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公务员队伍是我国治国理政的主体力量，其工作成效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行效率和最终实现，其社会形象和组织归属感影响着政权和行政体制的稳定。当下，随着中央高压反腐治吏的深入推进，首当其冲的是700多万成员的公务员群体，从公务员不好当的集体呼吁到辞职跳槽的个体行为，公务员群体五味杂陈的生存状态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因此，有必要客观审视公务员群体面临的诸多困境和发展机遇，理性认识公务员职业新命题，这不仅是公务员职业发展的迫切诉求，更是国家实现“四个全面”的重要时代课题之一。围绕这一话题，本期“特别策划”，特邀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思想政治教育系杨海龙博士进行解读。

       公务员职业新命题的时代解读

       2012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开启了公务员职业新命题的时代课题，公务员这个以往被称为“金饭碗”的职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困境和机遇从来都是一体两面和相生相伴的，康德称之为“二律背反”，即相互联系的两种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相互排斥、相背相反的现象，也即哲学中的矛盾对立统一。当今中国语境下的公务员职业困境具有历史性、相对性和复杂性，基于二律背反的角度来看，其实质是富于积极意义的现代转型和更为深远的职业发展机遇，公务员职业新命题的时代意蕴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读。

       “去非常态”：行政现代化法治化的迫切需要

       公务员职业源自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不断变化发展的公共行政实践需要，从一开始，就具有脱胎于政治、受命于管理、问责于法律、服务于公众利益的特色。因此，政治中立、依法行政、追求公共性和公正性的价值目标、以积极的责任心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技术性和人文性交相辉映是现代官僚体制下公务员的职业定位。就世界范围来看，公共行政实践经历了效率至上——行为主义转向——更注重公平和公民权利——“以公众为顾客、以政府为市场”的重塑政府运动——“全球治理运动”及强调回应性、公共性、公正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新公共管理”等发展历程，现代官僚体制下的公务员愈加法治化和职业化，同时也承受了超过自身目标的过多任务，饱受非议和责难。正如古德塞尔在《为官僚制辩护》中所言，公务员职业“处于过分的苛责之下”，其三大罪状是：低绩效、对政治权力的危险操作、难以忍受的对个人的压制，并由此形成了“官僚人格”，使其走向了“不能承受之重”。 尽管备受质疑，但古德塞尔认为公务员职业并没有这么糟糕，其工作态度多数时候是令人满意的，其公共行政精神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其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和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卓有成效的，总体来说，公务员对于国家治理和公共行政目标的实现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形势下，中国公务员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主要表现为“新三高”和“新三低”。“新三高”指生活压力高、工作压力高、舆论压力高；“新三低”指晋升机会低、工资待遇低、个人精神需求满足低。尤其是在当前重拳反腐治吏的形势下，少数公务员对职业认同发生了动摇，觉得以往“好日子不再有了”，不少公务员表示工作不好做、领导不认可、群众不理解，且40岁左右的基层科级公务员就难以晋升。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基层县乡，公务员群体收入不高，发展空间有限，政府公信力受损，公众形象不佳，工作压力大且动力不足，职务风险空前加大，深感“为官不易”，“不作为”现象增多，少数贪污腐败官员依然不收敛。上述中国公务员的群体困境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原因。在文化领域，“学而优则仕”的官场文化、人治思想及人情文化的影响仍在；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滞后，制度和法治建设缓慢；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使得公务员成为商人行贿受贿的重点对象和以权力追逐不当利益的重灾区，灰色收入和潜规则已深入官场骨髓。由此导致了公务员在思想观念、行为举止、心理特质、社会适应性等诸多方面都与现代公共行政的步伐不适应，必须给予纠偏。

