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古人讲“修身为本”，讲的是“做人”乃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所在。共产党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同时也以实际行动将“修身”发扬光大。新形势下，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有必要在“修身”方面，自觉向老一辈革命家看齐。

　　朱冬生：毛泽东延安时期的三个小故事

　　“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有轿车不坐

　　抗战时期的延安，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

　　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一次，毛主席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主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毛主席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主席跟前来了，全让主席给“撵”了回去。

　　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看到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摘自《中华魂》2015年第9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周恩来：共产党人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

　　赵炜

　　周总理平时和邓大姐聊天范围很广，但却从不会谈到一些没公开的机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总理认为邓大姐不该知道的事情。记得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总理交代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技术工程人员要注意绝对保守国家机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和亲友，这是纪律。”周总理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主管同志到试验现场后，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内容，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由于周总理有言在先，反复强调要严守党的纪律，并且以身作则，所以，在原子弹爆炸前，没有发生泄密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出去。

　　后来，我有一次和邓大姐又聊起这件事，说周总理的纪律观念真强，并且总是能够带头遵守纪律。邓大姐说：“嗨，那算什么，当年南昌起义时生离死别，他走前都没跟我露一个字。”邓大姐提到的南昌起义，发生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年7月，党中央派周总理到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接受任务后，周总理一直没有告诉邓大姐要去南昌的事，直到走之前的那个晚上，他才对邓大姐说：“今晚要动身去九江。”至于去九江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周总理都没有讲。邓大姐也没有问。他们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

　　后来，邓大姐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邓大姐对我说：“恩来同志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性质，在那样的白色恐怖岁月里，每次生离都意味着可能就是死别呀。但是党的纪律不允许他透露一点信息，他就严格按照党的纪律的要求，一个字都不透露。”听完邓大姐的一番话，我很受教育，也很感动。

　　周总理和邓大姐在相处中确实像邓大姐所说的那样，常常是互相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规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党的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他们在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面前，仍然毫不动摇地坚守党性原则。有一次，周总理出去开会，一天一夜没有回来。在周总理回来之前，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周总理回来后，邓大姐就问他有没有这件事。周总理听后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看到周总理这么认真地追问，邓大姐就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哩。听邓大姐这么一说，周总理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大家可以想想，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有什么机密可言啊，但是，就像邓大姐所说的“恩来同志仍然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很多人来看望邓大姐，谈到一些事情，邓大姐很吃惊地说：不知道啊。对方也很吃惊，问邓大姐：周总理知道的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邓大姐说：不要以为恩来同志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不该我知道的事情，他是从来不说的。

　　我曾经问过邓大姐，为什么你们能做得这么好?她说：“作为党员，恩来同志和我始终遵守着党的教导：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

　　这就是周总理，他不愧是共产党人中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

　　(作者为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周恩来邓颖超秘书)(摘自《党的文献》2015年第2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刘少奇：在实践中自觉进行修养

　　邓力群

　　刘少奇同志是唯心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者。他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论述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修养问题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1939年版写道，共产党员要在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即是说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与技能等。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革命的修养。这种修养的目的，唯一的又是为了革命的实践，为了更有效地去指导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1962年这部著作重新发表的时候，第三部分的标题改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革命实践》，更加集中地阐述了二者的关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版的第四节，标题为《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文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作者一方面批评了党员中认为只要自己家庭出身好、本人成分好、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用不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党员中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批判自己思想意识中的旧东西，而是企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变为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甚至用自己的成见去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他明确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刘少奇同志要求我们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我们共产党员的这种修养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它和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实践、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向我们提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这就是，许多共产党员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参加革命实践，接受党的教育，学习革命理论，可是结果却大不相同。由于个人主观努力的不同，有的进步很快，有的进步很慢，有的甚至落后了。其中举了一些共产党员参加某种群众革命斗争、参加万里长征的例子，也举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学校受教育和训练的例子。我们每个人也经常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同样从逆境中走过来的共产党员，由于党性修养的不同，结果也不相同。例如，同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甚至同样被打成“走资派”，同样“关牛棚”、被批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换以后，精神状态却大不一样。很多老共产党员从党的利益出发，认真总结十年“文革”的经验教训，觉得年纪已经五六十岁了，为党工作的时候不多了，决心抓紧有限的岁月，更加振奋革命精神，加倍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来弥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使自己多年未能工作造成的损失。也有个别老共产党员，精神状态却不是这样。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多了，但他们的革命意志消沉，从个人利益出发，热衷于追求生活享受，不仅要使自己的生活好上加好，而且要为子女过优裕生活做“长期打算”，甚至纵容子女为非作歹，为此而不顾党纪国法，谋取制度规定以外的私利，谋取职务权限以外的特权。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党员由于原来的社会出身不同，所受的社会影响不同，因而就有不同的品质。他们对待革命实践各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和认识，所以在革命实践中各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当然不是说，所有这些不同，都是由于社会上对抗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产生的;更不是说，这些不同本身就直接都是阶级斗争。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刘少奇同志是经过反复的观察，做了深入的分析，经过抽象，把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指了出来。

