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宋代铜钱的“国际化”

　　宋代经济强盛，随着文化交流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宋代的主要货币铜钱也流向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国家充当了主币或辅币的角色，掀起了一轮中国货币的“国际化”浪潮。

　　经济强盛

　　两宋立国合计300多年，虽然也历经内忧外患，中间又有朝廷南迁，但总体来看，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仍不失为中国历史进程中向上发展的重要一段。漆侠先生曾说：“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体现在经济上，更能说明宋朝是一个强盛的时期，通过一组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宋朝人口首次突破1亿的阶梯，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北宋的首都汴梁人口超过1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经济总量居当时世界第一位。据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赵匡胤建立宋朝的公元960年时，年人均GDP已达到600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1%，“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宋朝财政收入峰值达到1.6亿贯，按照“1贯=1000枚制钱=1两白银”的公式作个简单推算，宋朝年财政收入的最高值达1.6亿两白银，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经济强盛的另一个表现是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最直观的例子是《清明上河图》里所展现出的超越以前任何朝代的商业繁荣。在对外贸易方面，强盛的经济一方面来自外贸的增长，另一方面又为对外贸易注入了活力，加上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导航的应用，使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大增强，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阶段，除了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传统贸易伙伴，宋朝的贸易对象还包括了其它亚洲国家以及一部分非洲、欧洲国家。

　　宋朝已经可以建造300吨的大船，用指南针导航，而数百年后哥伦布的航船才120吨。英国学者巴兹尔·戴维逊在《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一书中认为：“十二世纪前后，中国造船就技术上来讲，已经能够航行到任何船只所能到达的地方。”瓷器、丝绸等是宋朝海外贸易的“拳手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瓷器享誉海外，根据史料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当时进出口商品多达300多种，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中国的发明也随着海外贸易走向越来越多的国家。

　　宋钱远播

　　在对外经济交流空前繁荣的背景下，宋朝的货币也随着商品一齐流向各个国家和地区，其外流量十分巨大，宋人张方平在《论钱禁铜法事》中描述“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结果“缗钱原为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

　　“蕃客”是宋代对外商的称呼，他们从事中外贸易主要有3个方向：一是由中国西北地区沿陆路上丝绸之路前往西亚、中亚;二是从泉州、广州等港口沿海上丝绸之路前往越南、菲律宾、印尼、印度等东南亚各国，之后前往中东，在那里转运非洲、欧洲;三是与朝鲜、日本的贸易，分别通过陆路、海路进行。

　　宋朝的铜钱随着贸易也大量来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日本对宋朝的铜钱十分喜爱，史书记载“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有的日本商人把货物运到中国来卖，却不采购返程货物，而是把铜钱运回日本，最多的一次日商在台州城收集了10万贯铜钱运回日本，结果台州城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陷入了“钱荒”;朝鲜当时称高丽，由于陆地相接，贸易更为便利，大量铜钱涌入该国，以至于宋朝不得不多次颁布诏令，“禁商人持铜钱入高丽”;越南北部当时称交趾，也很看中宋朝的铜钱，宋人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该国曾颁布命令“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其它东南亚国家，越南归化当时称占城，柬埔寨称真腊，苏门答腊岛东南称三佛齐，爪哇称阁婆，菲律宾群岛南部称蒲端，这些国家当时也有大量宋代铜钱流入，还有被称为大食国今阿拉伯地区及印度半岛上的一些国家，甚至非洲东海岸，也都发现过大量的宋代铜钱，说明当时宋代铜钱在这些国家十分普遍。

　　除了上述这些国家，两宋还分别与辽、西夏、金等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宋朝的对外贸易也包括这些地区，宋朝的铜钱在这些地区分布更为广泛，苏辙曾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宋哲宗时供备库使郑价出使辽朝，回来报告“北界支到抬箱人例物见钱七十余贯，并是国朝新铸钱宝”。宋朝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建立有榷场开展贸易，除了这个渠道，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通过战争手段迫使宋朝每年送上十万至数十万贯的所谓“助军旅之费”，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

　　铜钱大量外流，也可以从宋代的铸币情况得到印证，据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研究，北宋时期铸造的铜钱在1.5亿贯左右，加上私铸总量当接近2亿贯，还有仍能流通的前朝货币，全部货币流通量在2.5亿贯左右，对照一下唐朝，铸钱量较多的唐玄宗时期每年不过30万贯，到唐宪宗时已下降到13.5万贯，宋代的铸币量是惊人的，有人估计其总铸币量是唐朝的20倍以上，在中国历代空前绝后。

　　铜钱是一种“贱金属货币”，铜除了用于铸钱还是一种生活和生产资料，这决定了铸钱的规模始终有一定限制，宋元丰元年(1078)，经过努力全国铜产量创造了1460多万斤的纪录，把这些几乎都用在铸钱上仍不够用。由于大量铜钱外流，全国性的持续不断的“钱荒”一直困扰着宋朝，史书里不断有“时铜钱已竭，图甚苦之”“民乏铜钱”“铜钱，民间难得”等记载。

　　“国际”流通

　　大量宋朝的铜钱流入其它国家和地区，都做什么用了呢?