       从深层次上看，公务员职业“新命题”是对职业观念和职业行为规范的现代转型，是对以往不合理情形的理性纠偏，因此“去非常态”对于摆正公务员职业观念至关重要。怀特认为“官纪者，乃表现于行政人员热望、忠诚、合作、竭力负责及以服务为荣之精神也。” 而官本位、做官“高人一等”、“有权任性”、“灰色收入”、“潜规则”等不当思想和行为，严重阻碍了现代公务员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应当摒弃。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始终把现代化建设使命扛在肩上，始终把群众冷暖忧乐放在心头。”在这里，他把公务员的精神新状态诠释为责任感、使命感、民生观，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共识。

       向公民而不仅仅向上级负责

       公务员职业最终应当对公民负责，弗雷德里克森如此精辟论述：“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 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公务员之所以能够“掌管和执行权力”源自与民众的契约和权力让渡，因此民众是公务员职业合法性的来源和最终服务对象；其二，现代公共行政的核心要义是“公共性”，公务员职业的宗旨是为全体公民和实现公共利益服务，因此公务员被称为代表性公民和“公仆”，其公共行政精神的精髓在于“意味着一种对公民的广泛的和问心无愧的热爱”，意味着对公民的“乐善好施”——“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的承诺”。公务员职业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坚实的伦理基础和以尊严荣耀、成就满足感为标志的自我价值实现；其三，现代公共行政和官僚体制下，公正性、回应性、民主性、权利性、参与性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尽管垂直层级制体系要求下级服从上级，但上级意志也应当体现且不能违背民众的意愿，唯有最终向公民负责，才能在公民意识觉醒和公民权利不断增强的现代社会，认清和理顺现代公共行政的最终目标和服务对象。

       在我国威权政治生态中，公务员“只对上级负责”广为诟病，尽管这种唯上负责制是提高行政效率和实现行政目标的有效路径，但却因缺乏“眼睛向下”的民众情怀和责任担当，迷失了前进方向，淡忘了职业之本。不少公务员表示，感觉自己“忙且累”工作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领导满意”，至于个人价值实现程度和自身精神需求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少数公务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无视民众利益诉求的野蛮强拆、暴力执法、侵占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就不足为怪了。由此可见，在公务员职业新命题下，最终向公民而不仅仅向上级负责，不仅是一条基本原理，更应当成为公务员的基本行动法则。

       自我革命：孕育体制改革先声

       公务员队伍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主体、窗口和风向标，因此培育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公务员队伍至关重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现象愈发凸显，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长期滞后，公务员队伍的负面因素增多，主要表现为：权贵弊政、腐败严重、政府公信力下降、潜规则盛行、行政道德下滑等。长此以往，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会消怡殆尽，而且会对政治合法性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势在必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针对“中国问题”对症下药，首先自我革命，在公务员和领导干部队伍中开展了重拳反腐治吏的国家行动，在“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态势和先治标后治本的指导思想下，中纪委及其巡视组开展了“打虎拍蝇”的严惩贪官行动，截至4月底，共给予23.2万党员干部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2万人，其中省部级以上官员100人，副国级以上官员4人。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机制上虽还未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已经初见成效。山头式、家族式、塌方式、小官巨贪式、一把手式等诸多腐败方式令人震惊和深思。高压反腐震慑了贪官，净化了官场风气，改善了政治生态，赢得了民心。重拳治吏是一场倒逼式的自我革命，不仅使公务员职业呈现出新状态，更以壮士断腕之势孕育了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先声，具有时代里程碑意义。

       公务员职业新命题的样本分析

       当下公务员职业呈现出困境与机遇兼有之的新命题，在公务员不好当的呼声下，潜伏着公务员职业的现代转型和“去困境化”的重要时代机遇。事实胜于雄辩，拟选择三个典型样本，试图从中窥探公务员职业新命题下的正向机遇。

