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生产与生活、物质与精神、个体与集体、自主与他助、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现实与未来等等的关系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蕴含宝贵价值与智慧的思想理念。这些蕴含宝贵价值与智慧的思想理念，在亚洲各国各地区虽然在语言概念的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基本道理上却往往是相同、相通或者相近的。因此，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所共有的亚洲价值、东方智慧。这些价值与智慧具有鲜明的亚洲和东方的特色与风格，无不向世人展示出它们的强劲生命和无穷魅力。它们是亚洲人民共同的思想财富，也是世界价值、世界智慧大花园中的绚丽奇葩，是完全可以同欧洲文明、西方文明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文明的价值与智慧相互会通、相得益彰的。

       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的内涵丰富，择其要者，我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并尝试用中国的语言概念加以表述。

       和而不同、和合一体。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事物之间的异同关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要和谐相处。在中国历史上，和而不同、和合一体的思想是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的。它包括“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多元一体，主辅相成”“天人合一，知行统一”“中庸中和，不走极端”“协商对话，求同存异”等理念。在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他们的思想家提出的“非同非异”的“和诤”之说、“人与自然亲和”之说，也是阐述了“求同存异”“天人合一”思想。在南亚和东南亚，从印度《奥义书》中的“梵我同一”和胜论学派的“和合是一种关系”，到诗人泰戈尔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伟大的事实”，到苏加诺将“潘查希拉”作为哲学思想基础统筹印尼的多元文化，再到东盟共同体将协商、和谐、合作作为核心价值以形成“不同国家的和谐体”，也都是体现了“天人合一”“多元一体”“和合一体”思想。而阿拉伯哲学家安萨里提出的“万事中为上”之说，则是阐述了不走极端的“中道”“中和”思想，它至今仍是阿拉伯人民恪守的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条。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主张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必须相符合相统一的一种思想智慧。在中国历史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是源远流长和深入人心的。历代中国学者所倡导的“事务而成，事求而得”“求真务实，不尚空谈”“言行一致，躬行实践”“因时达变，与时偕行”“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等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朝鲜半岛的集实学思想之大成的丁茶山，也曾鲜明地提出“贵在务实，不在虚文”。阿拉伯谚语所倡导的必须求得真实知识的“正知”之说，也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相通的。印度的“东西方比较哲学大师”拉达克里希南所提出的“变化是存在的本质”，以及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所说的“一切现代哲学必须解答今天的问题”的观点，则是同与时俱进的思想相通的，都是强调人们的认识要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克勤克俭、自立自强。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以及自主与他助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很早就懂得人要生存就必须勤奋劳作的道理。像“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成由勤俭败由奢”“业精于勤荒于嬉”“俭约自守，俭以养德”“俭财禁侈，为国之急”“节俭为荣，奢靡为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论语，激励着人们和当政者勤俭持家、勤俭立国，独立自主、奋斗不息。而这种思想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古往今来也是受到推崇的。越南原国家主席胡志明在青年时代就倡导人们要勤俭、忍耐，富于自强和牺牲精神。印度的大乘佛教把“精进”思想规定为信条，教育人们要为大众谋造福祉而勤奋工作。阿拉伯学者安萨里劝导人们从小就应养成饮食起居简朴的习惯，避免沾染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气。近代以来，亚洲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以及胜利后建设国家的艰苦奋斗历程，也生动地说明克勤克俭、自立自强是亚洲人民所共有的宝贵精神品格。

