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纪念周恩来 举轻若重的伟大公仆（全文版）

       编者按：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纪念日，刚刚出版的2015年第三期《党建》杂志刊登署名文章《举轻若重的伟大公仆——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回顾了周总理光辉的一生和伟大的典范。在此刊发全文。《党建》杂志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永远的榜样》。

       周恩来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生信念如一、操守如一、言行如一、表里如一的人。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对于全党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讲到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理论，特别是要深入研究他有关领导工作的三篇文献：第一篇是他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写的《我的修养要则》；第二篇是他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写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第三篇是他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所做的《学习毛泽东》的报告。

       《我的修养要则》，全文不长，共七条，照录如下：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素质和修养是领导者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的基础。只有具备很高的素质和修养，才能具备很高的领导艺术和很好的领导作风。这七条修养要则，贯穿了周恩来一生的实践，奠定了周恩来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的基础。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做报告而写的提纲。关于领导者的立场，周恩来强调：（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关于什么是正确领导，周恩来认为：（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关于领导艺术，周恩来指出：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关于工作作风，周恩来重点讲到列宁和毛泽东，他认为，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周恩来讲的这些，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革命领袖领导风格的高度概括，也是周恩来自身领导工作的深切体会。

       《学习毛泽东》，这是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读来尤为亲切感人。这是周恩来向全国青年的号召，也是他一生的遵循。其中讲到，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他认为毛泽东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毛泽东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地上。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学习毛泽东，还要学习毛泽东日夜不息、从不满足的学习精神。纵观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领导艺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线。

       这三篇文献，是周恩来领导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我们认识周恩来、理解周恩来，认识和理解周恩来领袖气质和领导艺术的钥匙。

       从根本上说，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优良的领导作风，与他坚定的信念分不开，他一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动摇。信念的光辉照亮了他的一生。与他伟大的奉献分不开，他七十余年如一日，二十六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经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从来不知道疲倦。与他深厚的修养分不开，他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多方面知识修养，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而且一生不停顿地学习，一生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一生坚持行重于言。更与他高尚的品德分不开，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越是在艰苦环境下，越是在危难局面下，越是在重大转折关头，他的大智慧和浩然正气越是充分显现。周恩来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治党治国治军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宝贵思想财富。

       通过深入学习和思考，我体会，周恩来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具有举轻若重，广大精微；求真务实，以诚持国；顾全大局，辩证包容；求同存异，坚定灵活；知人善任，依靠群众；谦逊实际，平等待人等重要特点。

       一、举轻若重，广大精微

       周恩来日理万机，是举轻若重的大师。1964年初冬，著名儒学大师马一孚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与周恩来。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这两副诗联表达了马一孚先生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敬仰，也反映了他对两位伟人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郭沫若称赞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把大量精力放在处理具体事务、具体问题上。有一次，一位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周恩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管家，是政务最繁忙的人，但他游刃有余，举轻若重，无论是复杂问题，还是简单问题，都处理得自然流畅，井井有条，节奏分明，有声有色。中国有一句古语：“致广大而尽精微。”周恩来具有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襟怀，他的格局是广大的。他一生又养成了精益求精、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他轻中见重，以轻济重；小中见大，以尽精微而致广大。

       以周恩来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解决粮食问题为例。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周恩来极端负责精神的生动见证，也是周恩来举轻若重领导风格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有惊人的关注细节的才能。他的一生充满了无数个精彩的历史瞬间。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其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周恩来特别交待有关同志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字，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放映的电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能让外国朋友看懂，代表团的同志打算搞一个15 页左右的英文说明书，发给外国记者。周恩来听到汇报后，立即指出：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然后，他出了一个主意：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带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结果，演出大为成功，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周恩来还让有关人员把影片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周恩来的举轻若重，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举轻若重，既体现在他处理纷纭变幻的外交工作上，也体现在他处理繁重艰巨的国内事务上；既体现在他处理中美、中苏、中日等大国关系和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事件上，也体现在处理周边关系的棘手问题上；既体现在处理三年经济困难调整、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处理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上。