       “去应酬困境”：回归家庭和健康生活方式

       2013年9月14日晚，浙江一母亲在微博上发文称，在国税局工作的儿子不能喝酒，却常常陪领导喝酒，并求助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我该怎么做”。类似这样的担忧在公务员家属中并不在少数。自《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具体规定提出以来，以实实在在的细节撬动了官场积弊已久的“吃喝风”、“人情宴”等公务员应酬文化圈。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要找人办事就要请客吃饭，手握行政权力的各级公务员自然是酒宴上重要的座上宾，曾几何时，但凡有一官半职的公务员平时都难得在家吃饭，各式各样的酒桌应酬使他们应接不暇，据一个西部风景名胜区的县级接待办主任反映，他经常一晚要赶4-8场应酬。过多的饮酒和应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减弱了与家庭的亲情交流，而且助长了奢靡享乐之风，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更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以往公务员看似“常态化”的“应酬文化”已经成为了他们不可言状的“职业负担”，尤其对于那些不胜酒力的公务员来说，更是如此。

       八项规定执行两年多来，从“一阵风”到“动真格”，从“运动战”到常态化，党和政府痛下决心铲除官场积弊，狠抓吃拿卡要、楼堂馆所、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节日收受贿赂等不良风气，尽管其中也出现了一些花样百出的“变通”，但总体来说，以细节撬动官场生态，党风政风得到了明显好转，公务员应酬大为减负，喝酒少了，生活方式健康了，陪伴家庭的时间多了。与此同时，全社会大力提倡厉行节约，高档餐馆也开始探索“大众化路线”，较好地遏制和改善了公务员以往不良的应酬生态。据来自人民网的一份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公务员及九成以上的公务员家属对此拍手称快，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公务员职业现代转型的根本要求。

       “去潜规则困境”：重塑政治生态

       2015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做官其实越来越容易了》，文章用鲜明的正反对比分析了“为官不易”和“为官愈易”的两种心态，指出中央高压反腐后，一些官员没法再像以往一样“任性”，不能随意吃喝，不敢乱收礼物了，因此发出“这官实在是越来越难当了”的抱怨。于是，有人表现出消极不作为，以“不做事”表达软抵制；有人撒娇要辞职，下海找更赚钱的工作；有人说“从严”要循序渐进，突然的严厉会让干部很不适应。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一些官员和公务员却认为“当官越来越容易了”，是因为“从严治官”挤压着昔日官场潜规则生存空间，让法律和规矩这些明规则取代潜规则，官员不必再费心琢磨和经营那些潜规则，不用再研究厚黑学、关系学、上下级学、送礼学、办公室政治之类的“为官之道”，按法律和规矩办事，让当官变得容易多了。 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引起了社会的深思和共鸣，各路媒体也为此不断展开论辩。

       毋庸置疑，“官场潜规则之殇”早已广为诟病，令国人愤慨和无奈，连在华外资企业也深谙此道。买官卖官事件及贪污受贿现象，如衡阳集体买官案件、山西塌方式腐败和官场地震、江西官场不正之风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误导了公务员的职业发展，毒化了政治生态和行政环境，还将对政权合法性造成极大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新一届党和政府不畏困难艰险，以壮士断腕和刮骨疗毒之勇气重拳肃吏，对“官场潜规则”和贪污腐败行为保持“零容忍”的打击势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去潜规则”，立显规则，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有权用权不能任性”，破除特权思想和权贵弊政，构建“经常抓、长期抓”的反腐新举措，以彰显国家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对于公务员群体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不走偏门、大开正门，不设置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破除“行业潜规则”，抓紧制度建设，以此修复和改善官场乃至国家的正向政治生态。

       “去弱监督困境”：强化组织和舆论监督

       2012年底以来，“最强大的中纪委”形象令国人振奋不已，过去纪委隶属于各级党委，监督话语权被弱化和虚置，但两年多来，在新一代中央集体的领导下，王岐山主政的中纪委不再是“摆摆架子，做做样子”，而是以重磅出手“打虎灭蝇”，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为此总结：目前“查处干部之多、涉及领域之宽、行动密度之大、问责力度之强，应该说是空前的”。

