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党:党的建设的根本(五篇)
《红旗文摘》
编者按 重视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我们党的先进性,根本就在于指导思想先进;我们党有力量,也在于思想上的力量。面对新常态、新任务,贯彻“四个全面”、落实“三严三实”,必须继承优良传统,高度重视、科学用好思想建党这个党建工作总抓手。本期围绕“思想建党:党的建设的根本”编选相关文章,供读者参考。
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
石仲泉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我们党按照现代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治国理政,但由于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国情,党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执政,并将二者紧密结合。忘掉自己的特殊国情,否认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我们党就会迷失方向。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他还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也可以说,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这是因为思想建党与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与“总开关”问题密切相关。思想建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解决好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共产党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中。这必然会影响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和事业观等。强调思想建党,就是要在党内倡导和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和消除各种消极错误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与改革开放的长期性密切相关。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破除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但改革开放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两面效应。它在使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有可能发生“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思想建党要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
与市场经济的“双刃剑”效应密切相关。我国之所以采取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就在于它能有效解放生产力和更快发展生产力。但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也包含唯利是图的消极因素。我们党之所以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挥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作用,限制它危害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既然是把“双刃剑”,不正当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渗透到党内来。有效遏制不正当的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和渗透,就要坚持思想建党这个法宝。
与党的队伍新陈代谢密切相关。我们党有90多年历史了,党的队伍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新。目前,党内很多党员干部是“70后”“80后”甚至“90后”,充满青春活力。这样的更替是自然规律。为此,我们党要不断对入党的新成员进行思想洗礼。只有始终坚持思想建党,我们党才能始终成为“铁打的营盘”,才能管住“流水的兵”。因此,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摘自201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全面从严治党务必抓好思想教育
梅黎明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教育从严、干部管理从严、作风要求从严、组织建设从严、制度执行从严。这“五个从严”,首先是思想教育从严。重视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用好思想建党这个传家宝,抓好思想教育这个从严治党的根本,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抓好理论武装。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坚持不懈抓好思想理论武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特别是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学习教育,切实做到指导思想先进、理论武装先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广大党员、干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系统掌握讲话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深入推进理论武装,要坚持“三贴近”原则,结合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把抽象的理论用生动感性的语言形象地表达出来,把中央最新精神讲清楚,把社会现实问题讲清楚,使党的创新理论切实为党员、干部所掌握,真正成为改造思想的武器。
抓好党性教育。坚强的党性,是高素质干部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要更加突出党性教育,帮助干部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从严加强党性教育,把党性教育贯穿于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各方面,使之常态化规范化。加强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牢记责任使命,敢于负责担当,善于汲取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尊重群众意愿,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加强党章和党纪党风教育,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和必修课,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党史国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了解党走过的艰难历程,熟悉党的优良传统,汲取党的丰富经验,真正做到知党、爱党、护党、兴党,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党性教育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把普遍性要求和特殊性要求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持久力,解决内化、深化、强化问题,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抓好道德教育。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在加强党性教育的同时狠抓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深入开展政治品质教育,以“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核心,引导党员、干部对党和人民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对上对下讲真话,面对大是大非能够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进行斗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道德底线,规范日常行为,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捍卫国家和民族精神,防止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道德教育既靠他律,更靠自律。马克思深刻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党员、干部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
抓好警示教育。“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警示教育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会产生强烈的心灵冲击,有助于党员、干部防微杜渐拒腐防变,筑牢思想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动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警示教育的目的在于预防腐败,只有惩治与预防腐败相配套,惩防结合,寓惩于防,才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主动。要定期组织党员、干部看警示教育宣传片、听警示教育专题讲座,到廉政教育基地开展现场警示教育,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受到强烈震撼和警醒,深刻认识到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其根源在于理想信念的动摇,自觉从反面典型吸取教训,强化加强主观世界改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建设好思想上的“免疫系统”,切实把握好人生航向,走好人生每一步。警示教育要与示范教育相结合,积极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与思想引导相结合,根据教育对象的现实思想状况,精心选取教育内容;与学习法规制度相结合,以事说理,以案说纪,从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作者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摘自《求是》2015年第21期)
