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恐:一项基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作者:胡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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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恐怖主义活动的泛滥,已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暴力恐怖事件让人们感受到恐怖主义离我们不再遥远。

       恐怖主义是一种“恶文化”

       科学认识恐怖主义的本质,是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前提。对于什么是恐怖主义?学界目前虽尚无一致意见。但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是指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真正让社会各界对恐怖主义引起高度关注的是美国“9?11”事件。从那以后,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危害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有了更新的认识。各国均意识到恐怖主义是国际公害,必须联手对其进行打击。

       从我国的情况看,最主要也是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来自东突恐怖主义势力。近年来,“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东突”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交织渗透,穿着文化外衣、戴着精神面纱。在指导思想上,它编造了一套所谓 “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在实施恐怖行动时,它以“ 圣战”为号召,打着“ 人权”、“民主”和“ 民族自决” 的旗号,大肆歪曲历史, 煽动“仇汉”、“仇华”,制造分裂舆论,灌输极端伊斯兰宗教思想,声称要用宗教消灭马列主义、消灭异教徒。被抓获的“东突”分子供述,“在听了‘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的人的鼓动和‘东伊运’教官们现身说法后,脑子热得一心只有‘圣战’了,学业和家人的叮嘱都抛到了一边。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 可见,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文明、反人性的,却又披着精神文化的外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这一论断告诉我们,对恐怖主义的认识要引入文化的视角,要把反恐怖主义的斗争置于维护人类普遍利益、捍卫人类文明的视野下。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怖主义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行动,还应看作一种文化形态。但这是一种对社会发展起破坏作用的文化形态,是社会肌体之癌,是名副其实的“恶文化”。而且,这种“恶文化”正是恐怖势力吸引信徒、发展自己力量的重要手段,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分析。

       中华文化是恐怖主义的克星

       当今世界的恐怖主义大都与宗教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交织融合,共同构成国际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从历史上看,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宗教战争。我国现有的五大宗教除了道教外,其它各大宗教都是在不同时期由国外传入的。这些宗教内部也有不同教派之分,且信教群众人数众多,但在各种宗教的中国发展史上,和谐共生始终是主旋律。中国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冲突或战争。即便在中华文化圈内,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为什么同一种宗教,在一些地方会成为暴力冲突的火药桶,而在中国却能和其它宗教和谐相处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传统不同。首先是中华文化具有“食而能化、化而能食”的特征,以博大的文化胸怀包容着不同的宗教。其次是“和谐”这一中华文化精髓被中国各大宗教所吸取并贯彻到各自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不同宗教互相尊重、和睦共处,创造了一个处理宗教关系的世界典范。

       无论从暴力恐怖事件本身还是从恐怖主义分子的供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恐怖主义“恶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仇恨和暴力。恐怖主义在“组织”内部煽动“信徒”的仇恨情绪和暴力倾向,驱使他们执行暴力恐怖行为,并妄图通过这些野蛮行径,在社会上营造恐怖氛围,挑起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猜疑、敌对的情绪,最终实现撕裂社会,实现其分裂、破坏野心的目的。这样的“恶文化”在价值理念上与中华文化格格不入。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注重在多样性中求统一,追求的核心价值是和谐,讲究的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过:“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据我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和谐’。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时至今天,我们又提出和谐这一伟大的概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这一切都说明,中华文化具有克服恐怖主义“恶文化”的强大力量。

       应将文化手段引入反恐斗争

       应该说,中华文化的“和谐”思想,已经被很好地贯彻到我们党的政策之中,转化为一种当代政治智慧。将文化手段引入反恐斗争,就是要着眼于实际操作层面,进一步强化具体措施的文化含量,更好地发挥中华文化在反恐斗争中的强大威力。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共识是社会稳定、人民团结的思想文化基础。将文化手段引入反恐斗争,最首要也是最基础的任务就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理念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文化心态,使人们由衷向往和自觉追求和谐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缓解或消弭部分群众中仇恨、对抗、暴戾的情绪,在全社会壮大向上、向善、阳光、进步的正面力量。

       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中的“和谐”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优秀思想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将文化手段引入反恐斗争,要对中华文化中蕴含的“和谐”理念加以提炼和升华,既保持其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丰富其时代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提供智慧。同时,弘扬中华文化不但要注重弘扬其精神内涵,还应加强对我国历史上文化建设有效做法的发掘。

       增强基层思想工作的现代文化含量。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恶文化”,从根本上与文明进步趋势相违背,与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背离。恐怖分子宣扬的“宗教信仰”、“强大的精神力量”,其实是一种毒害人心灵的仇恨情绪,是与现代文化格格不入的,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有百害而无一益。实践表明,愚昧、落后的文化因子往往给恐怖主义提供藏身的避风港。发挥现代文化的引领作用,正是铲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的必然要求。群众被科学的文化武装起来,就会形成打击恐怖主义的磅礴力量。近日,新疆和田地区3万余名群众协助民警合力围捕暴徒并取得完胜的事实,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就要求广泛组织党团员、干部到群众中去,到网络上去,与群众“面对面”、与网民“键对键”交流,大力弘扬现代文化,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民族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聚心力、促合力,彻底打赢反对恐怖主义的人民战争。

       (作者: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研究处副处长)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责任人编辑: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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