       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在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工作习惯，建国以后一直未变。在二十六年总理生涯中，他很少在清晨4点半或5点以前上床就寝。除非需要参加会议，他要睡到上午10时半或11时。午饭后，他通常午睡片刻，然后开始工作。这里，是一位秘书以日记形式记录的周恩来的一天：上午11点，总理会见林业视察组后，发布森林防火的指令。12点他接见教育专家。12点半午餐时，他边吃边读他们交来的报告。午餐与往常一样，两盘菜，一荤一素，外加两个玉米饼。午餐后一边听我们给他念报告，一边活动右臂15分钟。随后，他阅读有关今后六个月所需粮食和煤炭的报告。下午两点，他中断阅读，询问我们：“今年夏天防洪工作做得怎样？我们秋收有无保证？”的确，堤坝已年久失修，必须及时修复。总理命令工作组去查看各地堤坝情况，动员人民解放军和群众参加修复工作。总理亲自决定哪些部队到旱涝地区去参加抢险救灾。他审阅了城市的住房计划。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必须铲平，为他们盖上四层公寓式的砖瓦楼房。“但是，不要忘记应先铺设自来水管道。”下午4时，他与工程师商讨工厂的厂址。怎么能在缺煤、缺油、缺电的情况下建工厂呢？中国的电力和石油最为匮乏。下午5点，他和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一道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布局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晚上8时。总理说：“目前我们甚至连缝衣针或自行车都还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周恩来同他的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起喝粥，郭沫若提醒总理在延安时开创过一所航空学校，尽管当时风沙弥漫的天空中没有出现过任何飞机。总理回答说，“我们知道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夜幕降临了，我们很多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我们到院子里快跑了一阵，揉揉眼睛，再回到屋里继续工作。晚上9点，总理召集新成立的卫生部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接种天花疫苗和预防霍乱的问题。“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养成良好的习惯，避免传染霍乱”（此后两年内二亿人口接种了天花疫苗）。当天对外广播稿子送来了，总理很快地看了一遍。他把外贸部长找来。“日本商人表示愿意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必须予以答复。可以通过香港办理。”他浏览了中国报纸的社论，不禁皱起眉头，因为他认为有一篇社论言词偏激。晚上10点，作为军委副主席，他出席了军委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事宜。人民解放军必须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后，方可进入西藏。总理说，西藏代表团已启程前来谈判，他们必须受到尊重。他找来有关西藏问题的专家。“我们绝对不能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我们有许多少数民族。应该学会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他向军队发布命令，重申必须爱护各地的纪念碑、塑像和古建筑。早在1948年，总理就已将需要保护的历史古迹和庙宇编目造册，并通知各军事指挥官和政委。这次再度发出通知，保护手册的文物古迹增加了西藏的庙宇和寺院。“让我们的西藏问题专家列个表。绝对不能允许军队在宗教圣地宿营生火。我们不是国民党。”子夜12点，他与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就建立基础研究机构一事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中国在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方面要敢于投资。”深夜2点，他接待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成立一所考古研究所。中国的文化一定要加以保存。这是我们的宝贵遗产。过去的东西并非都是糟粕。”深夜3点半时，他开始阅读送来的文件、新闻摘要，直到4点半为止。对其中几份文件，他口述了答复的内容。凌晨5点，他拿着其他几份文件上床就寝了。

