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三大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当前，高质量发展已从思想与理论构建阶段步入全面实施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落实。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益”等概念挂钩，或者说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新的发展合力，需要推动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全方位转变在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发展方式。

       经济高质量发展已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转变”

       高质量发展既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也是我国改革发展孜孜以求的目标。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呼唤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愈加强烈、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要素加快积累、主导高质量发展的中微观主体提质扩量，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跃升的势能日益集聚。

       （一）呼唤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愈加强烈

       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既是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要素成本持续快速上升，资源约束趋紧，我国的产业发展面临中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分流、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向虚拟经济倒流，实体经济发展遭遇缺资金、缺人才和缺科技的问题，逐渐陷入成本高企、转型困难等发展困境，亟需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的动态均衡，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目标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是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当前供给体系还难以满足居民对高质量产品需求背景下，迫切要求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8年， 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已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尤其是80后、90后，高收入、高学历、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群的快速增长，需求结构加快升级，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但我国供给结构调整滞后、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以及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要求通过高质量发展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满足居民对高质产品的需要。

       （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微观要素加快积累

       投入要素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高质量的投入要素也就难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的资本存量、人力资源、科技创新等关键生产要素质量加快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日益夯实。一方面，资本质量加快提高。基础设施是资本存量的重要方面，截至2018年底，我国高铁通车里程达2.9万公里以上，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4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40%，比2012年提高11.5 个百分点，尤其是2017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规模占全球增量的40%。ICT（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是资本存量的重要方面，反映了对信息化的投资情况，据The conference board数据库，2000—2016年，我国ICT资本年均增长率达到21%，高于非ICT资本8.8个百分点，高于同期美国的ICT资本年均增长率8.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2017年末，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达到2754万人，是1978年的32倍、本世纪初的近5倍；每10 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升至2576人，是1990年的7.9倍、本世纪初的3.6倍；普通本专科毕业人数达到736万人，是1978年的44.6倍、本世纪初的7.8倍。2017年，全国9 亿多劳动力中有1.7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有专业技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了10.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3.3 年，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幅缩小。此外，创新资源加快积聚。2018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开发支出占GDP比重升至2.15%， 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升至超过58.5%，接近世界创新国家第一集团；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升至世界第17位；2017年，创新指数升至世界第22位，成为前25名中唯一非高收入经济体。

       （三）主导高质量发展的中微观主体提质扩量

       企业、产业等中微观主体的高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导要素，没有中微观主体的高质量也就没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的企业、产业、品牌等关键性中微观主体量质同升，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基础日渐夯实。一方面，企业的质量加快提升。2018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增至120家，代表企业创业创新能力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占全球36%，均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另一方面，产业体系的完备程度加快提升。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构成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220多种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在2010年超过美国后成为世界最大。此外，我国的品牌质量也在加快提升。2018年，全球价值最高的500 个品牌中，我国的品牌价值占比升至19%，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 分别高于排名第三的日本12.9个百分点和排名第四的德国13.2个百分点。

       现阶段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面临“三大制约”

       高质量发展是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也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还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发展。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发展方式，已不再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如仍沿用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老思维、老路子、老办法，则既无法指导新的实践，更无法有效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甚至还会引致新的问题。

       （一）传统思维方式老化，引导高质量发展缺少活力

       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思维方式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已发生改变，客观上要求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然而老化的传统思维方式仍深扎于各方面并形成惯性。一是物本思维“所困”。热衷于把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作为发展的目的，而把人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和工具，出现重“生产”轻“需求”的生产观、重“GDP”轻“民生”和“以GDP论成败”的政绩观等，“颠倒发展手段和目的”， 导致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错位和低质低效。二是局部思维“所限”。片面强调GDP增长而忽视其他方面，出现把“发展是硬道理” 理解为“GDP是硬道理”，过度强调速度的提高和总量的增加。也习惯于从本地利益和本部门利益出发考虑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发展出现地区分割、部门矛盾，加剧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三是对立思维“掣肘”。习惯从对立性视角思考问题而忽视事物之间的统一性， 尤其是不能辩证看待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出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就是不发展了”的错误认识，掣肘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提升。

