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一切奋斗，必须在完整回顾与准确评价改革开放历史贡献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新时代历史方位重大转折的道路指向。在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奋斗历程分别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后发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种维度上显示出伟大变革，即扩大了国家的物质财富规模，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转型，开辟了现代化模式的多元路向，融合和丰富了世界文明。

       [关键词] 改革开放；伟大变革；历史贡献；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方位变迁的全新审视，是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向全面、系统、纵深推进的敏锐把握。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1]因此，在当前这样一个节点上，必须完整回顾与准确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变革，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一切奋斗才能获得新时代历史方位重大转折的道路指向。

       一、从国家崛起维度看，扩大了物质财富规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共同谱写了共和国近70年的奋斗历史，实现国家崛起是联通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主题，两个时期在对同一历史主题的具体回应中有着不同的国家发展路径。改革开放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传统体制的创新性扬弃中实现了发展效率的改进，进而成就了物质财富规模的显著扩大，为国家崛起提供了雄厚基础。

       40周年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分别代表了特定时段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模式偏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制度框架与物质积累构成了改革开放赖以发育的历史前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城市与乡村的改造将城乡空间以公社与单位的单元形式嵌入国家的科层结构中，这种制度设计使聚集于城乡空间中的个体与资源以组织化的方式转变为党政体制的附庸部分，从而形成了经济过程与政治控制的高度重合，经济建设的展开依赖于科层结构中行政命令的层层外推。各种资源配置与改进效率的可能选项局限于央地行政性集权与分权的收放循环与运动式生产竞赛的狭隘范围内，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低效资源配置格局的固化和隐性的国家财政危机。但具有超强渗透与贯彻能力的党政体制和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完整产业体系，却构成了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利条件，能够将改革开放的节奏稳定保持在较为和缓的幅度内。

       虽然改革开放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不同程度上具有由国家主动投入物质资源参与经济建设的特征，但改革开放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国家完全垄断与主导经济过程的管理体制，引入了扩大自由交换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市场机制，为国家和人民群众物质财富的增长创造了发展空间。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从体制控制相对薄弱之处开启的，并且以试错的方式从边缘地带向体制中心渐进展开。如城市回迁青年造成的就业压力难以在体制控制的组织边界内得到妥善消解，对日常消费品的个体经营就作为应对举措之一从国家对经济环节的严格控制中被释放出来，其迸发出的经济活力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日常消费品市场进而逐步发育起来。随着日常消费品市场的成熟与扩大，市场内蕴的逐利冲动与经济过程的内在逻辑使更为上游的生产链条被逐渐纳入自由交换的范围内，由此打开了耐用消费品与生产资料的流通渠道。体制与市场之间经济逻辑的矛盾集中反映到了确定商品价值的物价之上，体制定价的范围逐步向市场竞价让渡。市场机制向纵深的延伸使公有产权的改革愈益成为一个显著的议题，某些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产权以承包制或股份制的方式被引入市场流转当中。

       改革开放还通过一场实质性的社会性分权改革，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效率低下的路径，为国家和人民群众物质财富的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社会性分权形成了独立运作的体制领域与自我负责的个体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重新组合了体制与个体之间的关联方式，体制与个体之间并未纯粹局限于对物质资源占有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而是真正实现了在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二者所支配财富的同步增长，进而可以充分发挥体制与个体两方面的积极性，这就构成了全新的效率改进路径。一方面，市场的开放使个体的社会化途径不必局限于单一的体制领域内，可以从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获得满足个体生存的物质手段，这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压力，而且激发了个体对改善自我生活的积极作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繁荣使国家可以通过对行政性经济垄断的设置与对现代税收体系的建设获得充足的财富，保持国家对经济的高投入，而集中高效的党政体制又能够使国家的高投入在低经济成本、低政治风险的条件下实现更高的产出效益。事实上，这就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管控下，形成了政府投资与廉价劳动力的要素组合方式，为国家崛起创造和积累了大规模的物质资源储备。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汲取改革开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实现新时代对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与调适，全面突出新时代的崭新历史定位。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在继续实现国家物质财富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既要改变体制内部分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垄断地位，完善市场运作中的体制监控，又要规范权力接近市场时的行为，防止以腐败为形式的权力与资本的非法共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直面这类问题，才能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超越当前的困境，“才能全面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3]

