学科技城

　　在创新的整体方向确定后，建设集大学、研发机构、产业园区于一体的大学科技城乃题中之义。相对于以往从级差地租角度提高城市效率角度，从市区往外迁移大学东一处西一处相比，建设大学城本身是好的创意。但是，当下的许多大学城只是把众多学校扎堆放在一起，缺乏很好的组织联系，学校之间联系不便、沟通不畅的问题依然存在。建设雄安大学科技城，不仅要把众多大学与科研机构放在一起，而且还要争取地域组织的合理设计，力争使各大学之间联系方便，便于教学科研等方面的沟通。

　　在雄安新区这张白纸上描绘未来发展蓝图和布局创新生产力时，区位论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工具。西方学术先贤杜能、韦伯、克里斯泰勒等围绕农业区位、工业区位、城市区位等做了一系列有效率的探索，留下了许多让人赞叹的思想精华。笔者认为，在当代运输成本已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按照区位论模式在雄安的地域空间配置创新资源，是一项具有意义的尝试。

　　大学科技城的核心应是信息圈，建设高水平的图书馆、书店、会议中心、展示中心，方便各大学、研究机构的学生、老师、研究人员查阅资料、购买图书和进行学术交流。

　　信息圈外围应该是创新圈，集中分布大学与研究机构，这样可以形成门对门的朝向，各类某大学或者科研机构按照扇形向外延伸。在资源组合上，可以按照国家战略需求与未来科技发展方向，集中分布机械、电子、信息、生物、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类型的大学与科研机构，瞄准国际前沿布局创新生产力。可以在其中设立少量综合性大学，比如迁建或者组建白洋淀大学，增加这一区域的人文氛围。不同部门隶属特性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可根据大学研究方向与自身研究的一致性，布局在大学校园内，便于利用大学资源，深化与大学交流与合作，也方便教学与研究角色互换。对于硕士、博士生来说，也多一个创造性研究的学术通道。毗邻的大学之间不设围墙，便于跨学科交流与合作，也便于不同大学各类讲座、会议、课程等资源的共享。

　　创新圈与信息圈之间，可就近设立创业圈。这一圈层紧贴校园，距离图书馆和书店不远，可以布局不大利用自然资源的创新创业大楼、创新车库、创新咖啡屋、创新辅导站以及创新服务大厅，既可以方便大学生、研究人员参与各类创新创业实践，畅通创新创业通道，也方便创业者就近找到助手和兼职工作人员。在创业圈的创新创业大楼之间，可以设立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机构、技术转让机构、会计、税务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咨询服务机构、猎头公司等。

　　创新圈以外，应是生活圈。规划设计住宅区、行政区、商业区和各类生活设施、各类市场，与大学园区保持适度距离，为城市提供必要的服务。生活圈与创新圈之间，可由绿地甚至小桥流水相隔离。

　　生活圈往外，应是产业圈。其中一部分在大学教学科研的研究人员，产业转化基地就设置在产业圈，可以方便住宅区的人员在两个方向工作与创新。国内在建设产业园区方面的经验十分成熟，产业园区的设立应该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技要素配置比较接近。各类产业园区按照功能与定位不同，可依次分布人才密集型产业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区、先进制造产业区。

　　圈层布局的最外围，应是产业配套圈，能够近便地为产业园区提供产品和服务配套。

　　在整个大学科技城设计中，应以环形与放射型快速运输通道结合的先进交通运输形式，便利地连接不同圈层的不同对象，创造更多的创新创业交流机会。

　　当然，在生活圈与产业圈之间，也应有绿化带相隔离。在整个圈层结构中，各类区域的主导风向应该平行，以防止有轻微污染的气体漂流扩散，影响整个区域的创新与生活。

　　构筑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

　　建设雄安创新发展示范区，将除了探索大都市功能疏解的创新实践外，更在于在北方形成一个新型改革试验区，其功能应该与浦东、深圳具有同样作用。此类新区的设立，不仅会推动京津冀地区创新要素更加合理地布局建设一个新的创新中心，还可以为全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积累经验，探索出可推广政策与可复制经验。

