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留守村治理困境及破解之策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的流动性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向城镇和城市。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留守村”的出现。全国妇联此前的调查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000多万，留守妇女5000多万，留守老人6000多万，留守人群总计近2亿，大约相当于农村总人口的1/3。庞大的留守人口群体形成了众多的“留守村”，留守儿童的成长教育，留守妇女的经济和家庭权益，留守老人养老、自杀等问题层出不穷，给农村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2015年6月9日晚，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在家服农药集体自杀身亡，再次引起政府和社会对“留守村”相关群体的关注。加强“留守村”治理，维护和保障留守群体的各项权益迫在眉睫。

　　留守群体现状及其困境

　　在农村快速发展的当下，留守群体规模日益扩大，但其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留守儿童成长状况堪忧

　　为了追求更高收入，改善经济条件，越来越多的青壮年进入城市务工。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户籍制度等障碍，这些务工人员只能将子女留在农村由祖父母照顾，形成了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留守村庄的生活给这些儿童的身心成长带来了严重而长远的影响。

　　一是安全问题。留守儿童大多年龄较小，正处于需要父母照顾的成长期，由于父母外出务工，一般由祖辈或者其他亲戚长辈代为照顾。这种隔代照顾的模式，其缺陷显而易见：长辈一般年纪较大，时间精力有限，不能完全照顾到孩子的起居生活，孩子容易出现安全问题，或者误入歧途、自杀轻生等。D村某小学生，父母外出务工，由祖父母代为照顾，由于缺乏管教，孩子学会偷盗，最后偷开他人摩托车，撞死在电线杆上。M镇旁边的一个村子里，一名小学生被寄养在亲戚家，由于疏于照顾，在一天清晨突然死于路边。

　　二是教育问题。一方面，在家庭教育上，长辈深受传统观念影响，加之多数留守儿童的祖辈教育程度较低，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方式不合理。在祖辈、父辈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留守儿童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传统思想观念。而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现代社会开放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影响到留守儿童，他们容易对长辈说教产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的学校教育也不容乐观。在校期间，他们的情绪、交往以及自卑心理等问题表现较为突出。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容易受到同龄人的欺负，进而产生厌学的心理，影响学习成绩，甚至辍学。L村一名留守儿童，在学校经常打架斗殴，逃课甚至辱骂老师，最终辍学回家。此外，从留守儿童的成长轨迹来看，童年时期的留守生活对其日后的生活习惯、品行以及与父母的感情关系等方面，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留守妇女家庭压力过大

　　中西部地区的村庄，大量青壮年男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与配偶两地分居，形成了留守妇女群体。由于丈夫长期外出，留守妇女往往独自背负巨大的家庭压力。调查发现，在家庭压力中，经济压力居于首位。对于普通农村家庭而言，男劳力外出务工的经济收入，主要用于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以及家庭修建新房的巨额开支，而照顾老人、孩子以及人情关系等支出则由这些留守妇女负担。但不少农村家庭收入并不稳定，调查中L村许多留守妇女在承担自家农活的同时，也需要经常到本地建筑工地打零工以补贴家用。

　　家庭压力还体现在家务和农活负担重。丈夫外出后，大量留守妇女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既要照顾年幼的孩子，也要照顾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要承担繁重的农活。这些都是对留守妇女的巨大考验。

　　此外，异地的婚姻关系也是一重压力。由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婚姻危机感、心理压力切实地影响着留守妇女的生活质量。在丈夫长期外出务工的家庭，留守妇女与丈夫聚少离多。一些留守妇女抱怨，有丈夫和没丈夫一个样。留守妇女既要忍受长期夫妻分居的心理和生理压力，还要担心丈夫是否出轨、婚姻关系是否会破裂，重重压力下不免出现极端情况。D村一名留守妇女，因为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夫妻两人出现信任危机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最后喝农药自杀。

　　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低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其父母因为年龄较大而被留在了农村，形成了留守老人群体。调查中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往往生活简朴，居住环境较差，不少仍从事繁重的田地劳作，或负责抚养、教育孙辈，此外还需要照顾到村庄人情关系，晚年生活的满意度不高。相当一部分老人，依靠种地和打零工等收入维持生计，情况较好点的会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总之收入有限，而生活支出与日俱增。

　　除了生活日益拮据外，留守老人的情感生活也日益贫瘠。农村缺乏集体性的文化娱乐活动，留守老人们老年生活乏味。加之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特别是丧偶的留守老人，身边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情感无处寄托，尤为孤独。其中，行动不便的高龄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更加突出，倘若无人照看则晚年生活凄凉。Y村一名78岁留守老人，子女全部外出务工，过年过节都很少回家，老人经常抱怨有儿女和没有儿女一个样。同村另外一名留守老人忍受不了身体的病痛以及情感孤寂，最终喝农药自杀。