       二、从民族复兴维度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崛起，更是作为一种连绵不断、影响深远的传统文明重新获得契合于现代社会的充沛活力，事实上，中华民族历来是以文明共同体的独特形式存在于时空中的。就此而言，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同样超越了国家的财富增长范畴，进一步走向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的深度交融，使中华文明展现出全新的现代形式，进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从运行机制、规则体系与价值理念等方面重新定义了中国社会。

       （一）推动中国社会从封闭分隔向开放联结的全面转型

       充分的个体自由与周密的体制控制之间的高度重合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一个鲜明特征，个体自由唯有在权力体制能够触及又不加过度干涉的界限内才得以实现，体制控制为个体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与约束，二者之间向任一方面的过分偏颇都可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最终崩溃。但传统中国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关键，是个体必须与王朝体制之间保持疏远的距离，个体与王朝体制才能安定于现状之内：即个体被牢固束缚于宗族或地缘团体所构成的乡土社会之内，其生命历程基本可以完全在这一关系空间中得到展现；王朝体制将个体以自我组成的整体形式置于现存秩序下，使之并不构成对王朝体制的直接反抗或威胁。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体自由与体制控制共同处于不发达的落后状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政体制的组织扩张将所有个体都包裹于体制之内，个体自由被消弭于组织之中。改革开放不仅将个体从组织对人身的直接占有中释放出来，使个体自由从日常生活的经济内容中逐渐扩散起来，而且要求权力体制改变自身的存在形式与作用方式，将组织对个体的支配转变为规则对个体的控制，进而调和个体自由与体制控制之间的关系，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

       （二）推动中国社会从礼治规则向法治规则的全面转型

       礼治的治理观是从一以贯之的天道观、内在超越的人性观与积极作为的政治观中演化而来的。教化过程和道德自觉构成了礼治的核心内容，但传统的礼治理念又因为过于理想化，使自身失去对现实社会的规范作用，最终沦落为对于理想社会的美好幻想。同时，礼治规则往往从联络熟人的乡土社会中展开，人一旦脱离了熟人网络，就会由于失去惯常的习俗约束而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的礼治规则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平等而自由的关系。改革开放使传统的礼治理念与西方的法治理念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中发生了某种汇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不仅包含以强制性为后盾的法律底线，而且潜在地蕴含着一系列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规则体系的构建和运行，不断形成了尊崇法治、弘扬法治、敬畏法治和信仰法治的氛围，推动了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

       (三)推动中国社会从伦理本位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转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的扬弃。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引领了社会自发的思想启蒙，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在思想解放过程中的相互激荡，以重新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文化热”就此兴起。新时代的“文化热”既是对早已开启但尚未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延续，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探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伦理构成了社会的价值本位，人在宗族关系中明确自身的价值属性与根本义务，进而通过对人在宗族伦理中价值归属的结构化，确定人与社会发生关系时所应当遵循的价值原则。伦理本位的传统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深度交融，最终凝练出兼容传统与现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传统的伦理本位创造性地置换为改革开放中的集体本位，重新构筑了个体与集体、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将集体的优先性代替了宗族的权威性，人因此在集体中获得了更为平等和自由的地位。

       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和完成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更加自觉投入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坚决破除运行机制、治理规则与社会价值等方面的一切顽瘴痼疾。“我们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5]

       三、从后发国家发展维度看，开辟了现代化模式的多元路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坚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注重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顶层设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6] 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实现的经济成就及其引发的整体性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改革开放所积累的经验与办法逐渐凝结成开创性意义的中国模式，从而解除了西方主导的单一现代化模式的幻象，为后发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项。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由西方文明与物质力量所构筑和巩固的所谓西方模式，日益成为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谋求进步与发展时必须予以正视和借鉴的参照物，从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标准意义，以至于对进步与发展本身的定义都是从西方模式所隐含的民主、市场、法治等要素中展开的。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美国致力于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似乎更加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后发国家尤其是大型国家进行现代化尝试的一切实践与理论几乎都处于由西方话语垄断的解释框架内，绝少有真正对西方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和例外。但是，非西方国家将西方模式移植于本国的过程中却遭遇到普遍的困境与失败，诸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响应西方模式的“拉美模式”与“俄罗斯模式”都发生了严重的衰退。这就引起了一种关于西方模式理论普适性与实践有限性之间的冲突和悖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加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性，引起了越来越多后发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注目，构成了对西方模式乃至深层的西方文明与价值的强劲挑战。