       这就是周恩来一天的工作，不论问题是重要的，或者表面看来并不重要的，他都事无巨细，抓得很紧。因为他懂得，成就大事业必须从小事情上做起。一个小小的细节往往成为发展一整套新思想、新任务的新线索。一次阅读一份香港杂志，他发现有两幅12世纪字画轴卷在香港出售。一个电报马上打到在香港的龚澎和她丈夫乔冠华那里。乔冠华当时负责香港新华社的工作。“把这两幅轴卷买下来。它们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有座寺庙要建一尊佛像，请他决定佛像面庞的样子，他说：“菩萨源自印度，不要把他塑造得太象中国人了。”一天，负责外交部办公厅工作的王炳南收到一张周恩来写下的、措词严厉的便条。问王炳南为什么“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一次，一位机要交通员送错了几份文件。周恩来让人把这位惶恐不安的交通员找来。难道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倘若热爱，怎能办事这么马虎呢？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总理从不大声喊叫，也不骂人，但是他说话的口吻越平静，他越是讲‘责任在我，我没有交待清楚’，我们就越觉得难受，好象我们身上给刀刺了一条口子似的。”一位财政部的青年妇女曾见过周恩来一次，她说：“我这一辈子都在问自己：‘这件事如果周总理来处理会是怎样的呢？见过总理一面，谁也忘记不了。当时我是实习会计，我跟着新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去见总理，研究决定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新货币。周总理仔细观察所有新货币的图案，逐一研究货币的大小、印刷和币值。他责成我们收集一九四九年以前各地军阀发行的六十多种地方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周恩来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保持应有的冷静，尤其是经济工作，更应实事求是。主张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他历来要求领导人“要戒慎恐惧地工作”。郭沫若曾经向周恩来引述过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里的一句诗：“一片草叶的作用不亚于星球的运转。”对周恩来作了由衷的赞美。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崇高威望和历史功绩，既得益于毛泽东的删繁就简、举重若轻、高瞻远瞩、战略运筹；也得益于周恩来的事无巨细、举轻若重、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毛泽东思想培育了几代中国人，周恩来作风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为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解决和处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创造了根本前提和条件；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则为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排除了琐碎事务的具体干扰。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两者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关系也是这样明显。对于一个领导集体来说，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相结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最佳组合。

       二、求真务实，以诚持国

       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地阐发为四条方法论原则：“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强调了既作为理论观点、又作为思想方法的“实事求是”的“真”和“实”这一最根本的内容。在他的思想方法中，真和实，既是他追求的目标，也是达到目标的途径。他主张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真话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的同志之间，就更应该能说真话、听真话。正因为如此，他在总结我们党领导建设的经验时，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要对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说真话。他这一思想和要求，对困难时期了解实情、做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以“兼听则明”、能听不同意见而著称。他历来主张，只有说真话，让党和人民知道真相、真情，才能鼓起建设的真正干劲来。

       周恩来一生以“言行一致”为准则，它既包涵说真话，又体现做实事。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更是倡导这一点，在《学习雷锋》的题词中，他特别强调了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

       1961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十年来的建设经验时，专门提出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在他提到的六条思想方法中，有五条涉及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超越实际的问题。其中指出：不断革命论必须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主观能动性必须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不能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甚至蛮干，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革命热情必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在实施理论和思想时，不能与现实脱节；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周恩来在各种实践中，尤其在指导实际部门的工作时，极其注意提倡摸索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周恩来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在内政外交事务中，周恩来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及其对事实的准确把握，都令人叹服。他经常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每次会前他不仅仔细地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而且对文件和材料中提到的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在开会时，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并提问题，且对不了解实情、不掌握具体事实的干部进行批评。同时，他不满足于书面材料和听取汇报，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自实际、来自基层的同志了解情况。这也是他在困难时期能充分了解实情、果断决策的重要原因。在外交活动中，他事先对对方的情况，对谈判所涉及的材料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实作论点的根据。例如，在中美谈判中，尼克松和基辛格称赞周恩来：“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在中澳谈判中，澳大利亚工党方面称赞他：“总是从事实出发，从来不发表没有事实根据的意见。”这充分反映了周恩来的求实作风。

       周恩来一生会见外宾逾千人，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诤友”，周恩来成为人们心中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呢？根本在一个诚字。周恩来以诚待人，以诚持国。大至国家关系，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周恩来的诚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西哈努克曾经这样回忆他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同周恩来相识时的情景：“开会之后，第一个来找我的就是周恩来，同来的有陈毅元帅，那是周的左右手，一位革命与抗日时期的传奇英雄。我们三人很快建立了极友好的关系，周恩来请我到苏加诺给他安排的别墅去吃饭，我满口答应。”“从最初接触，我就感到周恩来总理显然想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强固的友好关系。他深深触及我的心弦，热情赞扬我为争取柬埔寨完全独立、实行同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只要尊重我们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国家就和平共处的中立政策的‘胜利斗争’，同时他明白说明中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与中立，永不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最主要的是我完全为他的礼貌与聪明所折服，他使我感到我的小小柬埔寨和广大无垠的中国完全平等——同时他和我作为个人也平等。”“一九五五年柬埔寨同中国还没有任何外交或贸易关系，但周不强迫我作出决定；他说建立关系的时间完全由我定。我邀请他当年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周与陈毅元帅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邀请我在正式建交前访问中国，我一点也没迟疑就答应了。”从此，中国与柬埔寨、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他们的一生。

