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位有人格修为的作家
       今年是赵树理110周年诞辰。

       他的传世之作兀立神圣的文学殿堂，真诚表达着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

       一位有人格修为的作家

       离开我们已经46个春秋的赵树理依然令人怀念。

       难忘我在山西省晋城市文化局副局长任上时，曾率干部职工至赵树理的家乡尉迟村参加劳动。

       一日，在村口与几位结伴而行的老者不期而遇。他们稀发泪眼，背驼腰弯，步履维艰，却手持香烛，冥钞冥纸。因感于彼已是风烛残年，还要为先人尽孝，便随口问道：“老人家，你们这么大年纪了，还上坟啊？”其中一个答道：“不是上自家坟，再过几天就是寒衣节了，俺几个，是给得意（赵树理小名）送寒衣。”

       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老者们蹒跚而去……

       人们怀念赵树理，研究赵树理，不仅仅是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文学遗产，更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名共产党员德艺双馨的高尚人格。我在撰写他的自传体小说《苦旅》时，搜集到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有的，令我唏嘘不已；有的，则令我血脉偾张。

       投笔从戎

       抗日战争爆发后，已经改用大众化手法，写出了《有个人》、《盘龙峪》等一批小说，正在埋头长篇《白的雪》写作的赵树理，被隆隆炮声震得抬起头来，目光离开洁白的稿纸，开始盯着报纸上那些赫然入目的报道：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继续南进……

       他震怒了！毅然投笔从戎，成为杨献珍麾下的一名民宣科科长，开始了战火中办报生涯。

       1940年，赵树理随华北新华日报社，转移至山西武乡安乐庄村。由于地处青石山区，打不出水井，家家户户靠旱井里聚得一点雨水维持生计。全村人从来不洗澡，男人小孩儿很少洗脸，女人们只在赶庙会、串亲戚时洗洗头。因此，报社规定：每人每天分4次，供一小瓢洗脸水，除去刷牙用水，不得不两个人合起来洗脸。

       我曾到安乐庄村访问，看到了赵树理当年住过的窑洞，和已经荒芜的排字车间、印刷车间，想看看当年赵树理领着大伙打的几十丈深的水井，老乡告诉我，已经坍塌了。后来在监漳村，见到了当年赵树理协助办农业合作社时使用过的小炕桌和小马灯，心中酸酸的。

       从1939年到1942年初，赵树理在烽火连天中编过3个报纸副刊：一个是“牺盟”长治中心区《黄河日报·路东版》的《山地》；另一个是华北《新华日报》的《人民报》；第三个是由《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对敌占区宣传的《中国人》周刊。这些小报，几乎都出自赵树理一人之手。他既是编辑，又是作者，又是校对，从排版数字数，到写各种字体的标题、画插图和题图尾花、描绘各种图案花边，赵树理全“承包”了。有时累得实在不行了，就在满是油墨和机油味儿的车间里，把牛皮纸往地下一铺展展腰，再接着干。工人们心疼地说：“老赵，你不要命了！”

       多年以后，当有关部门让赵树理把这段艰苦岁月写成回忆文章时，他不失幽默地用一首打油诗作答：《中国人》报，《中国人》报/一个编辑姓赵/他编，他写，他校/别看报纸小/作用可得了/写篇小鼓词/快板句句妙/小评论，小报道/大半作品老赵包。

       1945年冬天，滴水成冰。赵树理蜷曲在小炕桌前，写《李家庄的变迁》，靠着破瓦盆里的几块木炭火取暖，靠着那根一巴掌长的小烟袋提神。他不时烤着冻僵的手，不时哈着下水不畅的钢笔尖……他的多部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写就。

       进城以后

       坐在一辆马车上，搂着女儿广建，赵树理举目四望。只见辽阔无垠的华北平原深掩在一片葱茏中，做了田地主人的农民喜笑颜开挥舞着锄头……

       女儿广建13岁了。这位太行根据地干部子弟学校四年级的学生，一岁离开父亲，在战乱中一直与爷爷奶奶母亲相依为命，直到8岁上赵树理探家才向小伙伴们正式宣布“我也有爸爸了”。赵树理觉得欠女儿的太多，进北平时特意把她留在身边。在这温馨的傍晚，父与女的深情黯淡了落日的余晖。

       北平的霞公府有一座日式小洋楼，老舍住一楼，赵树理带着女儿广建住二楼。从战火中走来的文化精英们，在小楼里缜密地规划着未来共和国文学艺术的蓝图。

       1949年10月1日，赵树理有幸登临天安门观礼台。他回忆着共和国走过的艰难曲折，感慨着自己这个曾被旧社会弃之敝屣的文人也有今天，两只眼睛竟被泪水罩起来……

       让人想不到的是，国庆过后，赵树理决定走出“围城”，奔赴生活第一线。他重回太行山，先在山西武乡县的监漳村住了几个月，然后又到平顺县的川底村住下来。

       从1951年春天到1955年春天，赵树理花了整整4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被誉为“反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一长篇”的《三里湾》写作，并选中成本低、书价低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他说：“这样农民大概能买得起了……”

