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无疑是西方世界的多事之秋。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被视为“黑天鹅”事件，两个最老牌也是最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居然逆流而动。对此，普遍性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逆转了。这种看上去或许不错的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开展了至少500年，经济全球化浪潮本身不会消退，只是谁来主导、什么主义（思潮）来主导的问题。过去100年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潮，大致是三个主义轮流登场的过程：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到1929年大危机的第一个30年是放任自由主义即古典自由主义，1940—1970年代的第二个30年是带有国家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色彩的凯恩斯主义，第三个30年即1980—2008年则是新自由主义。因此，两只“黑天鹅”逆经济全球化之势而动，不能说经济全球化就此逆转了，只能说是过去30多年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遇到重大挫败的结果。特朗普企图对这种挫败震荡进行调整，然而，他主张的反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与所谓的“亲劳工阶层”等，其实是重拾脆弱时代即19世纪美国的政治理念——基于民族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用19世纪的药方治疗21世纪美国的重病，特朗普并没有为现有困境开辟“第三条道路”，其政策主张更多是解构而非建构式的。

       一

       分析特朗普的总统竞选纲要及其上任以来发表的一些言论和政策主张，可以看出其内涵主要包括：

       反建制，反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化建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充满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典范，并在世界范围内极力推广“民主加市场”的现代化方案，却少有人反思美国民主政治的弊端。特朗普指责奥巴马政府无能、抨击华盛顿传统政客，折射出美国民主政治的现有困境：美国政党政治的空前“极化”使美国的分权体制成为福山所言的“否决型体制”；无休止的党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国会很难达成政策共识；府会间的平衡遭到破坏，即使是利国利民的决策也多半难产；国家治理与政府权威不断弱化。特朗普本身作为政治局外人，又频频发表挑战现有政治格局的言论，将自己塑造成反体制的战士，恰恰体现了美国民众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反感。

       反“政治正确”，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特朗普自选举开始就以反精英、反“政治正确”的形象出现，他贬损女性、称墨西哥移民为“强奸犯”、上任后签署“穆斯林禁令”禁止全球难民和西亚北非七国公民入境，尽管这些过激的言论招致世界相关各国及美国各方的批评和抗议，却也为他带来了很多关注。特朗普以极尽夸张之能事去挑战精英阶层、挑战“政治正确”，将那些过去刻意不被讨论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

       奉行民族主义的“美国优先”，以美国本国的经济利益为首要标准去指导政策制定。这可能是历代美国总统在其位谋其政的核心原则，但自二战以来，特朗普是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明这一主张的总统。这不仅展现了他的离经叛道和狂傲不羁，更预示着他对美国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的全面变革。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强调利益为先、美国为先，通过资本回流和制造业的复兴，强调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以及不干涉主义，调动所有注意力与资源集中于国内事务，保护和增进美国经济利益。这既是回应当前美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是在美国经济形势较为低迷情况下的应对策略。

       特朗普将美国现存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少数族群和移民等，基于反多元主义、反建制和本土主义的思想理念，他提出包括反经济全球化、反移民、“孤立主义”与所谓“亲劳工阶层”这四重政策取向。从更广泛的视角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是一起简单的孤立事件，更是一场美国反民主体制的社会运动，它表达了美国社会对于民主体制现状的愤怒，特别是广大白人劳资阶层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感。

       二

       一个倡导文化多元主义、贸易自由主义和对外政策世界主义的美国，为什么一下子要采取“收缩战略”？这不能不讨论导致美国衰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运动。

       如本文一开始所言，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经济全球化退潮或逆经济全球化趋势，而是要看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出问题了，从500年全球史看，经济全球化本身不会就此衰退。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凯恩斯主义压制了放任自由主义40年之后，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执政、1981年里根在美国执政，古典自由主义开始以“新自由主义”的面目风靡全球，谓之“经济全球化”。30年后，即2008年金融海啸，经济全球化触礁，新自由主义宣告失败。