　　除了作为对外贸易的支付工具，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把宋朝铜钱作为货币在本国、本地区使用，有的作为主币、有的作为辅币，成为本国货币体系的一部分。

　　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国，亲自考察了金国货币情况，回来报告“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也就是说金国基本没有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仍用宋朝的铜钱为货币，如果考虑到北宋南渡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已归金国占领，延续原有的货币也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西夏、辽等政权也都使用宋朝的铜钱，说明宋朝铜钱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实际上是唯一可以全部通用的货币。

　　在宋朝铜钱流入朝鲜前，朝鲜也铸造过本国的钱币“高丽钱”，但由于铸造工艺、规制、信誉等方面的原因，“高丽钱”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宋朝铜钱大量流入后与“高丽钱”通用，都起到主币的作用。日本铸造本国钱币的时间较早一些，但由于工艺粗糙、标准混乱，本国钱币的信誉也不高，宋朝铜钱的使用在日本反而超过了该国货币，是流通中的主要币种，这一现象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不安，日本建久四年(1194)天皇诏令禁用宋朝铜钱，但宋朝铜钱在日本已“根基牢固”，此禁令事实上“无实际效力”。宋朝铜钱在越南也广泛使用，范成大曾在广西静江任职，他在《桂海虞衡志》中记述交趾“不能鼓铸泉货，纯用中国小铜钱”，这倒不是很准确，因为越南也曾效法中国铸造过本国钱币，只是流通性不够，宋朝铜钱当时在越南更为流行而已。除了这些把宋朝铜钱作为主币使用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些东南亚、中东国家把宋朝铜钱作为主币使用，或者作为对本国货币的辅助货币进地流通。

　　除了作为主币或辅币，宋朝铜钱还有着另一个功能，那就是储备财富。据有关资料，截止 1998年日本共发现中国古钱币窖藏275处，遍及全国的39个县，总量达353万枚，其中宋钱占相当比重，这些用陶瓮、木箱等盛装埋藏的“备蓄钱”，类似于民间掌握的“外汇储备”。类似的情况在越南等东南亚等国也有考古发现，如1899年在河内发现过2个陶罐，里面藏有中国古钱币23000枚，其中绝大多数为宋钱。

　　经验教训

　　宋朝铜钱广受欢迎，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货币文化历史悠久，到宋朝时铜钱的铸造就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铸造和管理的经验丰富，形制、工艺更为考究，不仅规格统一，而且用料也有严格的规范，虽然历代王朝都无法彻底解决的私铸问题在宋朝也有存在，但总体而言宋朝铜钱的铸造质量受到了广泛认可。

　　据《宋史》食货志介绍，1000枚铜钱约重5斤，铸造它需“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按宋制，1斤为16两，1两约合今40克，即1贯铜钱为3200克左右，真正的“货真价实”。《宋史》还有个记载，绍熙年间“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即回收了货款30万贯，如果全部以铜钱结算，仅钱的重量就是960吨，用小船去运都载不了。

　　当然，更主要的是宋朝经济发达，铜钱始终保持了旺盛的购买力，这是宋朝铜钱得以“国际化”的基础。在《宋会要》里有宋真宗时“物价甚贱”的记载，宋太宗时河东米只卖十多文一斗，岭南一带更便宜，米只卖四五钱一斗。《宋史》记载，宋仁宗时京西一斗谷也只卖十文钱，朝廷不得不下诏：“恐太贱伤农，令下三司及早市籴。”随着时局的变化，物价也会出现一定波动，但放到整个300多年的历史中去考察，宋朝的物价水平是较低且相对稳定的，这是铜钱始终“坚挺”的关键。宋朝铜钱“国际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朝经济建设和货币管理方面的某些成功之处。

　　一国发行的货币在被别的国家作为主币、辅币甚至“外汇储备”去使用，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是本国货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不仅可以为本国对外贸易提供便利，还可以增加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享受类似“国际铸币税”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但对宋朝来说这些好处都感受不到，反而经常被铜钱大量外流所带来的“钱荒”所困扰，造成本国货币流通的短缺，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再三下令禁止铜钱外流。

　　究其原因，还是对货币属性认识不到位造成的。对货币来说，其商品价值与作为货币的价值是不同的，挖掘货币的交换价值才是发挥其效力的方向，从货币发展的历史来看，信用货币取代非信用货币不是一种倒退，而是进步，按照宋朝的综合国力和铜钱“国际化”取得的成功，宋朝初步具备了“升级”货币体系的基础，即以信用货币逐步取代非信用货币，但这个机会未能及时抓住，铜钱“国际化”带来的益处无法享受，反而受其弊端的困扰。

　　宋朝也推出了交子这样的纸币，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没有站在更高的视野看待这件事，纸币发行不能按照严格的规范进行，未能控制规模、保证充足储备，结果变成了朝廷的“提款机”，自然很快失去了信誉。如果宋代的交子也能始终能保持旺盛的购买力，像铜钱一样流向各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货币“国际化”的种种好处自然就可以享受到了。

　　宋朝浪费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国际化”不仅要有客观的条件和基础，还要有正确的态度、认真的精神和持续为之努力的过程才能实现最终目标，认识不到位、措施有缺失，即使方向是正确的、外部条件也不错，目标也难以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