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治理实践的重要理论价值
       以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如果说此前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话，那么从2013年开始，中国开始了全面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

       超越“唯增长论”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领，而其中的“一个中心”即是经济建设。今天全球普遍谈论的“中国模式”，也是以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中心来考察中国经验的。在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大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完全正确的。过去这些年，中国也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很多有益经验。但总的来讲，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尽管全面地挑战甚至否定了西方学术界、政策界的主流思想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却并未超越一般的经济学规律。相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生产力的工作，正是主动脱离僵硬和简单的前苏联经济理论，积极和现代的市场经济理论并轨的过程。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和继任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济体制改革理念，简单地概括，就是一套通过渐进的改革方式实现指令经济向现代意义上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所有制形式、要素的流动与价格形成机制、供给与需求通过市场来协调等方面，中国的实践都是一个主动地追求现代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模板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换句话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就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并无特殊或“中国例外论”之处。广义上讲，这些目标和“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目标有相当大的一致性，都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在社会政策上、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不少新的理论视角。其独特之处，在于国家有意识地主导改革和积极推动经济发展。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仅积极地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而且积极参与发展经济。这样的制度特征，一方面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发展型国家”，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政府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偏见”。经济发展成了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经济增长成为各级政府绩效的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这种“唯增长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少问题，并在2000年前后开始变得愈发严峻，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社会失范等等。

       中国的领导集体在2002年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就是基于意识到必须超越“唯增长论”的主动举措。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向更高质量、更协调、更可持续的层次提升；和谐社会则强调社会公平与公正、诚信友爱、和谐又充满活力等发展目标。虽然这些良好理念的提出非常及时，但中国的治理体系长期被GDP主义绑架，使得一个能强有力推进经济增长的体制，在追求众多非经济目标以及突破既有经济增长模式方面力不从心。

       一个例子是，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央多年来试图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污染，并提出了“绿色GDP”等概念，在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增加了环境保护指标。然而，这些治理观念和技术上的改变，并未有效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显著变化，同时也说明国家治理体系中尚存在一些待于发展和完善的机制。

       超越民主原教旨主义的治理模式

       在经历三十多年快速经济增长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环境破坏、相对粗放的资源利用方式、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扩大的贫富差距、公民表达、参与的渠道相对欠发展等问题，要求国家的治理体系必须调整。在这种背景下，一度以来，社会上出现不少要求中国进行政体转型、引进西方多党制、竞争性选举等体制的声音。一些人认为，中国一切问题都归因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够民主、没有多党竞争的自由选举制度。可以把这一观点称为民主原教旨主义。其核心思想是，中国应该立刻实行多党竞争的体制。

       一个符合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治理体系，能否由一个单一执政党的政治体制实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需要由实践来回答的问题。对于中国，其中的关键因素，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理体系具有提供以下政治和治理功能的条件和能力：第一，利益代表与利益集合。党的成员、干部、党和政府的机构能够及时了解、接收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经济、社会、政治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加以整合，成为制定政策、选择路线的依据。第二，共识形成。在掌握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后，党和政府内部机制和程序能够就此形成如何采取行动的共识。第三，共识传播、扩散、说服。党和政府能够将对社会总体利益最有利、最有效的政策选择传播给社会，促进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政策倾向。第四，政策制定。党和政府能够就各个政策要求制定合理的政策。第五，政策执行。党和政府能够有效执行各项政策与决定，生成各项政策和决定预期的公共产品。如清洁优美的环境、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序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等等。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果一个执政党和它领导下的治理体系具备实现以上功能的能力，这样的执政党就是合格的执政党，这样的治理体系就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治理体系，就是有效的治理体系。同时，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还必须包括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体的角色。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在这些方面，中国在现行的体制下都做到了。

       中国经验的独特贡献

       今天，中国经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重视。只是，不少人对中国经验的认识还是不完整的。不少人认为，中国现行体制下，经济发展搞得不错，但是在发展民主、保护人权等政治领域做得并不很成功。正如本文上面所分析，中国的体制在治理的各个方面和环境，包括公民的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共识形成与传播、政策制定与执行等等，虽然面对新的社会经济情况需要继续调整和建设，但总的来说，其到目前为止仍是有效的。

       其他国家和地区要理解中国的独特经验，不应关注中国是一个党还是几个党，而是应关注中国的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中国经验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中国的执政党从革命时期开始，就逐渐形成以下几个世界上其他多数政党不具备的特点：一是为人民执政的政治理念；二是严格的党员吸收标准；三是严格的党员管理、培养、提拔机制；四是党的机体具有强大的自我教育、自我更新的机制；五是党的机体的自我清理机制。

       当然，以上几个方面是理想化的设计。在实践中，所有这些方面的实现程度都是相对的。在不同时期，在各个方面达到的程度也各有不同。例如，党的内部反腐、防腐机制在近些年来逐渐落后于腐败现象的恶化程度，需要有力地加以调整。而这个党的自我纠错和学习能力，就表现在它及时地发现了党内防腐机制需要修改，并积极摸索建设更有效的机制方面。可以说，现代治理体系的建设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上述特点能否继续保持并加强。

       对世界其他谋求社会经济发展、全面提高治理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理解中国现行体制下的执政党的独特作用和中国独特的执政党，才能够有效借鉴中国经验。可以说，中国经验对当代政治发展、政治科学中的政党理论以及政党与治理体系的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今后需要学术界进一步加以总结和概括。这样的理论突破，也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当然，并不是说拒绝西方式的选举民主就能获得良好的治理能力，而是说，要获得良好的治理能力，就必须从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着手，建立有力的政党、有力的机构，唯此才能成为应对尖锐的经济社会挑战，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

       （作者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