       周恩来有蓝天大海一样的广阔胸怀，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倾心拥戴。抗战时期，国民党与中共的联络代表张冲，早年反共，曾经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诬陷过周恩来。周恩来与张冲既有公仇又有私怨。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张冲坚决赞成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为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由公谊而增友谊”。张冲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皖南事变”后，张冲曾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张冲极力弥合国共裂痕，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1941年11月，张冲病逝，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亲自参加追悼会，并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周恩来在朋友中起核心领导作用，但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朋友们都把他看作引路人和知音，对他无比信任。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是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结交的一位朋友。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许多朋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不是空泛地讲道理，而是首先从自己讲起，他说：“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他接着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如此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讲话，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与会者，也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知识分子。

       周恩来对朋友真诚帮助、肝胆相照。抗战胜利后，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因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和平，于1946年7月中旬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惩办凶手，安葬死者，通令全国追悼、抚恤死者家属。接着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含愤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特务的罪行。稍后，他又在上海、重庆等地为李公朴、闻一多举行追悼会，亲自为二位烈士写了悼词。7月25日，著名民主人士陶行知先生因忧国伤时，劳累过度而逝世。周恩来为之痛心疾首，专门向党中央发出《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他对朋友体贴入微的事例比比皆是，使朋友们刻骨铭心、永志不忘。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恩来为之积极奔走、多方营救。蒋介石被迫释放了马寅初，但又将其软禁在家，规定“三不准”：不准担任公职、不准教书、不准讲演和发表文章。马寅初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登马寅初的《中国工业化与民生》，并致送最高稿酬。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由此遭到批判。康生要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因周恩来的坚决保护，才得幸免。1972年，90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周恩来亲自批示，妥善进行了手术，基本康复。周恩来在去世之前，还让他的护理医生前去看望马寅初，仍不放心又打电话询问服用什么药。马寅初从数十年的交往中，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党员”。

       周恩来是具有强烈政治责任感和历史感的人。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中，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周恩来亲切接见了他们，畅叙师生之谊，同时严肃地告诉他们应如何继续学习，努力进步。之后，周恩来又多次会见他们，给了帮助教育，使他们真正感到这是“真正迈进了新生之路的第一步”。后来，这批人多数有了真正的进步，不少人移居国外，虽遇到各种威胁利诱，却义无反顾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中国。周恩来从不忘记任何人在历史上做过的好事。他在生命垂危时，还专门嘱咐有关同志在《辞海》上介绍杨度时，要说明此人晚年立场转变，曾经周恩来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消息传出后，人们无不叹服周恩来的宏伟气魄。建国后，周恩来曾两次向身边工作人员提到原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说：你们要记住，张镇在重庆谈判时做过两件好事，“李少石”事件发生后，他按照我们的要求，很快查明了事件的真相；当天晚上亲自陪同毛主席回红岩，保护毛主席的安全。这时，张镇早已跑到了台湾，而周恩来却没有忘记他做过的好事。

