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史上曾经有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这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同时也因这两条丝绸之路，中国了解和接受了世界各国的众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中国在更多方面需要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正适应了这一战略构想。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民盟前辈就已经意识到了重开现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1985-1987年，费孝通曾两次到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实地考察。临夏历史上称河州，地处陇西走廊和古丝绸之路的交叉点，既是藏族游牧部落和汉族农耕的交汇地区，也是回族聚居区。费孝通以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意识到，回族历史上有经商的传统，临夏正是发展商品经济的理想所在，只要政策得当，古代“茶马互市”的繁荣景象一定能够重现。提出了“东引西进”的建议，提出“从东部发达地区引进技术，在本地发展加工业，向西开辟市场，为牧区服务”的主张。到了1988年，费孝通又撰文提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左右开弓”的主张，认为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体现了国际市场导向，但也不能忽视国内市场。他提出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历史上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这个经济中心的恢复和发展，更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打开西部国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国际市场比东部国际市场更有潜力。

       在充分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国情的基础上，1988年7月中旬，费孝通、钱伟长以民盟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该建议信的第四点这样写道：“以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为起点，重开现代的‘丝绸之路’，瞄准正在连通中的欧亚大陆桥，发展西部的外向型经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其实还分南北两路。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茶马古道或蜀身毒道，是一条起于现今四川成都，经云南，进缅甸，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亚、西亚的通商孔道，总长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与西北“丝绸之路”一样，“南方丝路”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上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开始以发展山区经济为重点的考察研究。他走访四川、云南两省接壤的大小凉山地区，食宿在少数民族家里，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大西南实施“一点、一线、一面”的开发设想，即“由凉山彝族自治州与攀枝花市合作建立攀西开发区。以这个开发区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从德宏出境，西通缅、印、孟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其实历史上早就有这条路了，叫“南方丝绸之路”，比西面从长安经甘肃河西走廊，出新疆的这条路还要早。由此，费孝通在80年代初在长江三角洲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配合当时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最终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至此，费孝通对国家整体开发的战略设想已经形成。他对西部大开发(包括西北和西南)的构想与日后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

       “一带一路”战略如火如荼开展之时，不由得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这位已过世十年的民盟前辈身上。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向党和国家提出的各项政策建议，都具有社会学家的专业底蕴，都是有理论、有分析的真知灼见。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独特眼光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是费孝通一生的理论追求。如果说1947年的《乡土中国》是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面貌，那么重开“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正是他对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展的精准把脉。1987年费孝通在甘肃考察时，注意到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两麓除汉族居住和生活外，还生活着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了一道夹在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走廊，这条走廊上聚居了不过几千人、几万人的小民族，如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等，他将这些人数较少的民族形象地称作“民族小岛”。他抓住这条走廊地处农牧两大经济区的地理特征，主张让处在这条走廊上的民族充分发挥优势，让走廊担当起桥梁的作用，推动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他的民族走廊和民族小岛的文化设想依然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宏大叙事中探讨如何在较高层面上实现一体性，而在下一层面上实现多元性，从而将各民族的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前景，这显示了一位社会学家的深厚学养和前瞻理念，同时也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费孝通不是坐而论道的书斋先生，他向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言尤其凸显出其扎实的实证基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考察了处于西北民族走廊的甘南和肃南之后，又提出了从外围入手、向中心推进的“两南”兴藏的战略构想。“两南”即指今天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这两个地方均紧靠青藏高原的边缘，都是历史上多民族聚居和交往密切的地区。其中甘南是同汉族地区最接近的一个藏族自治州，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也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藏族聚居区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改革开放之后，在历史传统和商品经济的影响下，甘南已经成为商业经营最活跃的地区。费孝通认为，甘南藏族已经在藏族地区起着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现代化打开了大门，是“藏族现代化的跳板”。费孝通在考察肃南的牧业改革之后，又将肃南与甘南联系起来，认为甘肃的“两南”并不是名称上的巧合，它们在发展西部民族事业上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费孝通认为藏族的现代化应该“反弹琵琶”，从外围入手，先发展西藏周边同汉族接近的地区，逐渐向藏族的中心地区伸展，从文化和经济上发生现代化的反馈作用。“两南”兴藏充分反映了费孝通对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路径的实证研究，也为重开“丝绸之路”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今天我们回顾费孝通等民盟前辈对国家整体开发的战略设想，正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建设“一带一路”，打造现代丝绸之路并不同于以往的对外开放，它不是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而是通过“走出去”，通过发展周边国家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和再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向周边国家输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周边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输出我们的文化。由此，建设“一带一路”决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费孝通生前已经意识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三级两跳，从农业社会跳到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跳到电子信息社会，前一跳尚未充分完成，又不得不与世界同步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外来文化的冲击进一步加大，中国需要通过文化转型取得文化的自主能力。这就需要提升“文化自觉”，并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些都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涵。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自《群言》2015年第4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