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延安故事

　　“挨骂”之后

　　【故事】

　　1941年6月3日，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突然风雨大作，一个响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当天，延安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噩耗传开后，人们一时议论纷纷。这位失去驴子的农民也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中央保卫部门的人听说后，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很快就逮捕了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打算进行追查，并公开处理。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在延安还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并要求保卫部门立即把这个农民送回家。

　　从民怨骂声中，毛泽东进行了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查找问题。通过深入调查，他发现确实公粮征得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毛泽东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1941年11月18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在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3次精简，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感言】

　　毛泽东“挨骂”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从自身查找问题，而不是从群众身上找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体现，也是一种优秀的工作作风。在党群干群关系需要改进的今天，毛泽东的这种作风，对各级领导干部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在群众的骂声中，举一反三，深入调查，掌握情况，体现了共产党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作风与学风。

　　“最高原则”

　　【故事】

　　抗战初期，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新党员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各不相同，目的和动机也不尽相同，导致党内存在着诸多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对于他们的教育，他们自身的修养和锻炼，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刘少奇对党员干部的作风和修养非常重视。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为争待遇、争个人荣誉而纠缠不休的人。刘少奇满怀感触地说，所谓大公无私、秉公、奉公等等的意思，就是要求在考虑和处理问题时，不要把个人的利益掺杂进去，不要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摆在第一位。

　　带着对加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思考，刘少奇夜以继日地学习和写作，在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就加强党员修养问题作专题辅导报告，在此基础上整理形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员在理想信念、思想理论、道德品质、组织观念、工作作风等方面的修养问题。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刘少奇用这一“最高原则”去教育别人，也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

　　【感言】

　　党性修养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终身必修课。“最高原则”是每名党员的修养方向和自觉行动。今天，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温刘少奇的这篇著作，有助于我们不断锤炼党性、提高修养，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用”大衣

　　【故事】

　　周恩来的“三用”大衣

　　这件翻领、有腰带可系结的深褐色皮大衣静静地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它的主人是周恩来。这件制作精良的大衣，在革命战争年代，功能远远超出了简单的避寒与美观，被称为“三用”大衣，彰显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1940年，周恩来将这件皮大衣从苏联带回，在延安时期一直随身携带，时常穿着。1946年，周恩来就是穿着这件皮大衣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见证了党的统一战线的胜利。1947年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途中，周恩来夏天把大衣作雨衣来挡雨，晚上将大衣作被子来保暖，冬天再让大衣回归“本色”来御寒，“三用”大衣之名由此得来。

　　1949年“进京赶考”后，皮大衣结束了它陪伴主人征战南北的任务，周恩来先把它送给邓颖超穿到1956年，后又交给卫士长成元功保存。1964年8月5日，这件跟随周恩来24年的皮大衣终于完成使命，赠送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周恩来的这件“三用”大衣，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和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

　　【感言】

　　周恩来的“三用”大衣，体现了他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今天，这种优良传统不能忘、不能丢。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新华社《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材料上的批示中指出：“要采取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举措，加强监督检查，鼓励节约，整治浪费。”体现了党中央狠刹铺张浪费之风的坚定决心，有助于党内勤俭节约作风的继承与发扬。

　　“伤痕累累”的毛毯

　　【故事】

　　朱德的毛毯

　　这条毛毯，原本的枣红色早已褪去鲜亮，显现出岁月的沧桑，大大小小的补丁如同皱纹爬满全身。这条曾三易其主的毛毯，见证了长征等中国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更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这条毛毯起初的主人是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董振堂。1931年，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来到董振堂所在的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看望慰问官兵，慰问结束要离开时，天上飘起了雪花，董振堂见朱德衣衫单薄，便将自己的毛毯送给他取暖。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这条毛毯一路陪伴着朱德翻雪山、过草地，直到红军胜利会师。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见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日理万机，在寒冷的屋里常常要通宵达旦地工作，便将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毛毯送给他御寒。

　　1937年4月，周恩来把这条毛毯作靠垫，从延安乘卡车赴西安与国民党谈判，途中遭遇了国民党部队的袭击。周恩来在指挥部队还击与转移时，仍不忘叮嘱警卫员一定要把毛毯收好。脱险后，毛毯身上留下了十余处“伤痕”，周恩来见后立即派人去织补店修补。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奔赴前线前，周恩来赶来为朱德送行，并将这条仔细织补好的毛毯送还给他，说这条毛毯又能御寒，又能防身。朱德欣然收下，带着它又开始征战南北。期间因火烧和磨损，毛毯再添新“伤”，但经反复缝补，毛毯始终伴他左右。◎