       让人更想不到的是，1957年赵树理积极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的号召，让好不容易回到身边的女儿广建，离开京城，前往重峦叠嶂的太行山当了一名地道的劳动者。

       严以律己

       大批干部进城以后，一些意志薄弱者不幸被糖衣炮弹击中，轰然倒下。而赵树理则格外清醒和坚定。

       实行工资制后，组织上依据赵树理参加革命年限和在新闻战线、文艺战线所作的贡献，评定他为行政八级。他却执意不从：“农民一年四季，日晒雨淋，一天挣不到几毛钱，我们坐在桌后一天就挣十几元，这样大的差别，让我受不了！”

       后来，稿酬丰厚了一些，他就干脆工资也不领，医药费、差旅费也不报销了。

       在那个年代悄然兴起的“换老婆”热中，赵树理不仅对此睥睨，且带着缠过脚、衣着很村俗的妻子关连中，出入于文人圈子，像称呼袍泽那样呼妻“老关”。

       赵树理在山西平顺县川底村一面帮助建社、扩社，一面为《三里湾》创作囤积“粮草”时，有位倾慕他的中国文坛颇有建树的单身女人，也来到川底村体验生活。当赵树理品味出一点儿那种意思后，毫不犹豫地在二者间划了一道粗粗的道德底线：“咱们只能是同志关系！我绝对不会跟老关离婚！”

       赵树理不是禁欲主义者。但他深知，如果沉湎酒色，常驻“温柔乡”，声色犬马，膏粱厚味，不仅共和国大厦会倾，而且，“共产党”仨字，将会成为历史笑柄。

       在山西晋城峪口村蹲点期间，赵树理试验过从峪口到县里开会步行一个多小时即到达，可以少坐或不坐小汽车。结果县里不仅车接车送，还派一名小伙子随往照顾。头天晚上，小伙子把两个尿壶从茅房提回来，把自己的放在床下，把赵树理的放在炕半腰的炕洞里。为此，赵树理发了脾气。第二天，赵树理抢先从茅房提回两人的尿壶，小伙子顿觉脸红心跳：“赵老师，您这样，真叫我受不了！”赵树理说：“我就是叫你受不了哩！看以后还敢不敢给我提尿壶了。”

       赵树理一生喜欢看戏、写戏。年轻时白天劳累一天黑夜照例跑到二十里开外的村子看戏。后来，他只要到晋东南，就被剧团请去看戏。有一次，一个县剧团在长治附近村演出，剧团负责人在场子最好的位置，用绳子围了个圈，还摆上椅子，放上茶水，让赵树理坐在中间看。赵树理说：“快把这些玩意儿拿开！”剧团的人坚持不拿，赵树理发火了：“你不拿，我就不看你的戏！”剧团的人只好撤掉。于是，赵树理席地而坐，挤在群众中，看完了戏。

       人民至上

       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人民群众在赵树理的心目中就是天，就是地，就是至上和至尊。

       他在村里蹲点深入生活，从不住大队的办公室，坚持住在农家户院。谁家的烟囱冒烟早，谁家的牛马在嘶叫，谁家的狗犬半夜咬，谁家的公鸡啼得好，谁家的孩子爱哭闹，谁家骂人把架吵，谁家的媳妇爱哼小调，谁家的男人爱喝酒猜拳大声闹，他都尽听尽看，尽知尽解。

       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是山西横岭村发生的一桩真实命案。死者叫岳冬至，是一位年轻英俊的民兵队长，与美丽出众的智英贤自由恋爱。恶霸村长石三贵，为了得到智英贤，竟伙同他的两个弟弟将岳冬至活活打死。为鼓励农村青年争取婚姻自主，他把悲剧改成了喜剧，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的《李有才板话》，是和李有才这个艺术典型在一个炕上睡了半年得来的。作品通过描写阎家山实行减租减息和改造村政权的曲折过程，深刻揭示了抗战时期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农民要想真正翻身，必须把与他们最接近、最关键的村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的《李家庄的变迁》，故事背景虽然是山西的一个小村庄，但却写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事件，中原大战、红军北上、抗战开始，以及人民政权的建立。这些历史的波澜都激荡到李家庄，使一些穷乡僻壤的农民，终于在这时代的大潮中觉悟起来，强大起来，最后翻了身。

       赵树理“人民至上”的作品，还有很多。如反映农村最普遍的婆媳关系的《传家宝》；提倡实干精神的《实干家潘永福》、《杨老太爷》、《套不住的手》等等。这些真诚表达着人民群众心声与情感的作品，几乎囊括了他整个文学创作。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农民语言写农民故事的农民作家。

       人民至上，确立了赵树理作品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地位，穿越岁月沧桑，始终兀立神圣的文学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