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祝灵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与李大钊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其实，任何时代都有“问题”，也都离不开“主义”。问题是主义的前身，主义是问题的延伸。一个国家无论走过怎样的历程，都离不开主义的指导，中国也不例外。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四个理由

       大国治理失败，首先从意识形态衰败开始。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商工文明冲击，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尽管在农耕社会非常成功），在遭遇商工文明时一筹莫展。中国人在儒学式微的大背景下先后向西方借来了基督教神学主义（太平天国运动）、社会进化论和改良主义（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辛亥革命）等以图实现国家与民族自救，结果无一成功。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华民族的命运从此改变。马克思主义契合了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走工业化道路等时代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具有内在的相似性，①马克思主义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理想目标，列宁展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基本国情成功结合起来的可能，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被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基本理由。

       20世纪20年代初，受梁启超等学者的邀请，美国学者杜威和英国学者罗素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两位大学者发表了大量的演讲，杜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儒学之邦的中国没有根基，罗素也预言俄国不久就会转向资本主义。事实证明，两位哲学大师都说错了，马克思主义不但在中国扎下了根，而且与中国文化实现了有机融合。

       在众多来自西方的文化流派中，为何中国人唯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直是许多人思考的一个谜。李约瑟先生在1960年曾经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16至17世纪由耶稣教士介绍到西欧，400年后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一番科学化以后，又回到了中国。1990年，越南元帅武元甲在他的回忆中说，他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一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他所接受的儒家哲理最为接近——在越南学者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1]

       朱谦之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家如莱布尼茨、沃尔弗、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的影响。如果说黑格尔哲学从他的老师那里继承了中国文化的有益营养，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也一定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德国哲学的精髓。恩格斯1843年指出：“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2] 1882年，恩格斯再次指出：“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为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3]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的教育思想、唯物主义、人文关怀、人性本善、社会理想等思想都被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所吸收。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指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4]

       1925年12月16日，郭沫若在《洪水》第一卷第七号上发表了《马克思进文庙》的短文，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虚构马克思与孔子在中国文庙的对话，展示了两位大师在许多思想上的相似性。最后，两位大师惺惺相惜，马克思由衷地发出感叹：“想不到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与你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试行于中国呢？”

       张岱年先生1987年在一篇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如下评价：如从中西哲学的异同来考察，包括儒学在内的古典哲学的若干基本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如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社会理想方面，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相同之处和共同点，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所以在30年代的哲学论战中许多倾向于唯物论的学者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有些学贯中西的学者在解放后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自觉自愿的，不是强迫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取得伟大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原因。[5]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6]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窦宗仪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结论：近代中国在欧美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帝国主义的侵凌中，能够起死回生，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极大的牺牲和艰苦的奋斗而取得的。[7]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当今中国在与世界各大强国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以极大的耐力和韧性以及艰苦奋斗、大胆创新而取得的。

       二、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8]列宁精通马克思主义，列宁也是坚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模范。他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党内的理论家对十月革命有各种批评（如考茨基认为十月革命是“早产儿”、普列汉诺夫认为“不成熟”和“注定失败”、苏汉诺夫认为“违背规律”等论调），列宁在其晚年著作中系统地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分析、研判、回答，体现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列宁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十月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经过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但不能把这当作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只有迂腐的“书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才固守这样的西方道路。列宁指出，是否革命，怎样革命，要看时势造成的合力和力量对比，要看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速度；第二，先夺权后发展文明并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革命具有一般发展道路和特殊发展道路，一般发展道路是在生产力水平很高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而特殊道路是指可以把革命取得胜利作为前提，然后再发展现代文明，追赶现代先进国家，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列宁认为，特殊道路历史发展形式和顺序的改变，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带有更多的特殊性；第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新的社会制度的最后胜利，取决于更高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率。因此，俄国首先要实现国家工业化、电气化，对外开放，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认为，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

       在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强调“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习的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学的虽然是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他们既然违反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毛泽东接着指出了“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具体表现，比如：“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9]毛泽东重视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他本人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把他们和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产生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也是用理论联系实际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典范。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村根康弘，在回答应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刘少奇同志经常讲：“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陈云同志也有一段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习仲勋同志在绥德地委工作时有一句口头禅：实事求是就是党性。这些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这表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飞跃的必由之路。

       三、用古今中外法学习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要坚持古今中外法，承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文化就失去了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承接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前些年，海内外曾就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发生过争论。一些学者提倡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一些学者建议用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学，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绝不能放弃；儒学是我国漫长的文明发展遗留下来的文明成果，不是说谁想去掉就能去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事物是发展和前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立场、观点、方法也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性因子。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价值，恰恰相反，“承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学习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使用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教科书，这也是“社会科学补课”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技术主义”范式主导地位的确立。于是一段时间以来，那些舶来的技术名词成为一种时尚，熟练掌握这些词汇的人成为专家，在评价本国国情时不一定“接地气”，却品头评足，指点江山；更有甚者，言必称希腊。其实，哲学社会科学既有国界，也没有国界。说没有国界，是因为各种宏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需要在各国之间反复比较、借鉴，并寻找一些具有共同规律的东西；说有国界，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条件、文明背景下，其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因而从世界上某些国家或某些区域得出的制度经验或基础理论，并不一定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世界是多样化的，应该允许有多样的价值和多样的生存模式。用一种“舶来”的价值和标准来批判本土的价值和经验，本来就会犯常识性错误。制度的背后是价值观，模仿某种制度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这个制度一定会运行不良。然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却处处蕴藏着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假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是落后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心理优势——“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实际上，所谓落后，主要是指一国现有的理论储备滞后于本国生动活泼的发展实践，是理论解释不了本国实践的落后，不是相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落后。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丰富的哲学体系为基础构建宏观理论，以立足于人类共同价值、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基础构建中观理论，以问题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学习、借鉴、比较构建微观理论，从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成熟的、宏大的哲学体系，而且有一套成熟的、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我们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回首近代以来的中国，我们用了170年左右的时间（1840年至今），反复探索在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寻找一种“赶超西方”的文明道路，在立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这些都可以成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观理论的学术资源。在构建微观理论方面，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命题、中国故事时，胸中要有“大棋局”，把中国放置于世界舞台反复进行比较、分析、研判，确立问题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如此就能产生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让这些概念、理论逐步定性。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总是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反复比较形成的。比如，马克思在研究西方社会时，从来没有忽略与东方社会的比较，甚至在其不朽的名著《资本论》中还提到了世界各国几百个人物，其中之一就有清代著名的货币专家王茂荫。