　　【感言】

　　朱德这条缀满补丁的毛毯，是他一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生动写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出台，“三严三实”等专题教育开展，是对老一辈共产党人形成的党的优良生活作风的继承与弘扬，有助于遏制“四风”反弹，建设清廉政治，促进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深化。

　　党的“骆驼”

　　【故事】

　　任弼时在延安用过的眼镜

　　任弼时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其46年的人生岁月里，他披肝沥胆、鞠躬尽瘁。叶剑英称“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敢于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是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坚决斗争。红军长征路上，他和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一起与张国焘分裂红军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挽救了红军主力。

　　1938年2月回到延安后，为了排除王明错误路线的干扰，任弼时受中央委派赴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1937年11月王明回到延安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战争方针，对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他的发言生动、翔实，说服了大多数委员。任弼时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6月11日，主席团做出了《关于中国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此后，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约请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从组织上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任弼时出色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有力地排除了王明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

　　【感言】

　　任弼时勇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体现了延安时期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弘扬这一优良作风，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大是大非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发声、勇于亮剑，积极构建坚持真理、明辨是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六条标准”

　　【故事】

　　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陈云在延安期间担任了8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把大量精力放在抓党性教育和形成党性教育文件上。

　　当时，我党在党员条件方面有原则规定，体现在延安时期及之前的入党誓词中。但是，入党誓词毕竟较为简单，不能全面体现一个党员应该具备的条件。鉴于此，陈云仔细研究了党组织各时期的文件，总结了此前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党建经验，从中发掘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信念、精神、品格，于1939年5月30日写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发表在机关刊物《解放》第72期。文中，陈云提出了一名好的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做群众模范;学习。这具有独创性的“六条标准”，是我党历史上首次对党员标准作出的最完整、最准确的表达。

　　1939年5月，延安发生了一件开除刘力功党籍，通报全党的事件。刘力功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抗大毕业，在党的短训班学习毕业后，按照分配原则，组织决定让他到基层锻炼工作，但刘力功却坚持要进马列学院学习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陈云和党组织先后七次找他谈话，但他仍执迷不悟，拒绝接受党的决定。面对如此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党员，陈云十分生气。他把这件事上报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最后组织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陈云就这个事件，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文章发表后，陈云与大家交流时强调：“如果不是有铁的纪律队伍，就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广大机关干部通过刘力功事件，从思想上认识到一个合格共产党员要把严守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感言】

　　陈云关于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是延安时期发展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重要依据，对于我们今天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进程中，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每位共产党员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做到“四个服从”，争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故事】

　　毛泽东给习仲勋的题词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

　　1945年2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第2版刊登一则报道：《要改变分区与县级领导作风　多想问题根据五情办事》。时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召集分区各机关及绥德县干部开会，习仲勋的发言着重检讨机关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都是为人民的，但因为一些同志不顾老百姓需要、不顾实际条件，所以产生了缺点，出现了不少问题。因此，改变分区与县级领导作风的中心一环，就是要多用脑筋，多想问题，根据“五情”(民情、下情、己情、上情、知情)办事。

　　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会议上刮起一股极左歪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更甚者，有的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习仲勋一个多月内，向党中央、毛泽东三次函电，反对“左”倾情绪。毛泽东阅后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感言】

　　始终把党的利益摆在最高位置，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看问题、想问题、开展工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这不仅是习仲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广大共产党员应有的价值追求。今天，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党章要求，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高度自觉地为党工作，为人民而奉献。

　　什么叫做对党抱无限忠心

　　【故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当时的《解放日报》报道了大量各地整风的情况。

　　1942年4月6日、7日的报纸刊登了军事学院的党性检查，其中写道：“忠实坦白，经济手续清楚，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不打埋伏，不贪污，不浪费，不腐化。”

　　4月14日刊登了保安处党支部怎样讨论增强党性的决定，说道：“有些同志党组织调动了他，他本来不愿意，但是他去了。他对别的同志说：嚇，过去，打死我也不干这种事……可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觉得在哪里都是干革命，做什么也都是为党工作，组织认为那里需要我，我就到那儿去……”