       严格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是一场经济自由化运动，但后来新自由主义的涵义扩大化了，还包括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和文化自由化（文化多元主义）。这场“三化运动”，伤及很多国家包括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重创了美国自身。

       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的学说在政策上以“里根经济学”表述出来。所谓里根经济学，就是哈耶克的自由化加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形成了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预算稳定化（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

       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便是“去国家化”，内在的逻辑就是用金融资本而撤除国家围墙。这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自由化和货币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形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金融资本社会，“华尔街”就是金融资本社会的代名词。经济形态变了，人们的理性和偏好随之改变，其中改变最大的无疑是制造商，有谁还愿意投资那些回报率极低的制造业呢，只有傻瓜才无视可以一夜暴富的“华尔街”。就这样，象征着美国工业骄傲的底特律——美国传统的工业基地，破产了。商人出走了，把制造业迁到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新一代年轻人更不愿意从事报酬相对很低的制造业。

       里根经济学又称“涓滴经济学”，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即富人富起来，百姓才随之受益。但是事与愿违。不同的经济形态对于平等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农业经济时代相对平等，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广袤无垠之国度而言；工业经济时代，不平等的幅度开始拉大，但可控，比如1980年企业内部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不超过50倍；但是，到了金融资本时代，金融资本所制造的不平等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华尔街工作的回报与在制造业工作的回报简直如天壤之别，更别说华尔街与中南部农民之间的差距了，企业内部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差可以达到550倍。在整个社会的鸿沟形成之时，象征着不平等重要指标的最低工资，2006年与1968年相比，实际价值下降了45%。这就是“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民主。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是美国金融资本，撤除国家围墙的自由化运动产生了虹吸效应，不但吸食着国内财富而制造国内不平等，也直接掠走了其他国家的财富，比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泰国、印尼等国的财富一夜减半，从而制造了全球更大的不平等。

       对于金融资本制造的国内不平等，近年来美国国内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主之春”运动等只是这场抗争运动的预演，大规模的反抗就是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而对于其制造的全球不平等，转型国家只能以失败的民主化来消极回应。民主本来是平等化的产物，当社会出现空前的不平等的时候，民主本身也会被重创，“自由主义民主”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民主”或者“市场民主”。其实，在资本权力当家的社会，民主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只不过冷战时期的话语权之争构建出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恢复了民主的本来面目——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组合，从来不是和谐的，正如19世纪西方严重的社会对抗。特朗普当选，内在的政治经济逻辑就是传统产业工人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作为传统产业代言人的特朗普看准了这一点，而已经和华尔街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希拉里·克林顿则成为这种矛盾的焦点。

       政治自由化。相比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自冷战开始就在有计划地进行，可以说，战后美国西方社会科学都是围绕“自由”而建构起来的。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基于苏联改革带来的政治变动以及东欧的变化，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写下了民主化的“第三波”，都是在宣告自由主义民主的胜利。冷战结束一时间让整个西方世界陷于大狂欢之中，宣称所谓“社会主义必然灭亡，资本主义必然胜利”。

       民主的第三波冲破了传统的国家围墙，金融资本长驱直入。伴随着这一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也加大了“民主革命”的力度，到1998年，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活动经费从几千万美元迅速攀升到16亿美元，开始设计“大中东民主计划”，在各地搞“颜色革命”。结果，冷战后一直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的美国在乌克兰栽了大跟头，叙利亚内战最终也把美国挤出去，美国还在伊拉克付出了5000多人的生命。

       在世界历史上，以“推广民主”之名而搞扩张，美国是第三个。第一个是两千年前的雅典，以输出民主之名到处征战，最终产生了内乱，雅典衰败。第二个是拿破仑，其结果众所周知。美国步了雅典和拿破仑的后尘，谁能想到，冷战后单极霸权的美国，仅仅20年就陷于危机之中。

