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6”预热G20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摆在钓鱼台芳华苑的那张圆桌，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已堪称“举足轻重”。因为围坐在该圆桌周围对话的，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和6大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头号人物”。

       7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京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ILO）总干事莱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席卡尼举行“1+6”圆桌对话会。与会各方重点围绕“全球经济形势和挑战”以及“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增长新动能”两大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当前，全球经济依旧复苏乏力，增长动力仍显不足，其主要原因包括哪些方面？作为今年G20峰会的东道国，中国在本次会议上取得了怎样的收获？与之前德法两国参与的“1+5”机制不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席卡尼的首次加入又释放出何种信号？围绕以上问题，《中国发展观察》约请了多位业内专家进行解读与前瞻。

       中国携手全球经济治理支柱 探讨解困出路

       在经过20年左右的高速发展之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都在2008年后进入一个收缩周期。而围绕如何摆脱危机，我们看到，世界各国做了大量探索。

       美国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积极推动TPP、TTIP谈判，其本质就是努力扩张市场规模，为其强大的金融和实业资本寻找出路。这是过去30多年各国走过的“老路”。日本“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中，见效最快、进展最大的，就是日元大幅贬值和巨额财政刺激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邻为壑”、以货币贬值刺激产品出口的政策。还有一些国家，在世界银行、OECD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积极探索促进包容性增长、着力提高居民幸福指数，试图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2008年以来，我国应对危机的实践充分表明，单纯依靠需求刺激，会使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更加突出；而单纯依靠供给侧改革，则难以缓解收入差距拉大、内需不足的瓶颈约束。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内在弊端，使其都不足以引领中国经济攀上新的高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俊伟近日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要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迫切需要做出系统的政策调整。

       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过去几年的危机处理虽然避免了全球经济的剧烈震荡，但始终未能解决其中的根本问题。相反，一些危机处理措施正在引发新的危机，包括各国所普遍采取的刺激性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对于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郑醒尘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是国际贸易连续多年低位增长，且增速逐年下滑，实际已陷入停滞；二是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表现在国与国之间，也表现在个人贫富差距上；三是中东等地缘冲突产生了系列严重后果，已波及部分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而英国脱欧事件更是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平添了一份复杂性。”张俊伟表示，英国以移民问题为藉口脱欧，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长期看，这对英国是有利的，因此，虽然英镑汇率、英国股市在脱欧公投后一度大跌，但股市很快便恢复。正如索罗斯所指出，英国的成功很可能会刺激其他国家脱离欧盟，从而使欧盟面临崩盘的危险。这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都是一种倒退。英国脱欧，将刺激各国采取更加自利的政策导向（正如日本通过日元大幅贬值以刺激需求一样），这就增加了国际金融、商品市场的动荡和风险，从总体看对全球经济恢复是不利的。在“大萧条”期间，各国为了自身利益，大打贸易战，导致国际贸易中断，阻碍了经济复苏。

       “惨痛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也是当年成立G20的主要初衷。英国脱欧增加了G20国际协调的难度，也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G20的意义和价值。”张俊伟强调。

       资料显示，G20成员的经济总量占全球85%，人口占2/3，囊括了全球有影响力的主要经济体。当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全球贸易预警组织警告，世界贸易自2015年初以来已陷入停滞，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是重要原因。同时，国际金融体系风险还在积累，结构性挑战突出，债务可持续性仍是关键问题；全球就业压力在逐步增大。

       应对此种严峻形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近日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世界主要大国以及国际经济组织要加强综合研究，尽快形成新的全球共识，共同制定应对之策，要使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视野和关切。“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也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积极支持者和领导者之一。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此次圆桌会议表明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领导者的角色，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以中国智慧为引领，携手六大全球经济治理支柱，凝聚共识，探讨化解全球经济之困的出路。”

       张俊伟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特别强调，借助“1+6”圆桌会、G20会议与主要国际机构开展深入沟通与交流，对中国来讲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广泛共识的达成，意味着这些主要国际机构所秉持的先进理念、积累的良好做法被中国政府广泛认可，这对于我们拓宽破解当前发展难题的思路，加快推进改革的步伐，尽快建立包容共享和谐创新的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合作、与邻为善” 加强国际贸易战略协调

       国际贸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全球化以及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条件，在全球贸易放缓时期则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占世界的15.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5%，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业内专家认为，如今，中国发展的示范效应和带动能力正在增强，中国发展理念和政策取向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

       郑醒尘直言，此次“1+6”圆桌对话是在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当前全球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增多，就业和社会差距难以弥合，全球劳动生产率也存在下滑趋势，但结构性改革知易行难，国际政策协调显得尤为关键。