我们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行不行
公方彬
过去很长时间里,共产主义信仰不是问题。人们熟悉一个小故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做什么?”回答:“跟着走!”跟谁走?跟共产主义信仰走。如此一个几近无意识的命题,却成为当下困惑人们思想,甚至形成尖锐对立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问题,不能不迫使我们正视并作深入分析。
人为什么要有信仰?根本是为了寻找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才能永续发展。这大概就是古希腊神庙金顶上“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的立意所在。人类无限的认识过程,就是意义与价值的发现与产生过程,也是避免出现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由“绝对价值丧失”而来的精神虚无。由于宗教着力于这样的根本问题,所以伏尔泰说:“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其实,共产主义信仰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意义和价值。习近平早先提出:“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这显然不仅是倡导学习英雄模范,而是引导人们思考一些终极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人生价值和如何实现价值,什么是幸福和怎样赢得幸福。
关于信仰的特征与本质,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若干判断。人生活在世间,主要存在于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者;要想活得轻松,不要有信仰,有信仰就会产生敬畏和约束,但要活得有意义,必须树立信仰,因为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是信仰带来意义;信仰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不叫信仰,由于看不见而生魅力,进而化作精神归宿。这里再借用现代管理学奠基人德鲁克的观点:“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主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
那么,有了信仰会怎样呢?有了信仰会使一个民族变得伟大,使一个集团或个人变得有力量。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三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其中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所谓“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万里长征,今天的香格里拉有着连绵雪山,道路艰险而难以逾越,历史上靠双脚从这里走过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更能证明信仰力量的民族是犹太民族,犹太人创立了一神教——犹太教,因为找到了永恒和神圣,所以,历经千年大流散,仍形散神聚,尤其是以1500万人产生出五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根源是共产主义信仰。有许多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二战时期,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其叛国的人比侵略军还要多,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因为百年屈辱让整个民族丧失了信心,没有精神支撑,很容易堕落、苟且偷生。中国共产党找到共产主义信仰后,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撑牺牲的意义和价值产生出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得以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志愿军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能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来,而此前的美军刚刚迫使德国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投降。美军有人这样说:“中国的军人,面对美军炽烈的火网就像不在意似的,第一拨倒下,第二拨跨过尸体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拨、第四拨……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大概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一定是信仰,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憎恶帝国主义,这已经进入他们思想的深处,不,已经深入骨髓。”
既然共产主义信仰如此重要和有力量,为什么仍然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和国际共运低潮?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人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理论滞后。马克思满足了革命阶段共产党的理论需要,但没有解决执政阶段的理论支持,至少列宁之后没有人实现理论突破。假如当年列宁不是过早去世,其思想理论继续发展深化,斯大林主义就不会产生,进而不会有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不会有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大批知识分子退出党组织,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陷入衰落。依此逻辑,今天的世界或许是另一种图景。历史地看问题,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实际上是因理论缺失而走了一个弯路。
有人或许提出,我们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行不行?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作一些相关分析。人类社会抑或国家和民族,都必定建构一种适合本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性格的精神大厦,或者说因为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信仰,哪怕同宗同源。比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再生于犹太教,二者渊源相同,但差异巨大。中国是非宗教传统国家,即便有传入的佛教和本土道教,但都为儒家所改变,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依靠儒家伦理规则维系社会运行的,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终于形成独具特点的精神系统。只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儒家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有了一次次文化之争、文化之困。
根本而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主要由宗教支撑,此外辅之政治活动和职业精神。由于职业精神主要源自基督教新教伦理,所以,大众的精神世界主要由宗教信仰支撑。作为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中国,虽然工业生产总量已经世界第一,但尚未形成职业精神,宗教信仰又过度功利化,唯一能够支撑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只能是共产主义信仰。结合社会现象分析,结论更清楚。为什么中国历代反腐鲜有成功者?因为官员“千里当官为了吃穿”,没有更高尚的精神目标和价值追求,贪腐就不可能真正消除。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活得如此之累,甚至孩子从懂事起就要参与竞争?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做“人上人”,如此价值追求与价值尺度,只能导致残酷竞争。为什么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但较少产生影响世界的科学文化成果?因为精神世界缺少永恒,更多是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是以我为中心,以物质利益为原则,等等。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找不到共产主义信仰之外的精神力量之源和价值系统。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共产主义信仰,根本而言不是要不要。“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即便热爱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只要跳出“二元对峙”与“冷战思维”,跳出旧有的话语系统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都应当承认这是普世价值,属于人类终极追求。一定意义上,共产主义社会是当下各种制度的殊途同归。因此,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如何发展和完善这一信仰,保证其活力、生命力。比如,要研究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尤其中国作为参与世界规则制定的大国,一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的情况下,如何在“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之外,找到新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我们需要确立新政治观,在此基础上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信仰,厘清其作为精神目标、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分别承载的价值内涵。需要跳出“左”右之争与旧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弄清当代共产主义信仰的机理,产生依靠自己的科学定律即可证明路径与结果的先进理论。可以肯定,只要我们能够对共产主义作出符合时代的诠释,焕发其生机并非不可能。