       一个国家有了系统化的哲学社会科学，才会有强大的知识体系；有了强大的知识体系，才会有强大的解释体系；有了强大的解释体系，才会在内部凝聚广泛共识和在对外交往中抓住话语权；有了话语权，才会有强大的软实力；有了强大的软实力，才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就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为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而共同努力。

       首先，要建立中国命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个精彩的结论：是中国的，才是世界的。如果在研究对象上都不重视本土的样本，那根本就谈不上对本土价值的重视。毛泽东在其早年谈读书之道时就强调“先中后西”、“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证据”，“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关于对国内的研究，毛泽东指出：“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10] 今天，社会科学面临形形色色的命题，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研究本国的命题。

       第二，要塑造中国价值。因为有了本土价值，才有更好的技术。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1] 技术的前提是价值，没有价值观哺育的技术充其量是一种方法。再好的机器也需要润滑油，再好的研究技术也需要价值观的浸润，否则，机器就会磨损，技术就会损耗。一旦树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价值观，技术就会具有更强的普世性和应用性。

       第三，要重视编写本土教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强化产生一大批本土化教材。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一定要在技术主义层面中浸润更多的人文价值，如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实践，唯有在这些方面讲深讲透中国特色，才会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本土认同和身份认同。青年是无辜的，当他们正在成长的时候，也是接受熏陶让价值观成型的时期，一旦一国民众缺乏基本价值观，就会沉醉于技术主义，最后产生技术依赖，其结果是没有“身份”，最后只剩下了“世界公民”。各国公民皆有国籍和身份，有哪个国家会接受这些“世界公民”呢？

       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国际化

       印度诗人泰戈尔（竺震旦）1924年第一次访华演讲时指出：你们拥有伟大的古代智慧，你们具有圆满的哲学思维，而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如果你们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人，用西方的宇宙观、国家观、人生观来武装自己，有朝一日虽然你们以为自己独立了，但实际上你们是被征服了。20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美国学者的分析对此也有所证实。史景迁在《改变中国》一书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利玛窦以来，西方使者为何在几百年内挟西方科技文明之优势向中国输出文化，却没有一个成功？史景迁做出如下评价：“西方人将技术援助作为意识形态输入的外包装，企图迫使中国一口吞下。中国拒绝的正是这一点，就在它的国力最衰微的时候，中国人也意识到，以外国的条件接收外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屈服。”“中国人现在则变得更加强大，他们确信，如果西方顾问继续来中国，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国条件行事。通往目的之路将不再铺满他们不需要的价值观石块。”[12]

       两位学者都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来自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表明，人类文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古至今都需要对话，需要交流和交融，无论是“东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都是如此。过去，东方的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影响了西方，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16—18世纪中国哲学通过耶稣教士带回欧洲并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也影响了东方。当今世界，东方的中国依然可以通过和平发展的实践，以借力于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经验，在治国理政经验方面影响世界。实际上，通往全球化之路是一条各民族彼此学习借鉴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合作与欣赏则共赢，斗争与排斥则两败。

       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结束了中国人“挨打”的历史，使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等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结束了中国人“挨饿”的历史，使中国人“富”起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理由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结束中国“挨骂”的历史，使中国人“强”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由大国走向强国的基本历史阶段，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立足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了大国治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具体举措。

       当前，我们哲学社科学工作者应该牢牢抓住我国历史上正在经历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系统地研究大国治理向强国治理转变的基本方向、基本道路、基本条件、基本规律，同时也利用学者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已经融进了当代中国文化，并成为有机组成部分，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喜不喜欢，它都在那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必然要发生，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必然会迎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新时代。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功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理论时，“中国故事”的解释体系就基本完成了，我国就会在世界上拥有真正的话语权。那时候，在世界的东方，一个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托陷阱”，对外摆脱“西化、分化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7]（美）窦宗仪著，刘成有译.儒学与马克思主义[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9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747.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66 .

       [5] 张岱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J]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87(3).

       [6] 毛泽东选集[M]. 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8] 列宁. 共产主义[M]. 1920-06-12 // 列宁选集[M]. 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

       [9] 毛泽东选集[M]. 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8.

       [10] 致周世钊信[C]. 毛泽东早期文稿. 1920-03-14.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505.

       [12] （美）乔纳森 斯潘塞著，曹德骏译.改变中国[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0 :292-295.

       责任编辑：刘翠霞

       [基金项目] 2015年度马工程重大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党群关系研究”（2015MZD061）。

       [作者简介] 祝灵君，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关于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做过精彩的论述。其中以美籍华裔学者窦宗仪先生的观点为代表，他提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11项指标中有7项是相似或相同的，他强调：“大凡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要移植到另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之内，两者如果越接近就越容易开花结果；两者如果差距越大，那就是很难适应。历史上两种文化的交融演变，大致都遵从这个历史法则。”（参见（美）窦宗仪著.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