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训不仅是大学历史传统、文化立场、教育理念及学术精神等的概括与抽象，是大学精神与理念的灵魂与内核，也是一个国家历史传统、价值取向、文化观念与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研究中国与美国大学校训文化的异同，有助于在跨文化的视角上深刻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从而为提高和增强中国大学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提供启示和借鉴。

       中国和美国大学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演变轨迹，但二者之间又有许多相似性和共通之处。

       1.历史文化的传承性。中美大学校训的内容中都十分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从来源上看，大学校训多出自传统文化的经文典籍，体现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大学校训大都来自《论语》《大学》《中庸》《周易》《汉书》《孟子》《礼记》等传统经典巨著。据一项统计表明：在109所“211工程”大学的校训中，直接或间接引用古代用语占47.7%。

       美国大学校训由于受到较强的宗教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较多出自《圣经》，并且多用拉丁文写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母体，《圣经》已经成为西方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鲜明的时代烙印。从发展和演变来看，中美大学校训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出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的文化信仰，也反映出大学为顺应时代要求和进步而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扬弃。

       如哈佛大学早期的校训是“In Christi gloriam”，是指“为了耶稣的荣誉”，反映出哈佛大学浓厚的欧洲宗教背景。后来，校训演变成了“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ae”，是指“为基督教和耶稣追求真理”，反映出哈佛区别于早期纯粹神学化的大学精神，开始探索适合自身风格特点，增强了对知识探索的追求与动力。现在的“VERITAS”校训体现了哈佛逐步摆脱神学束缚，追求“主知”“求真”的思想，它是哈佛文化进一步世俗化的体现。

       在我国，虽然宋代书院院训义蕴深厚，但蔡元培认为中国大学乃仿效欧洲大学建制，应反映出我国大学校训随着社会功能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特点。如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也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维新的产物。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北大首任校长严复就提出了“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方针。新文化运动中，北大校训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体现出北大在当时条件下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振兴国家的社会责任感。

       3.追求真知的信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以追求真理和知识为主旨的校训都十分普遍。大学是知识传承、积累与创新的主要场所，许多大学的校训中都体现出对真理和知识的不懈追求。从对中国和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校训内容分析中发现，中国大学校训中以“求实”“求是”“实事求是”“博学”“科学”等词为内容的较多，美国大学校训中以“真理”“知识”“科学”等为内容的较多，反映出两国大学寻求规律、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理念。

       二

       中美大学校训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校训文化定位的差异。中国大学校训文化更关注自身，注重向内的自律与规范，强调大学内部精神文化的传承以及校训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引导与规范，具有内向型组织文化特质。而美国大学校训在关注自身的同时，更加注重外部交流和影响，具有较强的扩展性和国际视野，属于外向型组织文化特质。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校训“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将创办“全球性大学”作为高等教育适应国际环境变化的有效战略和未来发展目标，都充分体现出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强烈的全球化竞争意识。我国大学校训中很少体现出国际化的视野与精神，大学精神文化向外的影响力与穿透力有待提高。

       2.话语表达内容与形式的差异。对中美两国排名前30位的大学校训内容进行频度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大学校训内容较为集中，个性色彩鲜明，形式灵活多样，频度较高的为“Light、truth、knowledge、service、freedom”等。中国大学校训内容相对分散，句式较为工整，以两言八字和四言八字居多，频度较高的为“创新、求实、明德、博学、科学”等。两国校训内容与形式的差异，从侧面反映出中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上的差异。美国大学校训中对光明的追求反映出其强烈的宗教文化背景，同时也暗含着巨大的探索、寻求与进取的动力。中国大学在迈向现代化、国际化的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知识探索与创新能力不足。一组数据显示：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率为80%，中国只有20%。创新能力是中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因此，校训中表达出了强烈的创新价值取向。在中国大学校训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人的道德义务与人伦关系，“明德、厚德、德才兼备、至善、忠、勤、诚朴”等道德性词语出现的频度较高。“创新”与“明德”传递出中国重视伦理的中国古典大学理念与立足科学的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的融合。

       3.伦理文化与智识文化的差异。中国大学文化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强调人伦以及面向“人”的哲学与道德文化。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以君子为学习榜样，以德行优于知识，突出“学”和自我的主动性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着眼把人变成全面发展的高尚的人。所有关于宇宙论、认识论的探讨，都是从属于或落脚于道德问题的基点上。因此，中国许多大学都将品德、自律、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作为重要的教育理念反映在校训当中。

       美国大学文化受基督教和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体现出宗教与科学的辩证统一。智慧作为希腊传统道德中的最高德目，一直为哲学家们所关注。如苏格拉底提倡“美德即知识、美德即智慧”；柏拉图提倡“最高的美德即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的最根本的特性，“主智”“求真”的理性主义与道德论思想相区别，对美国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影响作用是经久不衰的。英国人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写道：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维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这种“主知”思想为后来大学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最早的大学“university”，其本意就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相互切磋、开展研究。同时，美国文化体现出浓厚的“重神”的宗教性思想，但是宗教信仰与科学求知精神在美国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体现出了一种辩证统一。因此，“真理、知识、科学”等词汇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大学的校训中。

       德性文化与智识文化的差别反映出中美两国文化差异的根本分歧点在于经验与理性的差别。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经验文化，这种经验文化发展到极致就会抑制对知识、科学探索的动力，因此，中国近代大学在继承和弘扬儒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向西方学习科学的精神。北京大学的校训就充分体现出民主、科学的理念。而美国文化则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理性特征，重视契约、个性、自由、创造、批判精神等。这种理性文化的极度膨胀也会导致一种盲目的、缺乏伦理制约的征服欲望。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精辟地总结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两种文化特质体现了认识问题的不同思路和途径。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政治理论教育学院；审计署科研所）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