       （二）传统行为方式僵化，助推高质量发展明显乏力

       在传统思维方式指引下，家庭、企业和政府等微观主体形成了重量轻质的行为方式，即便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部环境条件正发生重大改变，部分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仍存在不愿变、也存在不能变的行为惯性。一是家庭消费行为“换道不顺”。受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差距较大、高房价挤压等多重因素长期影响，不敢消费、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行为长期并存，并在近年体制机制逐渐优化后，也难以彻底改变原来的消费路径，导致消费提质扩量基础不稳。二是企业生产行为“换道不畅”。部分企业生产重视产品数量而轻视产品质量、重视粗放投入而忽视管理技术创新，盈利能力严重依赖于产销量增长、盈利模式严重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在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要素成本上升、外部竞争加剧等内外发展环境条件发生改变后，不能自主转向创新驱动、以质取胜、增效获利的生产路径，导致我国产业提质增效进程缓慢。三是政府优化服务行为“换道不力”。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部分地方政府仍依赖于过去习以为常的大规模投资、“铺摊子”发展工业、以生产要素高投入驱动经济发展的老套路，在中央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背景下，仍不能彻底转向为市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更优的制度环境的路径，导致有助于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不能及时形成。

       （三）传统发展方式弱化，维持高质量发展难续动力

       从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的追赶时期，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我国开创了一条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道路，但由此形成的数量型发展方式，已不适合高质量发展对高质高效发展方式的要求。一是投入方式“数量化”。投入端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的低成本优势，过度依赖要素投入增加和资源消耗，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涨而失去竞争优势，随着经济发展日渐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而不具有可持续性。二是产出方式“低质化”。产出端过度依赖技术引进而忽视自主创新和基础研发能力提升，导致创新链中实用性技术创新多而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少，核心关键技术过度依赖其他国家，并进一步使得产业链、价值链长期停滞于全球中低端环节（目前，我国许多制造业仍以“代工”为主，贴牌生产多，自主品牌少；制造业增加值率仅21%左右， 远低于发达国家35%至40%的水平）， 制约产品质量和产业效益提升。三是需求方式“投资化”。需求端过度依赖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加之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交织，既必然因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而导致企业利润率下行，推动了经济结构内外失衡，使得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和发展效益不高问题突出。

       以“三大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理念是选择决策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是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行动的先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发展方式，是发挥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主观能动性，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要通过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理念转变为引领，构建新的微观激励约束机制和宏观政策制度环境，破除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传统老化的思维方式、僵化的行为方式、弱化的发展方式，以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发展方式“三大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向实处落实。

       （一）突破思维惯性，以新发展理念统领高质量发展全局

       加强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学习、深化新发展理念的认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转变传统老化的思维方式，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思维方式，尤其是各级政府要转向追求发展质量效率的政绩思维。一是树立人本思维。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做到经济发展依靠人民，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二是树立系统思维。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克服唯GDP论，注重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树立全局意识，构建区域间、部门间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三是树立和谐思维。突破片面强调矛盾双方对立性，把保护生态环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准则，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同时，也要看到，思维方式的形成是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指望短期内转变思维方式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二）打破行为定式，以新激励机制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以思维方式全方位转变为传导基础，以激励约束机制调整为传导重点，推动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行为方式转变，加快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一是释放居民消费扩量升级的潜力。加强健康理性消费方式的宣传，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加大向中低收入倾斜的收入再分配力度，织牢低收入群体稳定增收的基础，提升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消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消费的短板领域，提高广大居民消费便利。二是激发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提高产品质量的活力。旗帜鲜明地保护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和民营企业财产权， 大力褒奖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 并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着力提升、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加大品牌培育力度，重点动态完善标准体系，不断优化产品质量监督体系，着重加大质量监督惩处力度， 引导和激发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积极性。加快构建高质高效为导向的国有企业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发挥国有企业的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三是增强政府优化公共服务的动力。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并加强对各级政府官员的正向激励，激发各级政府完善宏观治理、优化公共服务的动力。加快制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完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不断优化负向激励机制，破除各类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官员推动经济朝着提高质量和效率方向发展的积极性。

       （三）转变发展方式，以高效益驱动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

       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全方位转变为基础，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优化宏观政策和制度环境，推动数量型发展方式全方位转变，加快形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质量效益型发展方式。一是完善转向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内生驱动机制。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完善创新制度体系，不断强化自主创新的自生能力提升机制， 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应用研究，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不断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强化绿色发展内在驱动机制，推动经济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二是构建新时期转向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的新体制。加快供需体系对接、完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强化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从工业主导型向三次产业协调推动型、从部分地区先富型向全部地区共富型转变。加快优化全球化新阶段的对外开放新体制，强化开放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从外需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从资本被动引进型向主动配置全球资源型转变。三是持续健全转向共享发展的新体制。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高质化均等化、非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多样化、创新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重点构建超高收入向中低收入、城市向农村、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再分配的多级收入再分配体系，持续健全共享发展新体制，推动形成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方式。（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中共浙江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