       三、顾全大局，辩证包容

       周恩来被赞誉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周恩来认为，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首先必须具备整体观念。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由于党的工作迅速扩展到全国，千头万绪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迫使各部门从全局出发、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周恩来对各部门的干部强调了这一认识的出发点。开国之初，他又要求各部门：要掌握“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方针”，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的观念，“不然，你们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在领导新中国的各方面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了整体和全局这一出发点，从国家大局着眼考虑问题，协调各项工作、各部门、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为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业全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恩来做到了顾全大局和总揽全局的高度统一。他在领导经济建设中，提出了“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强调“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在各项领导工作中，凡事关大局的事情他都充分征求意见，善于与各方面协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地完成各项任务。他主张：“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落后性、差异性、零散性和不平衡性，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强调：必须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计划必须是完整的和全面的，必须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他多次尖锐地批评那些颠倒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的言行，认为：“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力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他号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在总结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提出编制“二五”计划时，他又根据充分的事实指出：“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这种全面分析、统一安排、互相衔接、均衡发展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整体观念。1961年1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国家计委下一年的计划工作做指示时，专门强调要把“局部服从整体，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全党服从中央”作为干部的指导方针和思想方法。并指出，调整关系、综合平衡就是为了保整体。在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更进一步地指出了调整方针的整体性含义：“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周恩来基于整体观念的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协调发展的思想，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凡是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分析问题细密、周全、透辟，他把认识对象的辩证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就连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在周恩来面前，“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毕生的工作和斗争充满了辩证法。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做出来的比说出来、写出来的更丰富、更生动的人。不论是在党内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上，还是在独立领导地区和部门的独立决策上；不论是在处理繁重艰巨的国内事务上，还是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上；不论是斗争顺利的条件下，还是在形势险恶的环境中，他都能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集“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于一身。民主革命时期，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秘密斗争和在谈判桌上同蒋介石反动派斗争，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运用自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建国以后，作为共和国总理，为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治理国家，提供了更大舞台。

       周恩来提出，对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研究、仔细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总是告诫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周恩来的一生，正是循着独立思考、分析研究的路子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他总能在对矛盾的双方作细密的分析研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统一战线中具有变动性、复杂性的问题，他强调要分析矛盾的变化，分析敌人的两面性，分析统一战线队伍的左、中、右。他在剖析人的思想时，注重理解人的矛盾心理及各种表现。1971年4月，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曾有一位“嬉皮士”队员大胆地提问：怎样评价美国青年的“嬉皮士”运动？他回答：青年人对现状不满，想寻求真理，并且表现“特别好奇”的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青年思想波动时表现为各种不一定都是成熟或固定的形式，寻求真理的各种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其正确与否，这是许可的；但是，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目标，才能使人类进步和幸福。他还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周恩来对人的剖析既客观又辩证，细致入微。他对具体问题进行的具体剖析，达到了非常精彩的程度。

       周恩来曾经有一个精辟的比方。他说：“一个人生着两个耳朵能听话，生着两只眼睛能看东西，生着两个鼻孔能闻味。听话，能听正面的，也能听反面的；看颜色，能看白的，也能看黑的；闻味，能闻香的，也能闻臭的。所以，人体的机能也是合乎辩证规律的。我们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辨别是非。”周恩来强调：“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他批评实际工作中那些只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对立统一的辩证联系，变成一条腿的做法，指出“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他曾用两条腿走路方针阐明了文艺工作十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相结合；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既要重视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身体健康；既要敢想、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既要有独特的风格，又要兼容并包。

       四、求同存异，坚定灵活

       周恩来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仅看到矛盾关系的对立属性或斗争属性，而且看到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求同存异的重要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领导艺术概括为“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在他领导起草的《共同纲领》中，提出新政协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反复强调团结问题，一再提醒人们，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够实现我们的一切任务。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精辟地阐述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团结问题，曾在矛盾的同一性的意义上给“团结”下了一个定义：“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

       这一思想后来在新中国的外交中突出地体现出来。1953年12月，他在处理中国和印度关系问题上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寻找共同点的基础。1955年4月，他在亚非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求同存异”的著名讲话，正式提出把“求同存异”作为解决复杂的国际矛盾的思想方法和方式。他所说的“求同”，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出发点；“存异”就是把不同社会制度和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各种各样的差异、矛盾撇开或放在一边。他认为，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差异去找共同点，虽然这种共同点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甚至是渗透着尖锐的矛盾对立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这一相对同一的途径才能妥善解决。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实践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求同存异”原则：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国家之间，要“从异中求同”；对社会制度或历史遭遇大体相同的国家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行为，则应“求同抑异”；而在中美建交中则采取“求同立异”的做法。这种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求同存异方法，反映出周恩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高度政治智慧，其实践活动是非常丰富的。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在“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这一意义上提出“周恩来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虽然不准确，但却突出地反映了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