       屠新泉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此次“1+6”圆桌会议作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新探索，展现了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高度责任感，此种直接对话也有助于国际经济组织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政策。

       “在当前全球贸易放缓的背景下，国际经济组织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屠新泉建议，通过此次会议，今后尤其是IMF、WTO、ILO之间应该开展联合研究，对经济全球化与国家间发展差距和国内社会分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系统、全面、科学的研究，澄清当前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的错误认识，同时，要为经济全球化找到更加有力的支持证据。在此基础上，提出全球经济治理如何在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同时，有效缩小资本和劳动收益的差距、化解社会分化给全球化带来的阻力。

       一直以来，中国从打造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也是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渠道，并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

       “推进全球合作、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郑醒尘呼吁，希望发达国家，尤其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国，今后能从更大的历史视野考虑自身利益，在共同发展过程中增进自身利益，以实现共赢。

       从“1+5”到“1+6” 中国成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践行者

       记者梳理发现，此前，世界范围内较常出现的对话机制是“1+5”模式，即一国领导人与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举行的对话。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一直是这一对话机制的拥趸。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默克尔几乎每年都会与5大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对话，议题从稳定欧元直至挽救日益衰退的全球经济。

       法国总统奥朗德曾在2012年同上述5大国际组织负责人见面。彼时，欧洲经济正处于不确定之中，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而奥朗德则上任刚刚半年，正在大力呼吁以增长带动增长的新救助理念。奥朗德借助此次会谈，进一步表明了法国经济振兴的决心。

       此次中国接棒德法，专家认为，这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承担的角色愈发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与之前的“1+5”机制不同，此次对话的圆桌前，新增加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席卡尼。

       张俊伟认为，邀请FSB主席卡尼参加此次“1+6”圆桌会，表明了G20更加注重国际金融协调的基本立场。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各国围绕完善宏观调控、推进可持续发展，均做了大量探索。其中一个突出趋势就是把金融市场的运行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而从中国角度看，则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更加注重结构优化和总量扩张的统一，更加注重内需和外需的统一，更加注重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的统一。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最早是出于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需要而成立的，职能包括评估全球金融系统、促进各国监管机构信息沟通、制订跨国界风险管理应急预案等。

       郑醒尘在采访中强调，FSB对于防范化解国际金融风险、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邀请FSB主席参与圆桌对话反映出中国对全球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协调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德法两国也高度重视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欧盟成员之间金融稳定协调通过欧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渠道进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央行行长德拉吉的会晤更是十分频繁。

       这次“1+6”圆桌对话形成的共识是，全球金融体系仍然面临较大风险，需要及时全面地落实改革措施。中国一方面期待金融稳定委员会总结出稳定金融体系的国际经验，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识别新型风险、促进国际合作。郑醒尘认为，这也意味着中国将成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积极实践者、支持者。

       “剧透”G20？ “1+6”常态化应谨慎乐观

       此次圆桌对话会上，李克强与六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就“全球经济形势和挑战”与“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增长新动能”进行充分讨论，并在宏观经济、结构性改革、创新、贸易投资、劳动就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经济治理等领域达成了26项具体共识。

       其中，有多项共识均涉及到即将召开的G20杭州峰会。很显然，此时召开的“1+6”对话，客观上也在为G20杭州峰会进行“话题预热”。因此，有人用“G20的最强预告片”形容本次圆桌对话会。
       对于该圆桌会议模式今后能否成为中国与全球各经济组织沟通的常态化模式，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的专家给出了不同预期。

       屠新泉认为，既然有了第一次成功会晤，今后我们可以努力促其成为常态化的沟通模式。对中国来说，建立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探讨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加直接地听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建议，更好地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来改进自身工作。

       而在张俊伟看来，我国政府和上述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已经建立有常态化的沟通和联系机制，且双方互动颇多，上述机构的政策主张和政策动向也可以通过既有渠道进入决策层。再加上一些其他渠道，如委托OECD就“十三五”规划开展前期研究等，我国与上述机构的沟通和交流一直以来都十分顺畅。“因此，至少在短期看来，将上述圆桌会议常态化、机制化的作用并不大。”

       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说明中国可以通过圆桌对话的方式更好地融入国际机制，并有效发挥建设性作用。尤其是通过圆桌对话，中国的发展理念、政策机制与国际社会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这是中国未来更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良好开端。

       郑醒尘表示，这次“1+6”圆桌对话之所以取得良好效果，也得益于对话机制的平等、自愿、合作氛围，务实、建设性的工作态度使之富有活力。这也为中国与全球各经济组织的沟通提供了借鉴。（记者 张倪 高妍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