总之,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而一旦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将迷失,中国社会的主流精神将瓦解。那将是一场灾难。
(摘自2015年10月26日《中国青年报》)
严明党纪,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李方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一些人颠倒历史事实,搅乱历史是非,制造思想混乱,瓦解对党的信任,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一个时期比较活跃甚至猖獗,与党内极个别人推波助澜甚至带头散布虚无主义错误观点,向党史、军史和国史发难有一定的关系。这些人丧失党的理想信念和人民立场,无视党的纪律,有的毫无忌讳地抹黑侮辱革命先烈,有的放肆地攻击丑化党的领袖人物,有的在公众场合“正义凛然”而在私密场合却嘲讽戏谑革命前辈,有的还把虚无党史、军史的谬论夹杂在学术研究之中,公然利用报刊、网络、讲坛等平台发表一些错误观点。他们头顶着共产党员的神圣称号却以丑化党史为荣,博取“开明”的美名,其行为不仅败坏了党的形象,而且践踏了党严肃的政治纪律。
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受过无数历史风浪的考验,关键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这两条。在党的纪律当中,最根本的是政治纪律,这是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是党的战斗力和先进性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
党中央这次新修订的《条例》,把“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列入“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这是我们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对那些惯于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散布不负责任观点的人,毫无疑问将是一种巨大的威慑。《条例》的修订再一次说明,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般性的社会思潮,它实质上是一股政治思潮。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根本上是为敌对势力推翻政权制造舆论服务的,他们最常使用的伎俩之一就是通过丑化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达到这个目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破坏作用绝不限于对过去历史的歪曲,更在于影响现实的选择和对未来的引导。
在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形态中,有一种形态更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这就是近年来以学术研究为包装的历史虚无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似乎远离现实社会和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那么直接,有时甚至以一种客观公正、中立的面貌出现,因而其传播和扩散往往未能引起人们的警惕,而误把它当作学术思潮中的不同观点加以“包容”。
大量事实表明,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满足于纯理论的研究,不甘心在书斋中坐而论道,一方面他们在历史研究领域否定革命,立足于舆论造势,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消解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热衷于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对正确历史结论的根本性颠覆,来阐述他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一些人为了避免与现行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立与冲突,转而寻求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活动,以“讲真话”“两头真”“独立思考”等为幌子,依托其所控制的某些舆论阵地,或举行各种名目的纪念、集会等活动,或发表文章、举行演讲等,来影响和改变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2015年1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加强世界观改造
李志远 邹小军
世界观是“总开关”,坚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基和处世之本。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根本态度,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发展观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基本的问题。
世界观之所以被称为“总开关”,关键在于它是人们关于客观世界的根本看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是科学认识自身与客观世界关系,科学地处理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现实与未来等相互关系的基础。强调共产党员的世界观改造,就是要求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和修炼,更加自觉而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曾经把马克思主义比喻为“显微镜”和“望远镜”,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习近平又反复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他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要防止“思想上的滑坡”,要“永不动摇信仰”。可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加强世界观改造本身十分重要。
世界观改造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加强世界观改造在现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面从严治党,以思想建设为根本,而世界观改造又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通过加强共产党员的世界观改造,解决制约党的建设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目前,部分党员干部忽视世界观改造、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从当前共产党员在世界观改造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一是忽视世界观改造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当前,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理想信念不坚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信仰危机。一些领导干部出了问题,根本上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上出了问题,没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信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二是背离党的根本宗旨,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目前,社会的深度变革和政党的深刻调整带来了诸多变化,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发展,使党群思想隔阂和民意资源削减问题突出,党群矛盾呈现复杂化、激烈化、协调解决困难化倾向,党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面临新的考验,党脱离群众成为更加现实的危险。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总体上看,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好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8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
