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唐朝的一场经济危机

　　说起古代著名的理财家，有位唐朝的官员不得不提，他的名气虽无法与范蠡、商鞅、张居正等人相比，但他所主持的改革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帮助“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重新振作起来。

　　全面危机

　　刘晏，出生于唐开元三年(715)，当时正值“开元盛世”，但社会已经隐藏了巨大的危机。刘晏从小聪慧过人，在宋人编的一种《三字经》里还专门提到过他：“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

　　这里说的是一段历史佳话：刘晏7岁便被举为“神童”，唐玄宗到泰山封禅路过其家乡，刘晏拿着自己写的一篇《东封书》半路见驾，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宰相张悦当场出题考刘晏，刘晏对答如流，被唐玄宗授予秘书省正字，即掌管校正书籍的官员，杨贵妃也很喜欢这个孩子，把他抱在腿上亲自为他画眉。

　　还没有成年就成了朝廷的公务员，这让父母多骄傲、多省心啊!然而，唐朝的国运却差得远，不久发生了“安史之乱”，这一场长达八年的混战让国家变得千疮百孔。战争直接破坏了经济，很多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记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杜甫写诗：“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朝廷的财政更面临严峻的局面，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全国有852.6万户、4891万人，天宝十三年(754)有906.9万户、5288万人，而到了安史之乱后的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全国只有293.3万户、1699万人，人口下降了一半以上，有地方官员上奏：“关中人口，十去其七。”据当时的统计，总人口中纳税人口占比很小，仍以乾元三年(760)为例，当年的纳税人口仅为237万，不足安史之乱前的1/3，朝廷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已不可避免，总水平急降至400万缗左右，唐朝最强盛时这一数字曾超过3000万缗。

　　为增加税收以维持运转，朝廷对关津市肆大量征收杂税，史书记载“肃宗救江淮堰塘，商旅牵船过处，准解纳钱，谓之埭程”。杜甫写的“三吏”和“三别”，记述的正是百姓所承受的兵役之苦和赋税之重，虽多发生在“安史之乱”中，但战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当时“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这种“雁过拔毛”式的强收强征，当然无法持续。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还体现在物价上，“开元盛世”时两京的米价每斗不过20文，面每斗32文，一匹绢210文，史书称“自后天下无贵物”。经过“安史之乱”，经济萧条加上流通不畅，粮价急遽攀升，米价上涨到每斗400文，有些地方涨到1000—1400文，是之前的数十倍，百姓苦不堪言。

　　唐朝躲过了战乱这一劫，但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人口锐减、经济倒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劫后余生的朝廷如果一味靠增加苛捐杂税来维持，各种社会矛盾无疑会越来越激化，这驾摇摇晃晃的马车随时就有散架和倾覆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唐肃宗提拔了时任户部侍郎的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领使职”，即以宰相的身份主抓人事、经济等工作，一场为化解危机而进行的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国进民退”

　　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其中最紧迫的是控制粮价。

　　对这个问题历代都有一些好做法，最重要的是平籴法，具体是：国家在农作物收成好的时候收购农户手中多余的粮食，收成不好时再把粮食平价卖出，“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汉宣帝时设立了平籴仓，东汉初年又设立常平仓，晋武帝时制定了“通籴法”，北魏中期实行了“和籴制”，唐代也延续了这种做法，设有常平仓，但因战乱时间太长，库存的粮食早已用尽，这种方式失效了。

　　如何在短时间里迅速平抑粮价考验着刚上任的宰相，刘晏经过调研，发现粮价过高不完全由供给不足所造成，江南地区受战乱影响较小，大量北方地区人口南迁，江南的农业生产仍在继续增长，因而有不少余粮，但苦于转运困难，一时满足不了北方的需求。

　　唐代粮食转运的主要途径是漕运，对历代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康有为评论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在唐朝这件工作由政府来管理，但具体承运任务都“分包”给了大大小小的私商，私商只管短期利益，有利则往、无利则走，对于船只修建维护、河道治理等没有长远规划，他们平时打着官府的旗号，任意征用百姓为其运粮，却不给或少给报酬，造成很深的矛盾。战乱对运输体系产生了严重破坏，运输成本高昂，出现了“斗钱运斗米”的情况，运输效率也极为低下，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有时甚至需要几个月。

　　针对这种情况，刘晏果断上奏朝廷把漕运的经营业务也收归“国有”，由国家直接出面转运粮食。经过调研，刘晏发现扬州一带可调集的粮食最多，于是在扬州专门开办了10个造船厂，刘晏发挥自己兼任吏部尚书的优势，选拔廉洁有能力的官员到船厂任职，让他们大量造船，以保证漕运的需要。