　　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头脑中有了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又不去改正，那就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就不能有效地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经常不断的侵蚀，就不能很好地处理个人同集体的关系。相反，如果自觉地进行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锻炼与修养，自觉地清除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那就会在反映客观世界的面目、抵制外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采取正确的态度，取得良好的结果。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现在存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封建主义的、小生产的思想及其影响更加根深蒂固。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展，发展起来的东西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具有封建性。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和斗争，主要是同封建主义思想、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常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引用古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话，来说明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物;同样，党的队伍、党员的思想也不可能纯而又纯。由于出身、经历、社会环境的不同，由于进行思想意识修养的自觉性不同，党内同志的思想状况，每个同志个人的思想状况，也是不同的。究竟是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共产党员中有不同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差别，每个共产党员的头脑中有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呢?不承认是不合乎实际的。采取承认的态度不仅合乎实际，而且完全必要。它给我们党和每个党员提出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克服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用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一般利益和目的的思想克服个人主义的思想。如果结局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后者压倒前者，那么他就会落后，以至失去共产党员的资格。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结局。

　　共产党员要避免这种可怕的危险的结局，要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同志的帮助、群众的监督。但是，这种教育、帮助和监督能否起作用，起的作用是大还是小，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共产党员自己主观上的努力。要靠经常用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方法，来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高尚人格。要通过这种方法，学会用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区别是与非、好与坏、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形成自己高尚的内在信念，形成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能力，随时警惕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道德行为的影响。

　　(摘自《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邓力群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朱德:党内没有特殊党员

　　抗战时期，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样，每天非常忙碌。一天，朱德所在的党小组响应总部机关支部的号召，利用党日活动时间搞了一次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这个小组大多是警卫班的党员。当时朱德正在作战处埋头工作，党小组长就没有通知他去参加义务劳动。

　　事后，朱德知道了这事，便找党小组长作检讨，并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党内没有特殊党员，都是普通党员。每个党员都应当尽一个党员的义务，总部机关的同志参加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是我建议的，党组织也作了决定，我理应带头执行。这次义务劳动没参加，是说不过去的，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批评，监督我严格执行党的决定。”

　　不久，朱德又在警卫战士面前提起这件事，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警卫战士说：“这件事你在党小组会上已经检讨过了，往后就别再提了。大家说总司令50多岁了，日夜操劳，干活的事还是不参加的好。”

　　朱德听后严肃地说：“任何党员都没有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理由。我年岁大一点，工作多一点，但这不能成为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条件。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思想，交纳党费，是每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党性。”

　　朱德严以律己、认真作自我批评的精神，感染着许多党员，教育了广大群众。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任弼时:拒绝特权的“党内的妈妈”

　　任弼时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虽身居要职，但从不以权谋私，始终廉洁自律。他常说：“在党内，任何个人不管他是军长、政委，都是普通一员，都要服从组织，决不能做特殊党员。”

　　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任弼时既是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一名普通劳动者。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开了一块地，种上玉米和蔬菜。他还向王震要了一部纺车，工作之余盘腿而坐，练习纺线。他眼睛近视，开始纺的纱不是粗细不匀，就是常常断头。但他不怕困难，虚心向其他同志学习。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举行纺纱比赛，任弼时因量多质优被评为第一名，纺的纱还被拿到生产成果展览会上展览，一时被传为佳话。

　　任弼时深知群众疾苦，尽可能紧缩开支，减轻地方政府负担，部队用的信封多是用旧报纸糊的，起草文电常常用废旧印刷品的背面。他常常告诫同志们：“边区政府也很困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东西，可以要一点;有些东西可要可不要，没有那东西也可以过日子!”

　　作为中央秘书长，任弼时负责的事情很多，包括领导和同志们的衣食住行，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搞过特殊。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他炕上铺的单子破得不像样子，打算给他换条新的。任弼时说：“不要，不要，你给别的同志吧!”

　　任弼时有个20多年未见面的妹妹，叫任培辰。任培辰来探望哥哥时，希望哥哥能出面写封信给湖南省委，为其丈夫谋个工作，但任弼时婉言拒绝了。

　　他对妹妹说：“这虽是件小事，但是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你们的工作，当地政府会安排的。”由于他处理问题周到，待人和蔼可亲，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党内的妈妈”。

　　(摘自《风范——老一辈革命家“三严三实”事例选》，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王庭大：陈云的“严”与“实”

　　“三严三实”突出的就是“严”和“实”。陈云的最大特点就是理想坚定、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他这方面在全党是有口皆碑的。

　　严以修身。陈云无论斗争如何艰巨、情况怎样复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体现在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上，体现在他对人民的深切关注中。他有一句名言：“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他强调，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陈云不管是领导经济工作还是做其他工作，切实为人民谋利益都是他遵循的一贯原则。

　　严以用权。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善于调查研究，脚踏实地工作，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从不发表空泛的议论，每讲一个问题，必定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总是强调：“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他坚持发扬民主作风，十分注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慎重决策，力求稳妥。

　　严以律己。陈云在我们党内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节俭的优良作风。出国时做的两套中山装一穿就是多少年，一件棉坎肩穿了38个春秋，30年代的刮胡刀一直用到去世，就连使用的铅笔也等到拿不住了才肯放弃。他最反对铺张浪费，他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就提出过，吃饭要“光盘”，不要浪费。他为减轻国家负担精简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还主动把国家给他的一级工资改成二级，等等。

　　谋事要实。陈云是全党公认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榜样。他在长期实践和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他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讲真理不讲面子，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

　　创业要实。陈云强调“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不能心存侥幸，不能希望一蹴而就;工作要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等等。毛泽东说，陈云看问题有眼光，能抓到要点。践行“三严三实”，就是要学习陈云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

　　做人要实。陈云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光明磊落，不居功，不自恃，始终能够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他在革命生涯中也遇到过曲折，但他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团结，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消沉退避。他说过：“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从来都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他说，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一个人为党做好工作，这是应该的，有了成绩，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说，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践行“三严三实”，就是要学习陈云严格要求自己、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

　　(作者为中央纪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国史学会顾问)(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