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曾对李济深、沈钧儒、陶行知等说：“蒋介石没有救国救民之心，共产党则有之”

       民主党派的很多创始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许德珩等，经历了辛亥革命以降的时代巨变，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立志匡扶社稷，投身民主革命。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的经历和反省、焦灼和希望，为民主党派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及爱国民主人士，因为历史机遇和阶级局限，在落后的中国处处有阻力、时时有压力。

       由于帝国主义根本不想扶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独掌纷乱复杂的政治舞台，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并对一切民主力量限制和压迫，民主党派缺乏革命主张与魄力，没有能力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民主党派虽不乏“社会精英”，但缺乏高效的组织，只能形成一些基本由代表性人物组成、力量分散、人员较少的党派，从成立伊始就以温和的改良派政党出现。

       由于民主党派不可能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为实现自身目标，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必然怀揣理想抱负和道德良知，去追随一个彼此认同、有能力和魄力并能够支持、团结、带领自己的政党前进。

       20世纪中叶的民主党派，是靠近共产党？还是靠近国民党？要生存、要发展，只能二选一。

       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始终是民主党派不变的情怀和追求的目标，这就决定了与生俱来的进步性。正是这种进步性，民主党派怀救国救民之志，游历四方寻求治国的良方妙药，提出和实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等各种主张，并以进步的眼光逐步看清了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以进步的心态逐步领悟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基因决定的，是注定的历史安排。

       宋庆龄抨击国民党“抗日必先剿共”的论调：“这是多么荒谬! 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外战战兢兢，对内刚决残酷。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站在顺应人心的救国抗日的制高点上，率先提出红军愿意同全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民主党派对国共两党做出公正评判：“只有最坚决抗日的，才能做中国的天然领袖。”坚决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坚决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为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大声疾呼。

       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行合作的实质性共识。这种共识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源头。

       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从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认识到，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共产党纠正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确立了争取、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

       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正确估计当时政治形势，理论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明确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重性”兼具，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力军，还需要同盟军。

       梁漱溟1938年1月访问延安期间，为毛泽东论述“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理由深深折服并从此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成见，发表文章称“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从全面抗战之初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到把实现民族解放的希望重新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组织上渐渐联合、发展、壮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朱学范写信给李济深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斗。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中有些人仍然存在着某种幻想，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的问题不是靠赤手空拳的“呼吁”就能解决，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发言权，用和平改良的办法让独裁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在劫难逃。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1947年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广州等各大城市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进步教师；蒋介石于7月初又发布了《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部署对民主党派的更大迫害；10月27日，国民党以勾结“共匪”为由，蛮横无理地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予取缔。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只能转入地下。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中。朱学范写信给李济深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使民主党派的领袖们深刻反省：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任何对美国及蒋介石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无益于自己与人民。

       民主党派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把握自己前途命运，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与共产党合作，从旧民主主义的泥泞小路跨进新民主主义的光明大道。

       何香凝在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时明确表示：“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摧残国统区民主力量、消灭异己,而且动辄以“异端邪说”为由迫害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对擅自组建的政党千方百计予以瓦解。

       共产党从来就将民主党派作为自己的同盟者，主张凡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的事都支持，凡是为民族、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战斗的人都团结。在旧政协会议中，共产党与民盟留下了“主动让名额”和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的“君子协定”两段佳话；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举行的各种形式的聚会有120次之多。在这种合作互动中，共产党彰显了领导力，赢得了真诚的朋友和不诲的诤言；民主党派显示了自身价值，获得了前行的动力和奋斗的方向。

       黄炎培在日记中曾写道：“共产党领袖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是：以诚相待、思想见面；患难与共、真诚合作。”

       1936年，宋庆龄、沈钧儒、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9年，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周恩来，经常接触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6年4月，在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时，何香凝明确表示：“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找到了追寻民主的共同交汇点，一道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为争取民主自由斗争。他们中许多人与共产党人联系亲密，关键时刻发挥“扳道岔”作用；他们中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危难时刻起着“警世钟”影响。在民主革命时期，民盟先后牺牲的烈士有90人，农工民主党也有100多人，新中国的诞生有他们的贡献，五星红旗上有他们的血迹。

       1948年5月5日，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当时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国何去何从仍处于决战阶段，这确是不容易的。民主党派的政治思想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终于汇流，这是民主党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8年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民主党派经过了17年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实质比较，走出了他们的困惑期，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以《共同纲领》为政治基础，一致宣布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治格局最终形成。这是民主党派一次脱胎换骨的飞跃。

       周恩来说：“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什么是领导？毛泽东诠释“领导是带路的意思。”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民建领导人孙起孟1986年11月针对国内外有些人的各种错误看法，特别强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把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混为一谈。”“那种认为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必然意味着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下级与上级的组织领导关系，或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既然不存在着这种组织领导关系，民主党派就不应该或者不可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些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主观想法。”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实践已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发展，就没有多党合作的良好格局。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的超大规模的社会，要求政党制度必须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共产党是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扩大了社会整合的边界与张力。

       中国的政局要稳定，多党合作这个政治格局必须稳定；中国的社会要和谐，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必须和谐。

       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根本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摘自2016年6月28日《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