       重视集体、克己奉公。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个人与集体是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集体之中，任何时候都离不开集体，离不开家庭、族群和国家。从远古时期起，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先人们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就认识到集体力量的巨大，认识到只有相互协作才能战胜来自自然界和社会的风险所造成的各种困难与挑战，因此，很早就形成了重视集体的观念。在中国历史典籍中所阐述的“民齐者强”“人心齐，泰山移”“集众思，广忠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当政者应以安民富民乐民为功”，中世纪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人们必须群体生活与合作，才能生存和自卫”，哈萨克斯坦谚语中所说的“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印度的《奥义书》所劝诫人们的“抛弃各种私欲，跳出个人利益小圈子”，都是倡导人们要树立重视集体、克己奉公的思想。而在有些亚洲国家中还将“以民为本”“富民为先”奉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这种民本主义原则也是重视集体这一思想观念的鲜明体现。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个人主义是欧洲价值观的核心。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文化中，集体认同比个人认同更重要。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决定了二者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总之，重视集体并把集体为重的思想作为价值观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亚洲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和鲜明优势。

       德法并用、标本兼治。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治国理政手段中的德治与法治以及治本与治标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德治与法治是不可分割的，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保障；法治是治标之举，德治是治本之策，二者相辅相成。这样的观点在亚洲国家中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一直强调“德法并治，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仍然是一条重要原则。古代西亚希伯来的法律思想认为，法律实际上“是执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罚的礼”；在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中，一方面规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另一方面又强调要“确立仁政于国内”，可见他们也是主张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

       亲仁善邻、和平相处。这是认识和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几千年来，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虽然也发生过不同范围、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冲突和战争，但是，广大亚洲国家和人民对“亲仁善邻、和平相处”这一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一直是向往和珍视的，而且这也是历史上亚洲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主流。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有了“协和万邦”“合和万国”的理念。当然，那时的所谓“万邦”“万国”都是中国境内的方国或诸侯国。到了秦汉以后的历代当政者，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奉为指南，将“国虽大，好战必亡”引为鉴戒，主张按照“以德为邻”“以和为贵”的原则，来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长期实行的所谓“朝贡体系”，即“进贡”与“回贡”、进贡使团与贸易商队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方式，虽然在礼仪形式上有高下之分，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互惠互利、和平合作”的良好国家关系。历史上日本的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将“和为贵”列为第一条，朝鲜半岛学者提出“义命相敬”，阿拉伯学者主张“城邦(国家)合作”，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倡导过“世界一家”，乌兹别克斯坦诗人纳沃伊也称“没有比生活在友谊之中更美好的事情”，这些都体现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上世纪50年代，亚洲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其作为处理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准则，这绝不是偶然的。

       诚敬为本、互尊互信。这主要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中国自古就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乐文化，中国民间则普遍流行乡约家规，社会上下都是将诚敬互信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彼此之间加强团结、和谐相处。中国古语中的“敬天法祖，敬重百姓”“诚实守信，互谅互让”“患难相扶，休戚与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都体现着这一道德原则。诚敬与互信，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普遍加以倡导的。印度人吟诵千年的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就是教导人们要尊敬师长、尊敬他人，自己则要自制诚正。伊斯兰教教义中也把诚信作为一个基本规定，并把是否履行这一规定作为衡量每一个穆斯林行为是否道德、信仰是否真诚的重要标准。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人们还深知，诚敬为本、互尊互信，不仅应该成为个人之间交往的重要规范，也应该成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交往的重要原则。

       义利结合、互惠互赢。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个人之间、社会之间、国家之间不同利益上的道义原则与物质利益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主张明义正利、义利兼顾，倡导互利互助、合作共赢，是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个人交往、社会交往、国家交往中所践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亚洲价值与东方智慧中富有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语中宣传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格言，印度《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所高扬的利他主义思想旗帜，就是亚洲人民倡导义利结合、互惠互赢的鲜明写照。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彼此之间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这是不同文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必由之路；不同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历史反复证明，凡是搞所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无不以失败告终，都是自取衰亡之道。亚洲人民历来主张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明应该相互融通、互学互鉴，所以亚洲文明才能成其不断进步的历史局面。中国典籍中阐述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倡导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教义中主张的“阿拉伯人不优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优于阿拉伯人”，都闪烁着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思想智慧之光。而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明的互学互鉴的一次集中体现和杰出产物。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摘自《红旗文稿》2016年第19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