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叔阳与死神有过两次交手，1994年4月，他做了肾癌手术，切除了左肾；2010年10月，又做了肺癌手术，切除了一叶左肺。这两次手术，在他身上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宛如黄河和长江，镌刻在我的左背上，让我永远没法子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他在文章中说。

       经历两次大手术的他没有停止思考和创造。他有个“三事儿主义”原则：“政治上不惹事儿、经济上没有事儿、多多少少为祖国做点事儿。”这样，他就总在忙活，“没时间为病难受、悲观了”。

       2014年6月24日，记者来到苏叔阳位于北京方庄的家，四壁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一位满头银发略带沧桑的老者伫立其中。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不把荣华富贵当作人生的目标。赶紧按下相机的快门，再也没有比这个更能够代表思想者的形象了。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进，打在木地板上，留下时光流转的影子。苏叔阳的语气平和，他从《诗经》这个切入口进入，娓娓道来、思路延展，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历程形成一根脉络清晰的线。

       《诗经》是民族性格的优雅底色

       记者：西方学者雅斯贝尔斯曾说过，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文明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诗经》正是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诗经》是中国“文明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文化坐标。请您谈谈《诗经》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苏叔阳：《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字记载的诗集，其中有很多千古传诵的绝唱。孔子对《诗经》评价极高，他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

       你提到的“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命题，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人类出现了“文明轴心时代”，“文明轴心”出现的区域大概是在北纬25度至35度，包括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这些隔着千山万水的先贤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存时，开始思考一些终极意义的命题，比如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对这同一问题的追问，先贤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西方文明通过对上帝或诸神的追问来寻求答案，而东方文明则通过内心自省来寻找答案，具体说来就是东方文明不是到彼岸世界寻找解脱，而是在现实世界好好活着；同时，人生绝不是追求物的最大满足，而是追求心的尽可能的愉悦。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诗”在中华文明中的独特作用。所谓“诗”就是诗意地生活，同时诗意地表达生活。诗是丰富的内心世界的高超的表达，一个内心世界贫瘠的民族是不能出现诗歌风尚的景象。

       中国诗歌作品之丰富，诗人之众多，大约居世界之最。中国诗歌中所含的哲思，体现出的美学观和独特的思维方式，都令世界倾倒。而炼字造句之精美，更为天下先，没有任何一种文字可与之媲美。

       《诗经》是中华民族优雅地生活和优雅地表述生活的第一个篇章，它是优雅的民族性格的一个底色。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很少再像过往岁月那样吟诗作赋，这或许是“语文”革命和语言创新的结果。以前，中国用的是“文言文”，“文”与“言”分开，人们花心思去“经营”文章，现在是“语体文”，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文言文下的诗歌是优雅的文字表达，而今天语体文的语境下，要“功夫在诗外”。“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把功夫下在说文明话，优雅的行为上。就是要有德性，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扎扎实实干事、堂堂正正做人。

       诗，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审美情趣

       记者：您刚才提到诗歌注重炼字造句，如同国画的简约，千古传颂的绘画杰作，大多是几根竹，几枝虬梅，几叶兰草，还有中国传统音乐，一笛一萧，一把二胡，却营造意蕴悠长的氛围。可否说，诗歌体现和代表了中国独特的美学观。

       苏叔阳：是的。中国的艺术贯穿着中国独特的美学观。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哲学就是八个字：“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就极重视人工的创造同自然的和谐，讲究人的灵性在自然中受到陶冶升华。因而，中国的艺术大致走出一条简约——繁华——简约的道路，由简到繁再到“洗尽铅华”，重归质朴、自然，这是最高层次的质朴。所以，中国的美学观把返璞归真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从简朴中领悟到万象，从单纯中体味到多彩，才算有美的灵性。这同西方强调的人的力量、威严的艺术是两种不同的美学和哲学表达。

       记者：正如费孝通先生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本是多元存在，文化因多元而繁荣。那么，请问：在文化领域，有没有普世价值存在，并且这个价值可以统领所有的文化形态？

       苏叔阳：“普世价值”，这个词实际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其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总有一些核心的价值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下得以留存，并成为雕刻民族特有品格的“价值之刀”，涵育民族发展的“价值之水”，这些价值值得全世界去尊重。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文明轴心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终极关怀的觉醒”，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思考人生，这就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

       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先哲们是怎么说的。中华民族的先哲们为我们留下很多经典的论述，譬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这些价值观既是中国文明的集大成者，也是世界优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为人类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几年来，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偷换“普世价值”的范畴，用一个文化意义的概念来攻击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做法面前，我们应该要有文化自信，理直气壮地提出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普世价值”。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未曾断裂，不断发展延续的文明，她在历史长河中经受住考验，表现出坚韧的生命活力，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先进性和未来性。

       《诗经》衍生出君子文化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未曾断裂的文明。她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而且也是面向未来不断延续的文明。那么，请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血脉没有断裂的原因是什么？

       苏叔阳：一个民族的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总要与外来文明撞击，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足够强大，那么就足可以抵抗外部力量的冲击，保持住自我。从这点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华文化有着足够强大的内生力，在多次文明冲击中站住了脚。而其他三种古老文明，巴比伦、埃及、印度的古文明都曾经被战火打断，被异族的侵略所湮灭。另外，中华文明的开放、兼融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历史上，有几个中华民族内部融合调整的重要时期。在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中央政权的时候，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融合、渗透，正是由于中华文明这种开放、兼融的个性，保证了她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她对外来文化也采取同样态度。佛教始于印度，最终却将中心移向中国。而且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的宗教场所，经常会看到儒释道三种宗教并存的景象，这就足以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个有着极强包容力的文化。

       记者：您所说的“开放”、“兼融”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

       苏叔阳：“开放”、“兼融”算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基因，但如果用它们来代表中华文化，我觉得还不够完整。在我看来，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也最有现实价值的是“君子文化”。说到君子文化，不得不提《诗经》，前面提到“君子好逑”，以及《诗经》其他篇章中说到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等，这个君子，与温柔敦厚大有关系。温柔敦厚诗教的效果，具体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君子身上。君子，也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状态。翻开《论语》，关于“君子”的论述俯拾即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尊贤而容众，喜善而矜不能”，等等。君子是孔子精心勾勒和塑造的可望可及、可学可做的理想人格，孔子留下的很多经典论述实际都是教导人们修身养性，以达到正人君子。可以说，君子形象在中华文化数千年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推崇。《周易》中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被张岱年等学者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最佳概括。后来，思想家对“君子”概念的引述和阐发同样不胜枚举。“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做人要做君子，这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选择，也是今天每个中国人应有和乐于做出的选择。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传承下来了无数先人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当前，我们要用君子塑造理想人格，回归礼仪大邦的风范。放眼宏观来谈社会风气，我们看到现在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样，要想形成一个好的社会风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都遵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规律。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要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彰显核心价值的光彩，我认为关键要从社会影响力强的群体抓起。这主要包括三类群体：一是党员领导干部；二是知名专家、著名企业家、演艺明星等；三是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的成年人。不论是从我国历史还是世界发展状况看，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倡导，都必须首先有“大人们”真心信奉并身体力行，才能让公众乐于接受和效仿，从而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