石仲泉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我们党按照现代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治国理政,但由于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国情,党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执政,并将二者紧密结合。忘掉自己的特殊国情,否认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我们党就会迷失方向。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他还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也可以说,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这是因为思想建党与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与“总开关”问题密切相关。思想建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解决好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共产党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中。这必然会影响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和事业观等。强调思想建党,就是要在党内倡导和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和消除各种消极错误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与改革开放的长期性密切相关。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破除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但改革开放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两面效应。它在使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有可能发生“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思想建党要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
与市场经济的“双刃剑”效应密切相关。我国之所以采取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就在于它能有效解放生产力和更快发展生产力。但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也包含唯利是图的消极因素。我们党之所以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挥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作用,限制它危害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既然是把“双刃剑”,不正当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渗透到党内来。有效遏制不正当的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和渗透,就要坚持思想建党这个法宝。
与党的队伍新陈代谢密切相关。我们党有90多年历史了,党的队伍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新。目前,党内很多党员干部是“70后”“80后”甚至“90后”,充满青春活力。这样的更替是自然规律。为此,我们党要不断对入党的新成员进行思想洗礼。只有始终坚持思想建党,我们党才能始终成为“铁打的营盘”,才能管住“流水的兵”。因此,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摘自201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全面从严治党务必抓好思想教育
梅黎明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教育从严、干部管理从严、作风要求从严、组织建设从严、制度执行从严。这“五个从严”,首先是思想教育从严。重视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用好思想建党这个传家宝,抓好思想教育这个从严治党的根本,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抓好理论武装。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坚持不懈抓好思想理论武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特别是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学习教育,切实做到指导思想先进、理论武装先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广大党员、干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全面系统掌握讲话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深入推进理论武装,要坚持“三贴近”原则,结合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把抽象的理论用生动感性的语言形象地表达出来,把中央最新精神讲清楚,把社会现实问题讲清楚,使党的创新理论切实为党员、干部所掌握,真正成为改造思想的武器。
抓好党性教育。坚强的党性,是高素质干部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要更加突出党性教育,帮助干部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从严加强党性教育,把党性教育贯穿于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各方面,使之常态化规范化。加强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牢记责任使命,敢于负责担当,善于汲取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尊重群众意愿,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加强党章和党纪党风教育,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和必修课,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党史国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了解党走过的艰难历程,熟悉党的优良传统,汲取党的丰富经验,真正做到知党、爱党、护党、兴党,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党性教育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把普遍性要求和特殊性要求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持久力,解决内化、深化、强化问题,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抓好道德教育。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在加强党性教育的同时狠抓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深入开展政治品质教育,以“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核心,引导党员、干部对党和人民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对上对下讲真话,面对大是大非能够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进行斗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道德底线,规范日常行为,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捍卫国家和民族精神,防止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道德教育既靠他律,更靠自律。马克思深刻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党员、干部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
抓好警示教育。“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警示教育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会产生强烈的心灵冲击,有助于党员、干部防微杜渐拒腐防变,筑牢思想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动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警示教育的目的在于预防腐败,只有惩治与预防腐败相配套,惩防结合,寓惩于防,才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主动。要定期组织党员、干部看警示教育宣传片、听警示教育专题讲座,到廉政教育基地开展现场警示教育,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受到强烈震撼和警醒,深刻认识到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其根源在于理想信念的动摇,自觉从反面典型吸取教训,强化加强主观世界改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建设好思想上的“免疫系统”,切实把握好人生航向,走好人生每一步。警示教育要与示范教育相结合,积极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与思想引导相结合,根据教育对象的现实思想状况,精心选取教育内容;与学习法规制度相结合,以事说理,以案说纪,从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作者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摘自《求是》2015年第21期)
