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不要“呲必中国”把骂国家当成时髦的事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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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呲必中国”是邪气——专访《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胡锡进这个名字在舆论场上同《环球时报》紧紧连在一起,他在国内外有大量关注者,个人微博粉丝量达400万。但点开微博评论和留言,非议、谩骂乃至人身攻击比比皆是,这需要一个能够承压的心脏。两年前,记者采访过他,问过他对这些非议的看法,他笑答,“在互联网这个舆论场里,有正面的声音就对应有负面的声音存在,有正能量的东西,就一定有负情绪来消解它,多种声音存在反映出我们社会的进步,也是‘复杂中国’的真实反应。”他从不在意这些谩骂,但也从未忘记身为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他很不爽当下一种“潮流”——“舆论反对派”正在捏造一种“舆论时尚”——呲必中国,把骂国家当成一种时髦的事。对于这个问题,胡锡进有话要说说,2015年1月13日,记者到胡锡进办公室,对他进行专访。

       一种声音讲不好中国故事

       记者:这两年,您提出了“复杂中国”理论,出版了《胡锡进论复杂中国》一书,您认为把中国说得特别好或者特别坏,都有失偏颇,都不符合实际,您为什么要用“复杂”来概括当下中国。

       胡锡进:《环球时报》一直在向世界讲清一个复杂中国,任何事物都是毁誉参半的,如果你总自己夸自己,别人肯定会挑你毛病。如果媒体光谈成就,问题就会由大众去说,政府反而会陷入被动,处处受舆论嘲弄。而且,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现实本来就是复杂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总目标下,一个梦、两个梦,无数个梦想都需要具体的解析,把梦想变为现实更需要正确的路径。如何统筹,如何协调,如何兼顾,如何平衡,本身就是一个难题。绝对平均主义不行,贫富差距拉大也不行;只热衷GDP增长不行,忽视了发展速度也不行……从某一个局部上看,似乎都能理直气壮讲出一番正确的道理、合理的诉求,但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可能又有另一个说法。这就是现实的中国: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但也面临着矛盾困扰和多难选择。所以,我们觉得眼下这个中国是复杂的。

       记者:刚刚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主动精彩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环球时报》开设英文版,在对外传播做出了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中国,您的思想主旨是什么?

       胡锡进:我认为一种声音是讲不好中国故事的,好的方面要谈,但也要直面问题,主动谈问题,如果我们主流的声音不谈问题,回避问题,那么,“舆论反对派”们,甚至别有用心的人就会拿问题炒作,我们不能把批评政府的权利留给恶意抹黑中国的人。去年青岛发生持枪抢劫事件,当地警方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布案情,尽早澄清事实,没有给不当想象留下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个舆论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纸媒与网络媒体的议题设置、观点立场有很大契合,这说明我们主流媒体在直面社会问题上有了担当,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在舆论喧哗中看清真实的中国

       记者:现在有一种舆论倾向,把替党和国家说话的声音叫成“五毛党”“自干五”,因为《环球时报》的政治立场是“亲党亲政府”,所以网上都说您是中国最大“五毛党”,您认为媒体要不要有价值取向,应该设置怎样的价值取向?

       胡锡进: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给我贴标签。网上的舆论本来就不能代表真实的中国,甚至只能成为了解中国的一个很小的窗口。在网上,你会看到很多激愤的声音,但走上街头,你跟路人聊天,会发现现在国人的心态没有那么非理智。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社会来到一个思想活跃期,这预示着某些不确定性。各种思想和主张正在激烈交锋,它们背后一定存在利益驱动。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人能够保持清醒,敢于担当,在舆论的喧哗中找准立场。作为一份时政类报纸,每天跟政治打交道,肯定有鲜明的立场,《环球时报》的立场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维护中国与世界博弈中的国家利益。这是我们一向坚守的价值底线,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里,如果一个媒体没有稳固的价值观,不用说发展,连站都站不稳。

       我们每天追踪着最新发生的重大事件写评论,我要求写下的每一句话都要对应事实,我认为第一要微观真实,第二要宏观真实。也就是说,要有事件细节的真实,还要有它在整个社会所处方位的真实。业界说我们亲党、亲政府,是因为我们知道党和政府与老百姓没有那么远的距离,党的利益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做政府和人民的沟通者,而不是破坏者,因为现在我们太不缺这样的分裂了,你看看每天网上有多少声音在骂政府,而弥合政府和人民的沟通,太少了。我们没有过于纠结外界对我们这样做的好恶,我们始终在分裂的“舆论场”上寻求更多的共识,寻求更多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我们相信自己的工作有益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国需要我们的这个视角,也需要我们的坚持。

       复杂中国存在“最大公约数”

       记者:复杂中国包含着不确定性,如何用这种复杂和不确定性来凝聚社会共识。

       胡锡进:复杂的中国依然存在“最大公约数”。我们讲复杂中国,背后有一个主线就是,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驾驭复杂中国,有能力有担当有智慧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有腐败问题,但我们不正看到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在解决这个问题吗?中国是有污染问题,但我们不正看到APEC蓝越来越多吗?人们应该知道我们走到现在的位置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的变化除了我们自身的感受,还可以从中国人的日子同西方人生活差距的不断缩小看得非常清楚。中国已经走出近现代的低谷,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与这片土地的命运息息相关,你可能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有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挺严重,也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但你骂她有用吗?你的双脚能离开这片土地吗?既然你不能抛弃她,就要爱护她,成为国家的建设者。

       记者:“呲必中国”,不仅在高校存在,在各个场合都有所反映,好像现在代表中国官方立场就要挨骂,您怎么看“呲必中国”这个现象?

       胡锡进: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爱国”成了一件敏感的事。特别在互联网上,有人把爱国的正义性提出质疑。在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论调搅乱了舆论场,形成了一股诋毁爱国主义的邪气。新世纪的中国在全世界被广泛感知,在世界各地,中国因为发展快,机会多,有活力,而被羡慕甚至妒忌。强大的中国还招来可以理解的猜忌和防范。但有恨就有爱,爱她的就是我们。我们是中国人,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就希望她好,这是很普通的情感。一些有政治谋算的人质疑爱国,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攻击我们的党和政府。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思潮激烈竞争,怀疑一切变得相当强势。然而中华民族的一些思想及道德底线必须得到坚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爱国主义。有人说,我只要我个人的自由和好日子,国之兴衰与我何干?作为市井的一句牢骚,此话无对无错,但如果人人都这样想,谁还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守卫者和建设者。上世纪9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任驻外记者,亲身经历体验了苏联解体带给东欧的变化,也亲眼目睹了国家衰败民生凋敝的现实。国家是保卫公民利益的最外部的一道屏障,国之大,历史之长,唯有强大的国,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稳定幸福。(本刊记者 吕其庆)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

责任人编辑: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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