       周恩来在一生的丰富实践中，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一方面，周恩来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切从原则出发”，“在原则性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的。”原则的坚定性，要求人们在重大问题上站稳立场。周恩来在领导工作中强调领导者首要的问题就是立场，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精神”，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首先是“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在党的工作中，他“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摒除庸俗空气。在社会生活中，他认为“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而“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在革命实践中，他提倡“过政治关”，确立无产阶级“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在组织生活中，他号召坚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工作原则，走群众路线。尤其重要的是，在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他一贯重申，“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强调外交人员的纪律性、政策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恩来正是在原则的坚定性上把共产党人的形象展现给人民大众、把新中国的形象展示给国际社会的。一位澳大利亚著名学者曾这样赞赏周恩来的原则性：“周恩来相信世界主义，但他决不是拿外表形式来代替实质内容。他擅长做协调工作，但这决不意味着他缺乏基本立场。他从毛主席那里，从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经验里，学到了他一直遵循的原则，尽管他不是总谈论这些。”这一评价是确切的。

       另一方面，周恩来认为，坚持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原则，原则性必须通过灵活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只有当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时，才能产生完整、正确的策略方针，也才能取得预想的成功。他经常提醒人们：我们固然要坚持原则，要有坚持真理、维护真理、当仁不让的精神。但是，“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因此，要善于把真理具体化，拟定出多样化的具体政策和灵活性的策略来实现真理、贯彻原则。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准确地把握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以实现坚定的原则的杰出才能，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坚持原则与善于妥协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在外交谈判中，只讲斗争而不讲妥协，往往要犯“左”的错误，其结果常常会使谈判陷入僵局甚至破裂；相反，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又往往会犯右的错误，其结果可能导致外交失利，甚至丧权辱国。这一思想，在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建交谈判中都充分体现出来，在中美建交谈判中体现得更明显。尼克松在会晤周恩来后不得不惊叹：“周恩来是坚强的，抓住一事（指原则性问题——引者注）不轻易放下，但是解决我们之间不同意见时，又有伸缩灵活性。”为此，美国称周恩来为：“有弹性的布尔什维克”或“能屈能伸的布尔什维克”，具有“灵活性的坚韧的品质”的共产党人。

       五、知人善任，依靠群众

       中国有句古语：“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王夫之说过：“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周恩来一生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后，在周恩来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大批才华横溢又肝胆相照的杰出人物。

       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组建的几届内阁，都是人才济济，为国家任用和培养了大批人才。

       周恩来不仅在政府工作中选贤任能，知人善任，在聘用人才方面也是不拘一格，虚怀若谷。建国初期为了充实中国科学院，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误传顾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 万元（指旧币，折合新币500 元），不然就不去北京。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 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顾颉刚先生听说后深为感动，向有关领导说明并无要高薪的意思，表示马上进京。

       1957年，在我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要去苏联参观。但苏方提出，他们的火箭、原子弹，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者相当高军衔的人才能参观。当时钱学森没有军衔，怎么办？而钱学森去不成，我们的计划必然要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果断决策，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事实上，钱学森回国后，国家一直是按将军等级给予待遇的。当时，钱学森看文件与少将同等，保卫工作按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对待，工资是特一级，当时国务院进口了少数苏联吉姆车，周恩来拨给钱学森一辆。钱学森当年跟着冯·卡门老师去德国柏林、不伦瑞克考察德国的V－2火箭时，曾授予他上校军衔。周恩来说：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么一个忠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将军呢？他念了龚自珍的诗：“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幽默地说：美国人还是蛮有度量的，40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按照清朝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这成为50年代我国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周恩来指示要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李四光听说周恩来等他回来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深感党的信任，刚一到北京，就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一天下午5点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进来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恩来已经跨进了房门。李四光万万没有想到，周总理工作那么多，会亲自来看望他。李四光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地质工作的问题。周恩来认真听完后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那时候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李四光听了周恩来这一番话，感动极了。他本想向周恩来辞去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现在再没有勇气说出口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新中国第一任地质部部长。