　　“留守村”为何难治理

　　“留守村”为何难以治理?笔者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留守村”产生的历史和制度根源，基层自治组织履职难、治理失效是“留守村”难以治理的主体性因素，而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互助网络的失灵增加了“留守村”治理的复杂性。

　　城乡二元结构难打破，资源配置失衡

　　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它是造成对农民权利忽视和对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救济不力的社会制度根源。其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而又无法在大城市落户，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不得不将养老、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成本转嫁给了农村，造成了农村留守群体的权益受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造成了城乡之间社会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严重损害了留守群体的权益。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人为造成大量的留守群体，“留守村”数量持续增加直接造成了“留守村”治理的困境。

　　基层自治组织履责难，服务动力不足

　　管理村庄公共事务，为广大村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是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责任所在。农村留守群体作为村庄主体的重要部分，其特殊的群体需求，给村委会的管理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留守村”治理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自治组织职能缺位，服务效能低下。调查中普遍发现，村委会组织对于留守群体的重视程度不够，干部大多都对此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只要没发生影响重大的社会性事件，村委会干部一般不会过多关注这些留守群体的生活情况。

　　由此，面对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群体，很少有村委会对本村留守儿童、妇女以及留守老人的数量和动态展开信息调查并建立专门的档案。特别是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下，村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对这些群体的诉求反应不及时，解决问题的动力不足。如果上级政府没有明确要求村委会干部关注这些群体，村干部并不会主动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解决他们的问题，由此加剧了“留守村”治理难的困境。

　　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救助网络失灵

　　社会支持体系涵盖了留守群体所处的各类农村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服务机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的农村社会支持体系已逐步瓦解，而新型的社会支持体系明显发育不足。乡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我国农村由熟人社会正转向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农村邻里关系的逐渐疏远以及社会组织发育的不足，导致农村社会救助网络的失灵。

　　在“留守村”中，大部分青壮年男劳动力流入城镇和城市，农民之间天然的生产和生活联系逐渐瓦解，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救助网络濒临破裂，留守群体之间的关系日趋淡漠。在传统邻里关系逐渐瓦解的同时，现代的乡村社会组织发育滞后，法律、契约等保障也无法在短时期建立起来，从而导致乡村社会救助网络的失灵。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被更加孤立起来，境况进一步恶化。

　　破解“留守村”困境的思路与办法

　　基于以上考察和分析，要破解“留守村”的治理困境，需要在制度层面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在治理主体层面强化基层自治，健全留守群体救助和监管机制;在社会支持层面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多样化社会参与。从而形成以制度改革为动力、主体能力强化为路径、政府为主导，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多元广泛参与、协同合作的长效治理模式。

　　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优化城乡资源配置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阻碍了城乡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此，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宏观布局，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破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减少留守人口，使留守儿童能够享受到城市教育资源，留守妇女取得城市户口，留守老人与子女家庭团聚。

　　要将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分离出来，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异地考试，加大农村合作医疗资源的投入。建立和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多样化的养老模式，保障留守群体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权利，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政府应该从财政上和制度上给予支持，让留守儿童变“流动儿童”、留守妇女变“流动妇女”、留守老人变“流动老人”，促进留守群体之间的家庭交流和沟通。

　　强化基层自治组织职能，健全救助监管机制

　　基层自治组织是和农村留守群体直接发生联系的组织，也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自治组织，对于农村留守群体的救助和监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层自治组织要高度重视本村内留守群体的生产、生活现状，组织工作人员对村庄内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群体进行清查和摸底，并建立留守群体管理档案，以便随时掌握留守群体的动态。

　　要强化村委会组织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针对农村这些留守群体的个性特征，提供特殊化的公共服务，并安排相关人员对口帮扶。如针对留守儿童，开展爱心妈妈等适合儿童的各类公益服务活动，丰富留守儿童的生活;针对留守妇女，提供相关交流和情感倾诉的平台，帮助留守妇女实现本村和本地再就业;针对留守老人，可组织棋牌、广场舞、太极等集体性活动，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等，让留守老人发挥余热，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构建新型社会支持网络，引导全社会协同参与

　　“留守村”的治理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构建健全而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要在村庄范围内，充分利用好传统的地缘、血缘、邻里等关系网络。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推动组建留守群体互助组织，加强留守群体之间的情感交流以及生活互助。

　　各类农村社会组织是“留守村”治理的重要助力，要积极培育服务这些与留守群体相关的社会组织，开展相关志愿者活动。政府通过财政、法制等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留守村”治理，建立社会组织与留守群体的衔接机制。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通过社工介入培育微型公益服务组织，服务留守群体，安排固定人员对留守群体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行观察和疏导，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留守群体生产、生活以及情感上的困难。还应大力倡导企业和社会精英关注并参与“留守村”的治理，开展为留守群体送温暖等公益活动，努力探索企业参与关爱留守群体的公益活动组织形式和方式，助力“留守村”问题的治理。

　　(本文作者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