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雁行模式深入刻画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经济体工业化过程的动力机制，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服务业化与全球化，传统的雁行理论面临巨大的挑战。雁行模式是中国赶超阶段工业化模式的原因，但由于中国赶超型工业化模式逐渐走向终结，国际雁行模式因技术等原因遭遇瓶颈，国内雁行模式可行性较低，如何在经济服务业化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协调好对外投资与资本流动监管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当下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雁行模式和结构变迁有关理论，我们认为，可通过如下方式建立基于雁行模式的开放新体制，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一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构建农产品出口—工业品出口—服务品出口的雁行模式;二是建设国际资本市场，构建生产—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组成的雁行模式;三是将“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成新雁行模式的平台，实现中国与其他参与国的共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增长奇迹，成为继日本、韩国之后成功实现工业化的东亚模式的重要代表。但近年来，在内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增长形势。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供给下降，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回报率下降等原因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结构性减速的长期态势。[1]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经历较长时期快速增长后逐步减速是常见现象，[2]但是中国尚未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经济社会发展仍有较大压力。日本经济所开创的雁行模式，让日本工业化过程受益匪浅。在世界经济服务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如何避免像日本那样陷于停滞，如何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红利，促进经济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雁行模式与结构变迁

　　(一)工业化的“雁行理论”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任何经济体从传统经济发展为现代经济都需要经历长期的结构变迁，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工业化和服务业化两个阶段。工业化阶段的“雁行理论”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揭示了东亚工业化模式的演进态势，即由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盟、中国大陆等处于不同阶段的经济体组成工业化产业链，形成类似大雁队形的产业升级梯队。[3]雁行模式的形成，源于工业行业在各国都表现出进口、生产和出口三个阶段。由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体首先分化出更为资本密集的关键产业，而后经济将不断合理化产业结构，从而采取更为有效的生产方式。这种分化-合理化过程在各行业不断重复发生，从而推动经济向生产和出口的阶段不断推进。[3]这种雁行模式工业化也将通过“贸易驱动的对外投资”催生区域扩散机制，所有工业产业都是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大规模生产，并依次向下一梯次国家出口，在下一梯次国家完成生产准备后则转移。产业就是这样依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开始寻找新的产业发展机会，发展中国家则在发达国家依次出现连续不断的产业升级梯次中不断通过接收转移的产业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4]

　　由相关理论可知，雁行模式能否持续，取决于一系列假定。首先是雁行模式中各国的相对位次。如第二梯次的国家能否稳定地利用雁行模式实现增长，不仅取决于与第一梯次国家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与第三梯队国家的距离，[4]因为第三梯队国家可能超越该国成为第二梯队，从而挤压了该国的发展空间。其次，雁行模式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增长促进作用，还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能够完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达国家保留了关键技术和部分产能，发展中国家所能得到的增长促进作用必将大打折扣。最后，雁行模式的持续，还取决于处于梯队上的国家规模恰当，发展中国家能够依靠下一梯次国家的市场实现本国产业的升级。

　　雁行模式表现出鲜明的前沿-赶超或中心-边缘理论模型的特征，但与这些理论相比，雁行模型提供了基于产品和行业的微观基础，从而能够更好地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因而是对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的发展理论。

　　(二)贸易与资本流动

　　在雁行模式中，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都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在本国发展某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时，本国就应当通过将该产业投资到下一梯次的发展中国家，以充分利用这些国家更为便宜的劳动、资源等比较优势。这种促进出口导向的对外投资(pro-trade-oriented FDI)将本国已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发展程度较低的外国转移，使得这个投资对象国开始强化在这个产业上的比较优势。[3]通过这种方式，本国和下一梯次的发展中国家就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出口的雁行模式，通过这种分工，两国的资源配置都得到了优化，经济增长效率都得到了提升，从而带来了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可以看出，这种贸易与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有重要的前提假设。一是这种雁行模式能否持续，关键取决于雁行梯次的可持续性。本国在大力发展本产业的阶段，能够通过对外贸易扩大获取足够利润，以弥补前一阶段引进该产业时所付出的各种成本。同时，在本国比较优势因经济要素禀赋条件等因素发生改变后，本国能够通过对外投资逐渐转移本产业，而要完全实现将本产业转移到下一梯次的国家，取决于下一梯次的国家能否建成足以吸收容纳本国产能的条件。二是雁行模式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取决于本国是否从雁行模式中获得了足够收益。只有本国已经完全掌握了该行业的生产技术，才能通过产能转移与对外投资获取足够多的利益，否则对于本国而言就只有市场流失所带来的净损失。