       周恩来知人善任、选贤任能，与他面向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我们党的用人路线与群众路线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周恩来在实践中自觉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了群众路线的科学领导方法和面向群众的思想方法。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一个根本内容。

       周恩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伟大创造力量，号召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五、六十年代，面对我们国家所处的贫穷落后、困难重重的局面，他经常强调：做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起群众观点。他总是对国内外和党内外的人士说：我国克服困难的根本道路是依靠全国人民同心协力，首要办法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他做好工作的前提。同时，他总是深入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吸收群众的经验，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以便取得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依据。六十年代初，他在反思“三面红旗”的缺点错误时曾说：“要承认我们知识不够。现在只要我们接触实际，深入群众，每天都会发现许多新事情，我们知识有限，看得不够。”在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即“从群众中来”方面，周恩来堪称楷模。在实施一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善于做细致的群众工作，说服群众。他强调：决定工作速度的快慢，“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他认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在解决“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上，周恩来也作出了表率。

       周恩来历来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员。他认为，只有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才能体现存在的价值，“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锢死！”他反对把领导和群众隔绝起来的做法，甚至反对把党员和群众分为两类的概念：“党内有些术语，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记表上分‘党员’、‘群众’。”他指出，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不能使党员或领导人居于群众之外或群众之上。否则要脱离群众，被封锁起来，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他曾警告那些有官僚主义思想的人：“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共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正因为周恩来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着群众，因此，人民群众也发自内心地呼喊：“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六、谦逊实际，平等待人

       中华民族谦逊实际的作风，集中、充分而完美地在周恩来身上得到体现。从青年时代作学生领袖开始，他就表现出谦逊大度的优秀品德。他把自己发起的团体叫做“敬业乐群会”，表现了团结群众、勤学创业的谦逊精神。他经常勉励自己、教育同志：“要有学习精神。”“活到老、学到老”，是他终生不渝的座右铭。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养成了好学深思的习惯，练就了常人达不到的记忆力。他既学习书本知识，又学习实践知识；既学习前人的间接经验，又学习当代人的现实经验，他持之以恒地从同志、朋友甚至敌人那里，汲取着无穷的智慧。

       他严于律己，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不掩饰自己的错误。发现缺点或错误，总是诚心诚意、再三再四地作检讨，并在实践中改正。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他经常自我检查，不强调客观原因；对自己领导的工作，出了问题，总是自己承担责任，引咎自责，决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的这种精神，坚持终生。辞世前夕，他强撑着参加贺龙元帅的追悼会，连向贺龙遗体鞠了七个躬，还对家属致歉，自责没有保护好贺龙元帅。他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人，也是自我批评最多的人。他制定的《自我修养要则》，恪守终生。

       周恩来身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数十年，但他始终把自己当作普通劳动者，当作人民公仆。他不论对什么人，从不摆架子，从不以领导自居，在他身上看不到官气的影子。他非常务实，非常注重实事求是。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经常告诫干部：“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周恩来认为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在治理黄河中，周恩来针对黄河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1972年11月，他针对高坝大库的建设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周恩来抓“上天”的尖端科技，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在“两弹”试验基地，工作者们将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这十六个大字已经成为我国科学实验工作的座右铭。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坚持深思熟虑、慎之又慎。他认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顾后，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国家面貌的根本改变，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周恩来认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图把子孙后代的事情都做完。把理想变成现实，得几代到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的雄心壮志、伟大理想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一位外国朋友曾说：在周恩来身上，从来没有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这句朴实而平凡的话，比较准确地概括出了周恩来谦逊实际的思想方法特点。

       在对外关系上，周恩来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他号召“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怎么学？“我们应该有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地学习。有批判地学习，就是要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不盲目地学习，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处和缺点也学来。”他指出：“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在出访亚非欧14国期间，多次用“天涯处处有芳草”的诗句，教育中国代表团人员应该向这些亚非欧国家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周恩来每次处理对外交涉、参加国际会议等都重视事先作好充分准备，透彻地分析形势，准确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制定出可行的谈判方针和具体的斗争策略。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他同外国人士经常谈到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对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们，他时常虚心地询问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是否发现我们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最后几次会见外宾时，仍然不倦地说明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方针。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待人的态度，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他对小国的尊重和体谅，尤其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平等待人的风格。有一次，他到一个友好邻邦去访问，该国首相准备亲自陪他坐一架小飞机到一个稍远的地方去参观。我们的工作人员担心这种飞机不很安全，周恩来却坚持尊重主人的安排。他说，人家的首相可以坐这种飞机，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坐？这件事在该国人士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好感情。

