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幼年起，就有一团烛光在我心中闪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烛光愈加明亮灿烂，它给我温暖，给我鼓励，给我信仰，给我支撑。追寻着这烛光，我走着自己坚实、无悔的人生。这烛光是我的父亲张太雷为民众解放事业不懈追求、英勇奋斗的崇高灵魂。

　　父亲牺牲那年我才五岁，对他的音容笑貌很难留下多少印象。更何况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父亲，他又活得太短!走得太早!从1918年他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起宣传马克思理论、为建党筹划开始，到1927年底他在广州起义的战场上为党和人民英勇献身为止，只有短短九年的时间!但有谁能够预料到：就在这九年间，张太雷与他的战友一起，从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小组直至发展成为能够领导着数万、数十万革命大众、在祖国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解放斗争的大党!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先后遭遇了挫折和失败，但它却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和创建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此后，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摸索着成长成熟起来，终于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填平这条达到胜利的道路上，有着张太雷和广州起义中共同赴死的5700名革命者的热血、头颅和身躯!他作为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卓越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人名垂青史。

　　张太雷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反复思考的地方：他家境贫苦靠个人的奋斗在北洋大学完成学业，当时在中国能够受到这种高等教育的人还非常少,他完全可以凭此改变家庭和个人的命运,走上一条升官发财至少是衣食无忧、前途平顺的人生道路,他也确实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怀抱振兴中华理想的热血青年，在寻求解救国家和人民苦难的道路时，他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希望，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学习研究共产主义。当他一旦把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为了信仰，他毅然抛弃个人和家庭的前途和幸福，连毕业证都不领，义无反顾地走上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他是从爱国走上革命道路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引领他从一个炽烈的爱国主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这种转变和进化，就是在这所校园里发生的。这一点对于九十年后的后辈晚生，无疑仍有着深刻的启迪。他们这种以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复兴为己任、崇尚真理、为了信仰，抛家舍业、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第一代革命家们的共同品质，也是青年张太雷的伟大精神之所在!

　　在失去他的八十多年间，他留下的孤儿寡母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赋予我们姐弟的生命之火得到延续，他未竞的事业被子孙们继承，他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活在儿孙们的心中。薪火相传、交相递与。

　　父亲生前非常喜欢我们姐弟三人，把家庭的欢乐和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他自己非常注重学习，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曾被李大钊先生赞誉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母亲深深懂得丈夫的心，她不但把我们三人养大了，而且把我们个个送入了学校去读书识字。连饭都吃不上还送女孩去读书，这让世人不可理喻，但无论生活多麽艰难，母亲送我们上学的决心从未动摇。而我们也不负母望，年年都以优异的成绩和奖学金来回报母亲含辛茹苦的抚育之恩。

　　抗战爆发后家乡沦陷了，在老少三代流离失所的艰难时刻，母亲却深明大义，毅然允许不满十六岁的我只身一人去上海寻找共产党，让我参加了抗日的队伍。1938年夏我辗转来到新四军的革命队伍中，并很快入了党，成为父亲队伍中的一员。1939年我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他见到老战友的女儿，激动得连连说：“长得真象!太象太雷了!”

　　八十年代中，我和丈夫冯伯华先后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又继续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委员，达十五年之久。我们这对老夫妻，五十年相亲相爱，晚年和谐幸福。只可惜他已在1993年因患肺癌先我而去，这是我晚年最伤心的憾事!但正是他的鼓励和支持，使我下定决心，在自己最后的十几年中，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物力，为我的父亲作了些事。

　　我与国家党史研究部门合作，为父亲整理出版了《张太雷文集》、《张太雷年谱》、《回忆张太雷》和一本纪念画册，让怀念他的人有所寄托;我与常州市委一起发起成立了“张太雷研究会”、建成了“张太雷故居”、“张太雷纪念馆”，为他的故乡保留了一块追忆的丰碑;我和天津大学合作，开辟了“张太雷展室”，命名了一个“张太雷班”，自费设置了“张太雷奖学金”，让父亲能够和他的母校、和他的一代代校友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我还和广东省委、广州市委一起筹建了“广州起义纪念馆”，拍摄了纪念父亲和广州起义的电视记录片。我还通过亲友筹钱自费拍摄三集电视连续剧《大雷雨后》，将父亲、特别是母亲的事迹奉献给广大电视观众。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父亲及战友们的历史原貌完整而真实地留给后人。

　　有一种精神润物细无声，有一些故事世代永流传。我真的很欣慰，这十几年不懈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所作的一切决不是单纯的续家谱、寻根，而是一种挖掘，一种精神遗产的抢救。我的目的实在是想弘扬一种精神、一种美德。我希望通过我的父亲的经历，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无畏，作为一种民族的美德，一首人性的颂歌留给世人。这一美德曾护佑我和我的家人，今后也将如雨润田、如土载物，去启发、温暖和护佑更多不愿淡忘他们的后人。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