　　6月20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韩作黎的文章《我是怎样的反省自己的》，文中他对自己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本来我家里是有个旧式老婆的，来延安后，在自传上、在党员登记表上，也都写上了;但当不知道的同志问我时，我总是不肯说出的。心里一直埋藏着一种私心，企图再找一个爱人。这样的想头，是否具备合乎共产党员应具备的‘诚恳、坦白’与‘慎独’的态度呢?自然是不符合的。”同一天还刊登了谢正浩的文章《什么叫做对党抱无限忠心》，他在文章中说：“无限忠心的考验，必须经过更多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不管生命如何危险，皆不丧失自己的立场，不屈不挠的与敌进行斗争，这才算是对革命对党真正抱着无限的忠心。”

　　这些发自内心深处的表白，展示了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一颗颗赤诚之心。◎

　　【感言】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员最重要的政治品格。上面几篇文章以小见大，可以一窥延安时期的党风建设。能否做到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关系到党内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做合格党员，首先要做到对党忠诚，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

　　三个案件

　　【故事】

　　《解放日报》刊登肖玉壁案处理情况

　　1941年1月延安出版的一份《解放日报》上有这样一则时评，其中说道：“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延安能拔掉这些“莠草”，成为当时国内外廉政的典范，靠的是党员的党性修养、群众的监督，更靠的是全党的反腐决心和制度力量。边区政府不但制定了多个惩贪反腐的规定，而且违法必究、有责必问。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在《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中郑重承诺：违纪党员，不论出身如何，党龄长短，贡献大小，一律依纪严惩不贷。

　　“莠草”肖玉璧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斗英雄，全身有90多处伤疤，住院时，毛泽东还把自己每天的半斤牛奶让给他喝。伤愈后担任甘泉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曾经的战斗英雄没有顶住“糖衣炮弹”，贪污公款3050元。要知道，当时中央领导一个月的补贴也仅有几元钱。根据法律，贪污1000元以上应处死刑。行刑前，肖玉璧向毛泽东写信求情，毛泽东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12月，肖玉璧被执行死刑。

　　延安时期与之类似的案件还有黄克功案和刘振球案。1937年10月，26岁的老革命、抗大大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被处以死刑。还有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战斗和长征的某团政委刘振球，逐渐居功自傲，目无党纪，大行官僚主义作风，漠视上级命令，欺凌下级干部，手枪恫吓是常事，导致其团内4个月逃跑了8名干部，还贪污公款数百元，1939年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制裁。◎

　　【感言】

　　这些案件是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一个侧面，对贪污腐败、触犯法律、违反党纪等行为的严厉问责，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法纪威严。当前，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丝毫不逊于延安时期。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铁腕反腐、“打虎拍蝇”，党规党纪密集出台，把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既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更是我们每个党员抵制腐化变质危险、加强作风修养的镜鉴。

　　兄妹开荒

　　【故事】

　　《兄妹开荒》演出场景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幅照片：黄土高原的寒冬，广场上人山人海，舞台上只有两个演员在扭秧歌。什么秧歌有这么大魅力?故事还要说回到1942年的延安。

　　当时的延安，是全国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但文艺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比如鲁艺演大戏成风，一演就是《日出》《雷雨》及外国戏，老百姓根本看不懂;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甚至主张“暴露黑暗”。朱德曾说：“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的罪过。”

　　针对这些问题，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号召“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当时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有一对“父女劳动英雄”马丕恩、马杏儿，他们每日开荒十多个小时，成为劳动模范。在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引领下，鲁艺的王大化等决定把这个故事改为“兄妹开荒”，以秧歌剧的形式搬上舞台。为做到逼真可信，演员们扛起镢头上山，边开荒边排练。

　　1943年春节，延安城南门外广场，军民两万多人集会，《兄妹开荒》登台，演“哥哥”的王大化肩扛镢头和扮演来送饭的“妹妹”的李波逗乐，浓郁的泥土气息，昂扬的精神面貌，定格成了这张永恒的照片。毛泽东当时也在台下观看，赞道：“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这台仅有两百多字的小戏，轰动了整个边区。秧歌队走到哪里，老百姓就跟到哪里。军民一起扭秧歌成为边区特有的风俗，许多老革命回忆起当年，都自豪地说“我们是扭着陕北大秧歌走向全国，迎接胜利的”。时至今日，《兄妹开荒》仍是陕北秧歌的主打剧目。●

　　【感言】

　　小小秧歌剧，凝聚万众心。《兄妹开荒》的成功，是作者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硕果。这是文艺工作者应有的作风，更是从延安直至今天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工作作风。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了“虚心向人民学习”的要求。以人民为中心，践行群众路线，一刻都不能停步。(记者　刘文韬　郭慧　陈蓉　王碧薇　贺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