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它是为了解答当时摆在中国革命面前的重大问题——如何把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红四军，在闽西革命斗争大好形势环境中，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的支持指导下，把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同红四军的实际相结合，总结南昌起义两年多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逐渐认识并不断探索纠正克服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得出的伟大成果。

　　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建设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作为确立建党建军纲领的重大历史事件，古田会议的召开有深刻而特定的历史背景。本文试图从更新更宽的视野来关注古田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和因素条件，形成一个相对更加清晰的历史概述和更加全面的研究论述。

　　国际共运史上亟待解答难题的严峻考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0%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土地革命的客观基础。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农民在党和军队的成份比例占优势，而且越来越多。据192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时统计，党员成份中农民占76.6%，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总人数中工人成份比例减少到了7%。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一个先进的党要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份，以城市工人运动为重心。相反，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代替工人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党必然丧失先锋模范作用。何况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身上与生俱来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反映到党内中来，势必严重妨碍党的路线贯彻执行，削弱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国际领导人、苏共领导人，包括斯大林等都对此表示非常担心，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变质，变成农民党，极力主张中国共产党要重点抓工运，要大量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实践证明，共产国际按照世界上发达国家共产党建设的模式来解决中共问题的思路是不正确的。因此，如何建设一支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红军官兵面前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遇的亟待解答的崭新问题。

　　尽管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关注到了中国国情，《共产党》月刊发表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他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但是到农村去开展革命斗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形势所迫或者近乎被逼上梁山的无奈行为，而非大多数共产党员心怀农村广阔天地的自觉行为。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没有找到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有效办法，这就客观地成为了古田会议召开前摆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时代疑问和考验，这个难题解答不可能也的确没有一蹴而就，而是在一个较长时间诸如红四军一样艰苦的探索和总结中实现和完成的。

　　克服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内在必然

　　国际共运史上的崭新课题同样摆在了红四军面前，而且更加彰显，正如《古田会议决议》开门见山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红四军党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众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其根本原因，“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 红军初创时期，兵员成份复杂，尤其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占了很大比例。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大约4000人，有党员1329名，其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6.6%，工人出身的党员仅占23.4%。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必然身不由己地把他们固有的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思想带到党内来，加之尚处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党内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的正确路线教育，就使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红四军党内不断滋长流毒。

　　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等人对红四军和军中党组织的建设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反而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严重意见分歧。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红四军党内要不要设立军委，表面上看是组织机构设置的问题，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5月底至6月初，红四军分别在永定湖雷和上杭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军委机构时，大家众说纷纭，互不相让。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的要求，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章，毛泽东在文中尖锐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 毛泽东指出：“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只可惜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认同。更有甚者，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利用三克龙岩城后较安定而且优越的斗争环境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延续如前的这些正确观点得到的支持很少，在会上受到的批评比较多，连他的前委书记一职也在会上落选，由陈毅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了评价：“这次大会没有正确解决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果是不好的。” 9月下旬，前委在上杭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四军，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红四军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显得力量单薄，机关不健全，而且“八大”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自由争论了三天，毫无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广大官兵逐渐认识到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生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要求毛泽东回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如何纠正和克服红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也成为红四军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成为古田会议召开必要性的重要因素。这个难题引起了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人的浓厚兴趣，最终在古田会议上向世人交出了一份特殊答卷。

　　红四军入闽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奠定的有利条件

　　中国红军第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支军级建制的正式红军，是一支有“铁军”美誉的革命劲旅，“成为全国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 从1928年5月成立至1930年6月编入红一军团，红四军存在了两年多时间，战功赫赫，影响巨大。

　　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开始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2月17日，红四军进抵东固地区，在此休整了一个星期，并得到了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于是，红四军转向与赣南相邻的闽西发展。

　　闽西在1926年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讲所，为闽西培养了党和农民运动的骨干。1928年3-6月，闽西先后爆发了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和永定等地的农民暴动，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的统治。闽西各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据1929年3月8日的统计，这时闽西已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党员755人，占全省党员数的56%，领导闽西广大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为红四军入闽和后来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3月至5月，红四军二次由赣入闽，分别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2000余人和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2000多人，支持并推动了闽西各地的农民暴动，革命烈火熊熊燃烧，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制定了“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的总路线。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对闽西土地斗争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提出了对待各阶级政策和“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为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一大”之后，闽西党的组织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共党员在短短几个月内增加了3倍，发展到3000余人，占当时福建全省党员总数五分之四以上。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等县相继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到1929年11月底，闽西已建立4个县、50多个区、4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红色区域迅速扩大，纵横300多里，闽西约有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工农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29年9月，已发展到5000多枪支。闽西大地呈现“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景象。

　　历史证明，闽西良好的党的基础、群众基础和武装基础为红四军入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红四军入闽又极大地促进了闽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闽西党和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从而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直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党内思想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的逻辑，也是毛泽东等人领导古田会议胜利召开的逻辑。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既是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支持、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的结果，也与红四军党内思想不断提高和领导人之间认识统一、精诚团结密不可分。

　　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的较长时间里，如何充分认识并纠正克服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和军队的正确建设?红四军中有不同的思想和看法，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是囿于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历史局限的，包括理论水平、斗争历史和哲学思考的不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题注：“中国红军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创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1929年8月初，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前往上海出席全国军事工作联席会议，并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真实情况，提交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5份书面材料。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陈毅的汇报，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专门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要统一红四军的思想，消除红四军内部的矛盾，推广红四军的经验，肯定毛泽东的做法，赞扬红四军“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特别是当时党中央实际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敢于担当，敢于面对。他在接到毛泽东起草的4月5日回复中央信后，就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是“有些毛病”。他与陈毅一起分析如何正确认识一个政治家，认为一个党一个军队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需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一个有办法把大家的意见综合集中起来的书记应该是一个称职的书记，毛泽东当然是红四军最好的领导人选，而且是红四军的政治领导核心。当时党中央的另一位实际领导人李立三也认为红四军应成为全国红军的榜样，红四军既然又叫朱毛红军，理所当然应该由朱德和毛泽东共同领导，而且坚持主张毛泽东仍为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在反复研究讨论取得意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由陈毅起草，周恩来签发了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如，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关于“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九月来信》以及周恩来对陈毅的口头指示，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应团结合作，“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红四军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陈毅在上海期间眼界得到了开拓，思想得到了升华，认识得到了提高。1929年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返回闽西进行传达，首先与朱德等领导同志取得了一致意见。朱德表示赞同中央指示精神，并努力做好党内团结的表率。陈毅多次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并派人把《九月来信》送给在上杭苏家坡指导闽西特委工作的毛泽东，力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毛泽东收到了中央指示精神和陈毅的亲笔信后非常高兴，于11月26日回到了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上，向中央写信报告，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红四军的整训工作，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驻新泉，开展了著名的“新泉整训”。经过十多天的整训，红四军广大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思想认识达到高度统一，成为了古田会议的预备会 。12月中旬，红四军领导机关和部分红军进驻上杭古田，继续开展政治军事训练，为古田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隆重召开，12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名垂青史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红四军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任书记。12月29日，会议胜利闭幕。

　　古田会议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积淀凝聚成为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古田会议精神，凸显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精神内核，锻铸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军魂”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党魂”。

　　(作者：中央苏区(闽西)博物馆副研究员;龙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古田会议纪念馆名誉馆长，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