我们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行不行
公方彬
过去很长时间里,共产主义信仰不是问题。人们熟悉一个小故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做什么?”回答:“跟着走!”跟谁走?跟共产主义信仰走。如此一个几近无意识的命题,却成为当下困惑人们思想,甚至形成尖锐对立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问题,不能不迫使我们正视并作深入分析。
人为什么要有信仰?根本是为了寻找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才能永续发展。这大概就是古希腊神庙金顶上“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的立意所在。人类无限的认识过程,就是意义与价值的发现与产生过程,也是避免出现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由“绝对价值丧失”而来的精神虚无。由于宗教着力于这样的根本问题,所以伏尔泰说:“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其实,共产主义信仰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意义和价值。习近平早先提出:“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这显然不仅是倡导学习英雄模范,而是引导人们思考一些终极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人生价值和如何实现价值,什么是幸福和怎样赢得幸福。
关于信仰的特征与本质,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若干判断。人生活在世间,主要存在于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者;要想活得轻松,不要有信仰,有信仰就会产生敬畏和约束,但要活得有意义,必须树立信仰,因为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是信仰带来意义;信仰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不叫信仰,由于看不见而生魅力,进而化作精神归宿。这里再借用现代管理学奠基人德鲁克的观点:“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主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
那么,有了信仰会怎样呢?有了信仰会使一个民族变得伟大,使一个集团或个人变得有力量。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三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其中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所谓“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万里长征,今天的香格里拉有着连绵雪山,道路艰险而难以逾越,历史上靠双脚从这里走过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更能证明信仰力量的民族是犹太民族,犹太人创立了一神教——犹太教,因为找到了永恒和神圣,所以,历经千年大流散,仍形散神聚,尤其是以1500万人产生出五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根源是共产主义信仰。有许多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二战时期,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其叛国的人比侵略军还要多,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因为百年屈辱让整个民族丧失了信心,没有精神支撑,很容易堕落、苟且偷生。中国共产党找到共产主义信仰后,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撑牺牲的意义和价值产生出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得以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志愿军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能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来,而此前的美军刚刚迫使德国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投降。美军有人这样说:“中国的军人,面对美军炽烈的火网就像不在意似的,第一拨倒下,第二拨跨过尸体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拨、第四拨……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大概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一定是信仰,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憎恶帝国主义,这已经进入他们思想的深处,不,已经深入骨髓。”
既然共产主义信仰如此重要和有力量,为什么仍然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和国际共运低潮?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人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理论滞后。马克思满足了革命阶段共产党的理论需要,但没有解决执政阶段的理论支持,至少列宁之后没有人实现理论突破。假如当年列宁不是过早去世,其思想理论继续发展深化,斯大林主义就不会产生,进而不会有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不会有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大批知识分子退出党组织,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陷入衰落。依此逻辑,今天的世界或许是另一种图景。历史地看问题,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实际上是因理论缺失而走了一个弯路。
有人或许提出,我们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行不行?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作一些相关分析。人类社会抑或国家和民族,都必定建构一种适合本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性格的精神大厦,或者说因为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信仰,哪怕同宗同源。比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再生于犹太教,二者渊源相同,但差异巨大。中国是非宗教传统国家,即便有传入的佛教和本土道教,但都为儒家所改变,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依靠儒家伦理规则维系社会运行的,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终于形成独具特点的精神系统。只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儒家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有了一次次文化之争、文化之困。
根本而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主要由宗教支撑,此外辅之政治活动和职业精神。由于职业精神主要源自基督教新教伦理,所以,大众的精神世界主要由宗教信仰支撑。作为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中国,虽然工业生产总量已经世界第一,但尚未形成职业精神,宗教信仰又过度功利化,唯一能够支撑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只能是共产主义信仰。结合社会现象分析,结论更清楚。为什么中国历代反腐鲜有成功者?因为官员“千里当官为了吃穿”,没有更高尚的精神目标和价值追求,贪腐就不可能真正消除。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活得如此之累,甚至孩子从懂事起就要参与竞争?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做“人上人”,如此价值追求与价值尺度,只能导致残酷竞争。为什么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但较少产生影响世界的科学文化成果?因为精神世界缺少永恒,更多是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是以我为中心,以物质利益为原则,等等。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找不到共产主义信仰之外的精神力量之源和价值系统。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共产主义信仰,根本而言不是要不要。“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即便热爱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只要跳出“二元对峙”与“冷战思维”,跳出旧有的话语系统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都应当承认这是普世价值,属于人类终极追求。一定意义上,共产主义社会是当下各种制度的殊途同归。因此,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如何发展和完善这一信仰,保证其活力、生命力。比如,要研究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尤其中国作为参与世界规则制定的大国,一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的情况下,如何在“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之外,找到新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我们需要确立新政治观,在此基础上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信仰,厘清其作为精神目标、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分别承载的价值内涵。需要跳出“左”右之争与旧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弄清当代共产主义信仰的机理,产生依靠自己的科学定律即可证明路径与结果的先进理论。可以肯定,只要我们能够对共产主义作出符合时代的诠释,焕发其生机并非不可能。