       我国的知识分子工作，过去一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懂得知识分子，最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而又最为知识分子爱戴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他在担任共和国总理后，曾经三次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他生前在知识分子中做了大量工作，交了大量知识分子朋友，其深刻影响，在今天人们仍然能够感觉得到。他最早提出，我国知识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知识分子是国家最宝贵的财产，要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对他们要既交给任务，又推广成果，把知识分子工作同建设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他特别强调要为知识分子创造一切必要的工作条件，关心他们的生活。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浪费去太多的时间。周恩来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有些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太差，一家几口合住一间小屋，休息娱乐生活也组织得不好，他要求主管的部门认真地加以解决。一次周恩来深夜步行至史家胡同话剧演员宿舍，实地查看他们的住宿情况。他关心许多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医疗问题，并多次探望过他们。在他逝世前三个月，当听到一位哲学家年老体弱，而所在单位却没有派车送其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国庆宴会时，他非常生气。周恩来要求对知识分子的劳动“优质优价”，尊重人才；对待成名作家，稿酬应与青年作家有所区别；应该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工资，使他们所得工资多少同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大小相适应；修改妨碍新生力量培养和知识分子提拔的不合理的升级制度，建立学位、学衔、知识界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维护祖国团结统一，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周恩来不仅是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决策者、民族政策的精心制定者、阐释者，而且是推动这些政策付诸实施的组织者。周恩来在民族交往中，坚持以平等求沟通，灵活运用各种沟通方式，排除交往中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他在这方面的艺术堪称一绝。周恩来认为，“所有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因此，“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是汉族，“地大物博”则在兄弟民族区，所以，“各民族不分大小应互相依存，互相团结才有利”。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由于历史上汉族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汉族统治阶级要么把少数民族同化，要么把少数民族挤到边疆和生产条件差的地区，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得不到发展因而落后了。周恩来认为要承认历史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要多作解释工作，说明今天的中国和过去不同，不会再去压迫少数民族了”。在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上，周恩来强调汉族要主动替少数民族着想，相互间要以对方为重，“凡事都‘求其在我’，不要只说人家的错处”，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求得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周恩来特别要求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应注意了解兄弟民族的心理感情，学习研究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说：“风俗习惯常是一个民族一个，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他说：“不能通话，怎么能交心，谈问题呢？”他每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视察，都用当地民族语言向干部群众问候，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特别注意率先垂范，同少数民族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最感人的事例是1961年3月，他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城与傣族、布依族、拉祜族等少数人民群众共度傣族新年──泼水节的生动情景。泼水节期间，周恩来曾三次穿起傣族服装与群众一起欢度节日。望着傣家装束的人民总理，各族群众热泪盈眶，连呼毛主席万岁，周总理好。开始泼水时，周恩来到达景洪街头。开始群众都用柏枝蘸着银碗里的清水礼节性地洒在总理身上，周恩来也照此向群众泼洒。当总理看见有些群众用大盆泼水时，也拿起一个大盆泼起来，各族群众一下消除了拘束，纷纷用大盆向自己的总理泼来。依照傣族习俗，泼水节时，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示彼此越亲近、越尊重。警卫人员要用伞给周恩来遮挡，他让把伞收起来，说：“不要紧的，要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样”。他对当地干部说：“傣族群众的每滴水都是热乎乎的，我一点都不感到寒冷”，“只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才能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啊！”各族人民每回忆起这一天都激动万分，他们说：“周总理泼的不是一般水啊，而是甘泉，甘泉落在我们身上，甜在我们心里！”穿一身民族服装，跳一段民族舞蹈，泼出一盆盆象征友谊的银水，映出一张张笑脸，这些热烈感人的画面，一下子拉近了总理同人民之间的距离，这种精神的吸引力、凝聚力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