       文化多元主义。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力，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最终形成了作为“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多元化、道德标准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授课语言多元化、婚姻形式多元化、家庭模式多元化、性行为多元化，等等。从政府机构和公共舆论，到社区和家庭学校，言必称“多元”，而且成为一种不能触碰的“政治正确”。可以想见，文化多元主义对于盎格鲁—萨克森人的“美国信条”是多么严峻的挑战，也可以想象其中文化右翼的反弹。

       也正是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下，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国民性危机”，“美国信条”受到空前挑战。第一，苏联解体和外部安全压力的消除，使得美国国内的凝聚力大大下降。第二，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挑战了美国国民特性中尚存的文化核心的合法性地位，而且民主党人已经成为多元主义的代言人，克林顿总统说美国需要继独立战争和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以“证明我们即使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文化也能生存”。第三，二战之前，美国移民主要来自欧洲，但60年代开始，第三波大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同化越来越难。第四，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移民群体共说一种非英语的语言的现象，在美国的墨西哥人都说西班牙语。美国南部的“拉丁化”让美国白人忧心忡忡。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对阿拉伯人的态度即凸显了其文化右翼的特点。

       三

       美国建国200年来，从一个弱国走向强国乃至超级大国，从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走向国际主义、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们尤其是精英阶层，已经太习惯于20世纪以来，尤其是冷战胜利之后美国的新政治传统，即所谓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然而，这是美国强大之后的故事，而且这“三大自由”的泛滥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危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特朗普，显然是对美国200年政治走向的一种再定位。

       在美国独立之初的近百年，凡是关税低的时候就爆发经济危机，而高关税则带来制造业的繁荣。19世纪中叶，欧洲的英法等国奉行的是世界主义贸易政策，而“美国寻求国家幸福的方向恰恰与绝对贸易自由相反”，“当欧洲各国正满怀激情地努力使普遍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正在为实现这个伟大的仁慈目标而努力并争取取得重大进步的时候，美国却为了促进国家的繁荣而试图重新采用已经在理论上被彻底驳倒、遭到唾弃的重商主义原则。” （[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力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74-75页）

       这样，当发达的欧洲都在推行自由主义贸易的时候，作为弱者的美国经济学界兴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者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流亡到美国的德国人李斯特，接触到美国当时流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学理论之后，在1830年代写下了振兴德国经济的国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完全违逆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贸易理论，相信只有强国才可以搞自由贸易，强大之后的德国才能实行斯密的学说。李斯特生动地描述了200年前的美国是如何反主流理论而建构起自己的制造业并成为与英法齐肩的强国，其中的奥妙就是“制造商必须过来”。特朗普的一些主张可以说是一下子回到200年前的重商主义。

       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事实上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虽然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和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而拓展了自己的领土并拥有海外殖民地，但国内事务的危机（内战、进步主义时期的国内失序等）严重地束缚了美国的对外手脚。因此，即使到了一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的“十四条”所主张的各民族自决权，也是美国无力干涉他国事务的写照。

       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才真正成为世界性强国，并在英国的利诱之下不得不从传统的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美国立刻利用各种“国际制度”建构了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诸如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WTO（之前是“关贸总协定”）、世界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反者道之动”，赢得了冷战的美国在狂热中把自己陷于不利的境地，这归因于一套错误的组合拳，其中新自由主义难辞其咎。

       尤其是冷战之后，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以自由化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不曾想，以货币主义而非制造业主导的美国经济政策，在这场历时30年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中，杀伤了对手的同时也误伤了自己，几乎掏空了自己的制造业，基于传统制造业立命的美国白人处境艰难，由此才催生了以白人为主体的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特朗普主义”，其实质就是种族主义。

       在实行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对外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即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20世纪之前的美国，在国内奉行典型的“白人至上主义”，这和当时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一脉相承，认为西方的发达归功于优越的民族基因，而这一理论的基础便是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比如托克维尔、《论自由》的作者密尔等，基本上都是种族主义者，都在为本国的对外扩张提供种族主义理论基础以粉饰自己的侵略行为。