　　第一，赋予雄安新区计划单列的基础功能，便于组织创新资源和加强创新管理协调。

　　第二，将雄安确定为科技改革试点区。决策部门可以把一些前沿性研究机构如3D打印、机器人、芯片、高端装备、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交通、电子等技术研究机构与理工科高等院校疏解到雄安或者在雄安新建，把雄安建设成科研机构集聚区。尤其是，学科类型的多样化，可大幅度提高交叉科学的创新能力、促进跨学科创新成果的涌现，同时提升区域内技术人才协调与相互配套协作能力。要鼓励人才的流动、重组、跨领域，使其在适度流动中寻找更好的定位;可提供创新能力强的科技人员重组的研究经费和更大的财力使用范围，鼓励其自主选择创新突破方向;要加强科技成果评价制度、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专利制度的改革，推动成果、人才竞争中的择优汰劣，推动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源源不断生产出来;要打通科技成果与产业基地之间联系的各类障碍，完善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建立新型股权激励政策，推动金融、法律、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创新，畅通技术创新转化通道。

　　第三，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存在明显不足，大学的教学、考试制度与国际标准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向研究型大学方向转型是国际趋势，雄安的高等院校要适应这一趋势，鼓励学术研究向国际标准看齐。同时，大学教师不必把编教材作为任务，可大胆拿来，采用世界最好的教材教育学生。应加强高等院校内部的优胜劣汰。教师队伍可采用合同制把激励约束结合起来，鼓励教学创新;建立正常的教学评价标准，教师如果不能按照相关标准提供高水平教学授课，可正常解聘;学生不能完成应有考核，也可正常降级。同时，应该积极聘任外教，加强教师队伍的国际交流，鼓励更多优秀教师采用双语教学。

　　第四，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除了积极推动大部制改革外，应该深化规划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环境保护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积极探索、积累经验，探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府部门应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商与对话，积极解决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在雄安遇到的各类问题，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氛围。

　　第五，产业园区建设体现创新思路。打造国际一流产业园区，重视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的培育，加速推进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营造高端、高质、高效的产业生态，推动高技术含量、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高带动性的产业发展，积极促进产城融合，打造技术领先、经济高效、生态优良、区域和谐的产业科技新城。

　　第六，把非首都功能疏解与雄安新区的创新动能培育结合起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决策，应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要把北京的疏解功能与雄安培育动能两项工作衔接起来，特别注重疏解理工科类院校，在改造调整的基础上异地高水平再建。搬迁可在假期进行。一些正在进行的试验实验不必中断，可在研究周期结束后再行搬迁。当然，疏解功能不必只限于疏解北京高校，也可以疏解天津与石家庄的高校。

　　第七，加强省部共建。可以制定《中国制造2025》雄安行动计划，把部分国家确定的先进制造项目、高新技术项目放在雄安新区;国家科技机构在新设研究所时，可把雄安作为重要基地;科技部门、规划部门在考虑全国性重大科技项目时，可以把雄安作为其中的重要基地。建议一个时期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中罗列雄安新区专项，加强对雄安新区的创新发展研究。

　　第八，建设智慧城市。通过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地理空间基础设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打造宽带城市、无线城市、智能城市、感知城市，推动该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养生、智慧政务，推动从移动互联向智能互联的跨越，以先进技术、超前标准、大众成本打造国内智慧城市新样板。

　　第九，形成良好的创新文化。比如，在美国硅谷形成的勇于创业、鼓励尝试、崇尚竞争、信奉合作、追求成功、宽容失败、许可叛逆、容忍跳槽的独特文化，也可以移植到雄安创新发展示范区中。要在雄安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环境，要有尊重创新异端的态度，当然也要反对创新极端化，各类创新活动要受到法律、法规和基本生活习俗的约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杨文全、程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