　　朝廷重新雇佣百姓充当运丁，采取军事化管理，与之前私商做法不同的是，朝廷向这些运丁支付报酬，提前完成运输任务的还给予额外奖励，这种做法极大地调动了运丁们的积极性，提高了运输效率。有些河道由于长期没有维护，出现了堵塞淤积，刘晏一面征调人力疏通河道，一面改直运为短途转运，保证大批粮食能迅速运到北方，仅扬州一地每年就可以运出粮食100万石，运输时间也由几个月缩短为40天左右。

　　改革漕运取得了成功，北方的粮价很快降了下来，这条运输渠道除了运粮食，还可以运送其他各种物资，史载“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船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粮食充足后，刘晏又恢复了“常平仓”在调节丰歉上的作用，由朝廷拨专款购贮粮食，“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

　　“国退民进”

　　通过漕运的“国进民退”，刘晏成功地平抑了物价，而且是在没增加朝廷负担的情况下进行的，整个改革不增徭役、不加租庸，创造了奇迹，史书上说“人以为神”。但这样的改革只能算局部上的调节，还无法使国家完全摆脱经济困境，刘晏经过观察，发现盐政可以作为下一个突破口。

　　盐是古代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对盐业实行专管专卖是历代的通常做法，之前唐朝盐政管理的模式是：盐户负责制盐，之后统一卖给官府，由官府负责运输、销售，收购和销售的价格都由官府制定。也就是说，官府承担了制盐以外的一切专卖事务，因而不得不设立大量机构负责这方面的经营，产生了大大小小的“盐业国企”，这些“国企”其实并不擅长做生意，在增加行政成本、滋生腐败的同时也降低了盐业运转的效率，盐价高昂不说，很多地方还经常面临缺盐的困扰，百姓常有“淡食之苦”。

　　刘晏改革了盐政管理模式，在运输和销售环节也引入商人参与，由“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政府负责收购和批发两个环节，其余交给市场去运行，政府由此撤掉了大批盐官盐吏，只在重点产盐区设立盐场、盐监进行管理，把盐户组织起来建立了亭户制，进行严格管理。为保证盐政顺畅，改革后还专门设立了巡院，对盐务进行巡查和监管。

　　人员大为减少，监管却没有放松，但这并不是刘晏改革盐政的初衷，引入商人从事运输和销售，提高了效率，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在之前模式下，国家对盐业其实是不收税的，国家的收入来自专卖的利润，最多时每年约40万缗。改革后国家对盐商收税，用税收代替专卖收入，结果实际收入不降反升，新政实行的第一年国家在盐业方面的收入就增长到60万缗，第三年“所入逾十倍”，这些钱并不是通过提高盐价得来的，而是通过体制改革调动市场活力、增加供应、搞活流通产生的，由于改革措施得当，史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人无厌苦”。

　　仅盐业一项就使朝廷每年增加了数百万缗收入，朝廷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每年的财政收入迅速提高到1300万缗左右，虽然较“开元盛世”仍相差较远，但财政危机基本解除了。

　　减税减赋

　　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其他经济改革创造了余地，在刘晏主持下，朝廷又进行了其他领域的改革，使经济运行更为顺畅。

　　这些改革的核心在赋税方面，唐朝前期实行的是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基本内容是：丁男到18岁以上由国家向其授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死后还田;授田后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2石粟，称“租”，交纳2丈绢、3两绵，或2.5丈布、3斤麻，称“调”，服徭役20天，或按每天3尺绢、3.75尺布代役，称“庸”。

　　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量贫苦农民失地逃亡，实际“纳税人”不断减少，相关负担其实转嫁给了未逃亡的农户，恶性循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很难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改变了“按丁收税”的做法，实行按田和资产多少来收税，分别称“地税”和“户税”，唐代宗时又增加了“青苗钱”，按亩征收，每亩开始收10文，以后增加到15文。

　　沉重的税收，加上基层官员的横征暴敛，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安史之乱”后还爆发过多起农民起义。赋税太重、征收不科学虽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但这件事涉及国本，没有足够的魄力不敢触碰，基于漕运、盐政等成功改革和皇帝的信任，刘晏果断地开启了赋税改革。

　　刘晏坚持“养民为先”和“富其国而不劳于民”的宗旨，普遍降低税负，还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解决农户的实际困难。对于工商户也制定了措施，减轻他们的负担，改革前被评为“上上户”的商户每年需交税4000文，改革后这笔税负逐渐减少，最后只收500文，标准降低了但商业却活跃了，商户大量增加，总体税收不降反升。

　　这就是刘晏被视为“理财高手”的原因，会理财不同于会敛财，敛来的财再多也都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加快失败和灭亡，刘晏理财的思路是先让商人富裕、让百姓收入增加，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因而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一些具体的改革政策，比如“国进”还是“国退”、减税还是增税，这些都不搞一刀切，而视具体情况具体去对待。

　　唐朝渡过了“安史之乱”后的危险期，国祚又得以延续140多年，这与刘晏在关键时期所主持的这场成功改革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