       同样不例外的是，从美国的“建国之父”到19世纪的白人统治者，奉行的都是白人至上论，并对原住民实行了“种族清洗”。因推广民主而被称为“杰斐逊式民主”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其实是一个最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主义者，他说“一旦我们不得不对哪个部落举起斧头，我们就不会将斧头放下，直到该部落被根除或赶离密西西比河……战争中，他们会杀死一些我们的人，而我们将灭其全部。”1820年代左右，当时的总统杰克逊更是印第安人的杀手，其1830年颁布的《印第安清除法案》，直接导致20000名印第安人死亡。在1850年左右，一个加州州长宣称，“一场根除战争将在两个种族之间继续直到印第安人灭绝”，继任者表示战争“必须也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对许多部落的根除战争”。就这样，在现为美国人占据的地区，哥伦布到达之前印第安人口估计在400—900万之间，1900年人口普查时印第安人只有23.7万，减少了95%；其中，加州于1849年建州，10年之后，印第安人减少了80%（第三帝国12年杀掉欧洲70%的犹太人）。 希特勒和希姆莱在思考他们的种族灭绝（途径）时都曾把美国的种族灭绝例子作为参考。

       可以说，正是靠对异质文化的种族清洗，才最终在盎格鲁—萨克森人内部建立起自由民主政体；靠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才扶植起美国制造业并使美国强大起来；靠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而置身世界麻烦之外，才集中力量搞国内建设而不至于在过度扩张中消耗国力。特朗普所主张的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和19世纪乃至二战之前的美国政治传统何其相似？！

       四

       美国过去三十几年的故事验证了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假说：制度变迁的非预期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不遗余力地推行了以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也全面力推自由化，其结果却事与愿违。经济自由化掏空了国内的制造业并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政治自由化的对外政策大大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并把美国从所谓“普世价值”的道德高地上拉下来；而文化自由化即多元主义的后果则比经济和政治上更深远，直接挑战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美国信条”并使得美国支离破碎。比较而言，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都是可以修复的，但文化上的“去美国化”所招致的“国民性危机”则是致命性的。

       放在更长远的历史光谱上看，过去100年西方历经放任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特朗普，也不属于1929年之前的放任自由主义，因为他表示要国家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这一点颇有凯恩斯主义的味道，但他的减税主张又不同于凯恩斯主义。所以，特朗普的主张不是过去100年中的任何主义，反而可以回到美国100年前的历史去理解。从他废掉TTP并号称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言论看，他已经是典型的现代版孤立主义者，这和美国19世纪之前的对外政策如出一辙；从他羞辱女性、墨西哥移民和穆斯林看，他是一个典型的反文化多元主义者，这和19世纪的白人优越论者相似。也就是说，特朗普似乎试图在用19世纪美国的政治传统来矫正整个20世纪演变所导致的政治社会乱象。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或许会发生“19世纪的美国”与“21世纪的美国”的遭遇战，这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是已经被淘汰了的“文明”比如白人优越论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美国的社会分裂极有可能因之而加深。看看大选中白人的狂热，就可以窥出白人的强烈的危机感。在很多白人看来，出了一个奉行文化多元主义的克林顿总统，已经让他们难以忍受，后来居然还出了一个奉行有色人种的美国总统，为此他们几乎绝望。看到民众中的这种情感的特朗普，在大选中火上浇油，怎么能激发白人的热情怎么说，美国已经存在的“文明的冲突”几乎演变为“文明的战争”。看看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大学校园的绝望情绪和上任后民众的反对声音，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特朗普能走多远？答案在时间中。我们只是看到，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内阁中的几个“文化人”都非常极端。而美国整个知识界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不加入特朗普政府。这就意味着，“两个美国”之间的冲突，即21世纪的美国与19世纪的美国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显现。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