总之,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而一旦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将迷失,中国社会的主流精神将瓦解。那将是一场灾难。
(摘自2015年10月26日《中国青年报》)
严明党纪,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李方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一些人颠倒历史事实,搅乱历史是非,制造思想混乱,瓦解对党的信任,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一个时期比较活跃甚至猖獗,与党内极个别人推波助澜甚至带头散布虚无主义错误观点,向党史、军史和国史发难有一定的关系。这些人丧失党的理想信念和人民立场,无视党的纪律,有的毫无忌讳地抹黑侮辱革命先烈,有的放肆地攻击丑化党的领袖人物,有的在公众场合“正义凛然”而在私密场合却嘲讽戏谑革命前辈,有的还把虚无党史、军史的谬论夹杂在学术研究之中,公然利用报刊、网络、讲坛等平台发表一些错误观点。他们头顶着共产党员的神圣称号却以丑化党史为荣,博取“开明”的美名,其行为不仅败坏了党的形象,而且践踏了党严肃的政治纪律。
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受过无数历史风浪的考验,关键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这两条。在党的纪律当中,最根本的是政治纪律,这是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是党的战斗力和先进性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
党中央这次新修订的《条例》,把“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列入“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这是我们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对那些惯于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散布不负责任观点的人,毫无疑问将是一种巨大的威慑。《条例》的修订再一次说明,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般性的社会思潮,它实质上是一股政治思潮。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根本上是为敌对势力推翻政权制造舆论服务的,他们最常使用的伎俩之一就是通过丑化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达到这个目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破坏作用绝不限于对过去历史的歪曲,更在于影响现实的选择和对未来的引导。
在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形态中,有一种形态更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这就是近年来以学术研究为包装的历史虚无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似乎远离现实社会和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那么直接,有时甚至以一种客观公正、中立的面貌出现,因而其传播和扩散往往未能引起人们的警惕,而误把它当作学术思潮中的不同观点加以“包容”。
大量事实表明,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满足于纯理论的研究,不甘心在书斋中坐而论道,一方面他们在历史研究领域否定革命,立足于舆论造势,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消解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热衷于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对正确历史结论的根本性颠覆,来阐述他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一些人为了避免与现行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立与冲突,转而寻求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活动,以“讲真话”“两头真”“独立思考”等为幌子,依托其所控制的某些舆论阵地,或举行各种名目的纪念、集会等活动,或发表文章、举行演讲等,来影响和改变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2015年1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加强世界观改造
李志远 邹小军
世界观是“总开关”,坚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基和处世之本。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根本态度,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发展观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基本的问题。
世界观之所以被称为“总开关”,关键在于它是人们关于客观世界的根本看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是科学认识自身与客观世界关系,科学地处理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现实与未来等相互关系的基础。强调共产党员的世界观改造,就是要求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和修炼,更加自觉而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曾经把马克思主义比喻为“显微镜”和“望远镜”,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习近平又反复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他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要防止“思想上的滑坡”,要“永不动摇信仰”。可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加强世界观改造本身十分重要。
世界观改造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加强世界观改造在现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面从严治党,以思想建设为根本,而世界观改造又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通过加强共产党员的世界观改造,解决制约党的建设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目前,部分党员干部忽视世界观改造、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从当前共产党员在世界观改造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一是忽视世界观改造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当前,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理想信念不坚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信仰危机。一些领导干部出了问题,根本上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上出了问题,没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信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二是背离党的根本宗旨,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目前,社会的深度变革和政党的深刻调整带来了诸多变化,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发展,使党群思想隔阂和民意资源削减问题突出,党群矛盾呈现复杂化、激烈化、协调解决困难化倾向,党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面临新的考验,党脱离群众成为更加现实的危险。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总体上看,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好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8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责任人编辑: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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