       以往行政体制中，“一把手”独大及“权力寻租”现象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弱监督困境”，即各级人大、政协和纪委没有真正发挥好监督党和政府的作用，形同虚设。为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化各级纪委的独立监督权，派驻中央巡视组，成效显著。自2013年底以来，中央共派出多轮巡视组进驻央企、国家部委、高校、各级党委和政府等，与各级纪委一道，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寻虎找蝇”，发现和查处了多起大案要案，很好地发挥了两者的“利剑”作用，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威慑力量，王岐山指示：“要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不能让有问题的人心存侥幸，不能让腐败分子有立足之地！”同时，网络反腐一枝独秀，成为重要的新生监督力量。纪委和巡视组监督从根本上说是“倒逼监督”和“事后监督”，从长远来看，应当加快推进制度建设，构建“预警监督机制”和“常态化监督”，包括增强各级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力量，公示公开行政信息，倡导公众及媒体监督，使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和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净化公务员和领导干部队伍。

       公务员职业新命题的对策探析

       在全球化、现代化、网络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设置与现代国家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水平和公务员职业新命题，无论对于国家和政府治理、公务员职业，亦或公务员个体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认识现代公务员职业新命题，应当回应变化中的公共行政实践的需要，理性看待公务员职业的当下困境、挑战和机遇，化困境为机遇，着力从思想、信念、制度和行动等几方面去建构。

       构筑思维新逻辑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和基石，从根本上说，公务员群体的困境源自体制弊端和思想错位。自中央严厉反腐后，公务员的思想出现了一些落差，认为工作难做，稍不注意就会触舆论“高压线”，职业风险高，福利待遇不如从前，甚至念念不忘过去的“好日子”。以前公务员工资也不高，但各种福利好，甚至有一些“浅灰色”和“灰色”收入，比如公车私用、公款考察旅游、会餐吃饭、部门小金库、节假日下级单位的“贡品”、企业礼品礼金等等，特别是一些有权有势的部门，更是如此。所以尽管以前社会环境和风气不尽如人意，但公务员对自己享受的各种好处还是较满意的。中央八项规定之后，各种灰色收入和不当福利被切断，一些公务员满腹牢骚。为此，应当对他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构筑思维新逻辑，一是使他们明白构建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新秩序是大势所趋、民之所盼、不容质疑；公务员行业作为公共行政的窗口，更应该与时俱进做好各项公共服务，对公民负责。二是不能把原先一些非正常的东西视为正常，比如灰色收入、高人一等，等等，应当尽快“去非常态”，使思想回归正轨。同时，要不断对公务员制度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对他们正常的晋升、工资、福利待遇等，要给予保障，对通过不正常渠道获得的要予以堵住，真正做到“堵住后门让老百姓放心，打开前门让公务员安心。”

       坚定信念新坐标

       公务员职业是以行政手段服务公共利益，其真正魅力在于超越正当个人利益的因利他人和社会而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个人价值实现。美国年仅32岁当选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约瑟夫?斯托里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写道，“尽管我现在生意上的报酬远远超过这份薪水，我仍然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它所拥有的崇高的荣誉、终身制的任期、这份薪水的体面和它所提供的让我去追寻我最崇高的司法研究的机会，这一切都促使我如此决定。”无疑，这种精神追求需要更坚强的信念来支撑，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于这份“公共行政”职业的坚定信念，即以责任为核心的公平、正义、奉献等信念。美国学者莫舍强调，“在公共行政……的所有词汇中，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库柏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公务员应该是那些“特别负责任的”公民。习总书记也强调，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服务人民。二是对于自己这个“公共行政人”的坚定信念，即不能以职业之便通过损害公共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公务员常常陷于因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而导致的行政伦理困境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且常态化的，至于解决冲突的办法，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重在“慎独”，而以库柏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也认为内部控制比外部控制更为有效和长远，即通过个人品质和伦理文化来有效规避。习总书记对此精辟指出，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因此，公务员和领导干部面对各式各样的诱惑和冲突，应当有坚如磐石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牢记习总书记“天上掉馅饼之时，就是地上设陷阱之时”的告诫，严守八项规定，管好自己的“八小时之内外”，打造公务员信念新坐标。