       中国模式是从持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中显现出来的，因此，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模式化概括实际上并非是对一种成熟而稳定的经济形式的凝练，而是对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之处进行的一般抽象，属于一种对国家改革路径的概念性描述。尽管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集中展现在经济层面，但从改革开放中逐渐成形的中国模式所包含的要素则远远超越了经济内涵。一是由党的领导所构成的、有效实现组织贯通的权威中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党的权威结构与组织使党中央可以将地方的具体目标凝聚到总体目标之下，有效把控改革与开放的节奏，集中力量实现阶段性发展。二是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的结合。从城乡展开的基层创新不仅减轻了体制所承担的经济压力，而且逐渐培育出支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的资本积累，形成了经济要素更有效率的组合形式，恰当的顶层设计引导着基层创新的方向，防止过于激进的基层创新造成社会失序，并且将基层创新所积累的有益经验转化为普遍性的制度措施。三是采取渐进策略的改革主基调。从体制边缘向中心地带逐步过渡的渐进改革策略既规避了体制崩溃与社会失序的风险，又将改革的全部成本摊平到当前与未来中，减少了改革可能遭受的阻力，同时，按照既定步骤的对外开放，一方面可以引进国外资本与技术，另一方面避免了国外企业的先进生产力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冲击。

       事实上，中国模式的独特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开辟全新的可能路径，更重要的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模式是从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中生发出来的，显示了作为一个独立发育的文明大国的现代化成果。这就意味着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潜在竞争并不仅仅牵涉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而是在更为深刻层面上展开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全方位竞争，是对影响人类命运、重塑世界未来的主导权竞争。但是，中国模式的成功绝不意味着中国道路相对于西方模式在世界上享有更为充分的优越性或普适性，中国模式反而是对某种单一模式迷信以及狂妄的历史终结论的突破，证明了后发国家甚至任何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都必须进行植根于本土的多元化探索，对中国模式的推广也必须时刻自觉保持在为后发国家提供借鉴而非输出的限度内。因此，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新时代，中国必须从表层的现代化模式转入深层的文明底蕴上，将挖掘中华文明的独特内蕴与吸收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相结合，不仅为后发国家提供有益的发展经验和办法，而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华民族的文明智慧。

       四、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看，融合与丰富了世界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我们实现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7]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人类社会未来秩序形式的创造性、总括性构想，这一理念既是对当前民族国家之间利益交融、互联互通、深度依存的一体化趋势的主动回应，又包含着对解决领土问题、国家间冲突、国际规则体系缺陷的方案设计。改革开放通过发展国家实力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必须自觉承担起作为世界大国的全球责任，积极融入世界文明，为世界文明的丰富作出自身贡献，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的国家实力，使中国以全球大国的身份融入于世界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出中国从人类文明的整体性高度对世界的俯瞰和对人类前途的思索，这种视角的升华是以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为支撑的。中国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一方面破除国内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不断引进国外的资本、技术与人才，促进国内与国际接轨。因此，中国不仅获得了实现经济腾飞所需要的资源与支持，而且使自身深嵌于全球性的生产贸易网络、资本流动网络、信息流通网络等合作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的世界性大国。独立自主发展与深度参与全球化之间的过程性统一将中国放置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通之中，使中国能够以更为平和的心态、更为谦虚的精神、更为客观的视角来吸取、研究和借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文明成果。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越来越主动、自信和包容地吸纳世界主流文明成果。

       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的主体意识，使中国以积极作为的姿态丰富着世界文明。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作为一个独特文明的主体意识也不断增强，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要致力于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华智慧，一是凝造核心价值。毋庸置疑，当今世界的话语规范是在西方文明的价值主导下塑造的，但这种话语在解释当今世界时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与傲慢，越来越表现出对现实解释的力不从心。中国正努力从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合理内核的有机结合中，开掘出能够更加具有包容力的价值体系。二是参与规则制定。“我们要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8] 中国通过参与解决世界热点问题、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等举措，开始从一个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变为国际规则的完善者，这是巩固中国大国地位、推动世界文明深度融合的较高层次与有效途径。三是担承全球责任。“我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共同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奋斗。”[9] 作为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我们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敢于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有所担当，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才能真正令世界尊重和佩服。中国的发展只有承担对现代问题的全球责任和历史责任,体现出应有的全球性价值,才会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应对各种现代问题的挑战，也才能确立我们在全球的战略地位。

       当前，世界正处于国际规则重构、国家间矛盾增多、冲突风险加剧的新旧转换期，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深度融入世界文明，推动和领导国际秩序优化升级，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重新确立中国文明在全球中的地位。

       [ 参 考 文 献 ]

       [1][3][5][7][8][9]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

       [2]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2.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6]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4-11.?

       （作者简介： 方雷，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