       恪守制度新规矩

       新时期以来，我国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滞后性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各式各样的“潜规则”曾经大行其道，官商、官官、官民之间隐藏着大量“见不得光的权钱、权权和权色交易”，社会不公现象日趋严重，因此构建公务员的制度新规矩十分重要。邓小平深刻指出，“我国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中央重拳反腐以来，“塌方式腐败”、“山头腐败”、“裙带式腐败”，一坏坏一窝，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那些被查处出来的贪官污吏，原来也是怀着一番抱负和一腔热血，只讲奉献，不讲报酬，从基层扎扎实实干起的，但因官场不良风气和制度真空土壤，使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偏离了正道，走向了违法犯罪。以往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舌尖上的浪费”、“车辆上的腐败”、“会所中的歪风”、“节庆公款送礼”等屡见不鲜，俨然成为常态。从严治吏后，一些行为隐形变身：微信送红包、电子礼品卡、食堂变公款吃喝避风港，茅台酒装进矿泉水瓶，真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身为治国理政的公务员，应当看清国家和社会发展大局，认识到这次高压反腐不是“一阵风”，原先吃拿卡扣、拉关系、走后门的潜规则不会再大行其道，取而代之的是以公平正义和程序合法为核心的正大光明的显规则。因此，公务员在代表政府服务市场和社会时，要履行好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严于律己，办事公道，廉政勤政，问心无愧，以制度和法律为准绳，牢固树立制度新规矩的意识，破除潜规则，切实保障“无一例外”的制度理性，维护“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制度执行力。

       践行行为新标准

       在新的治理环境下，公务员群体亟待认清职业新标准，从自身做起，改变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摒弃以下几种不当行为：其一，高认知低行为，即“说一套做一套”、有认知而无行动。如，“为人民服务”是公务员都明了的最根本的职业道德和基本规范，但公务员服务意识淡薄、不为民着想、不尽职责的现象依然存在；更有少数领导干部，台上大谈廉洁奉公，台下却大肆贪污受贿，“两张皮”现象极大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其二，功利主义行为，即为了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而不惜牺牲公共利益和全局利益，“有好处马上办，没好处拖着办”；或为了实现个人政绩大搞形象工程，不顾地方实际和资源环境承受力，造成资源浪费和地方发展受损等不良后果。其三，低效不作为行为。“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遇到问题皱眉头，见到矛盾绕外头，碰到困难躲后头，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改的不改，尽量少做事、不出事，这是“懒政”、“怠政”的表现。李克强总理对此严厉指出，“说的难听点儿，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这样的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不负责！” 其四，官场潜规则行为。中国传统“强人治弱法治”和人情文化的消极影响至今根深蒂固，特权专制思想、官本位思想在行政领域仍有较大市场，且由于法治不健全和行政体制不尽合理，行政潜规则 “劣币驱逐劣币”的现象依然严重，各式贪污腐败现象亟待从治本和制度建设上加以根除。其五，“唯上不唯民”行为。行政体制内部的垂直管理和人治文化是其根源，因此亟待消除长官意志和服务对象错位的诟病，构建“民本文化”和以公平法治为核心的“行政文化”，引领公共行政及其管理工作不断向依靠人、尊重人、塑造人、解放人的目标发展，培育“最终向公民负责”的行政习惯和行为，提升公务员群体的职业素养和个体精神需求。

       面对新困境、新挑战、新机遇，广大公务员应当不辱使命，调整观念和心态、转变作风、坚定信念、改变行为，努力践行“公开、公正、公信、公共服务、公共监督”的职业新标准，为构建以法治和公正为核心的现代公共行政而交出令自己和世人满意的时代答卷。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