　　二、服务业化和全球化雁行模式的挑战

　　雁行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二战后数十年内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经济体工业化过程的典型化事实，展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力与深刻的洞察力。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相继快速服务业化和全球化，传统的雁行理论面临重要挑战。

　　(一)服务业化的机遇与挑战

　　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具有许多重要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得雁行模式的条件受到了较大冲击。服务业首先往往具有小型、异质性、不可储存、不可远距离传输等特征，技术进步较慢，具有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因而被Baumol等人视为停滞部门。[5]但由于服务业满足了人们随着收入增长而不断扩大的非物质消费需求，服务业化是结构变迁的必然方向。因此雁阵模式必须扩展到服务业，并考虑服务业的独特特征。由于传统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转型和结构变迁，[6]只有高增加值率、可贸易的现代服务业才能成为雁行模式的一部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可贸易性程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7]许多服务逐渐突破不可远距离传输的限制而成为可贸易品，服务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例如，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工业部门的发展需要不断购买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专利。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不断向其他国家输送大量影视节目等文化产品，吸收了大量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就业，文化产业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产业。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会计法律、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都是全球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国际贸易的新模式

　　国际贸易在“二战”后经历了重要变化，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转向产业间贸易，[8]传统的雁行模式有关工业能够从较为发达的国家向下一梯次国家完全转移的假定已日益不符合现实。在新技术支持和全球贸易壁垒不断降低的背景下，美国仍然保留了重要的研发、设计、测试和售后等生产环节，日本、韩国甚至保持了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这使得这些国家在雁行模式中向中国、东盟或其他处于下一梯次的国家仅转移了组装等低增加值环节，这使得这些接收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从这些环节中获得经济增长所需的技术和资本，从而降低了雁行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特别是近年来，现代智能制造技术重塑了工业部门价值链分工体系，基于工业部门的国际雁行模式的增长效应逐渐式微。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仍然掌握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关键技术，特别是他们仍然占据了价值链分工中利润率较高的开发、专利等环节。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下，发达国家通过智能制造、人工智能、3D打印等再工业化已成为重要趋势，这些因素都将深刻影响着中国及未来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部门雁行模式获得发展动力的可行性。

　　(三)资本全球化的影响

　　传统的雁行模式只假定工业生产能够顺利无障碍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资本深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独自积累足够的资本以建立能够承接上一梯次国家转移的工业产能。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金融投资就成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多的增长机遇，未来预期增长速度更快的国家将有更高的资本收益率，因此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可能比发达国家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

　　传统的雁行模式能解释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但不能解释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金融投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双向资本流动，即产业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金融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9]这种双向资本流动，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增长急需的资金，也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获取高额资本回报的通道。向其他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是保持资本投资长期高收益的需要。

　　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市场等建立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分享了新兴国家的发展红利，使得皮凯蒂[10]所提出的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分配法则始终得以成立，并确保了人力资本能够充分发挥促进增长作用。他们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生产和出口—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等几个阶段，[11]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履行模式。欧盟和美国策划主导的TPP等国际合作体系就是以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为领头雁、以东欧、南欧和亚太新兴市场国家为两翼的国际分工体系。在本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后，英国、美国等国开始大量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当下一梯次的国家开始成为FDI输出国之后，英国、美国开始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发展中国家最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都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从而让英国和美国等国分享了这些企业的成长红利。更重要的是，具有较高制度风险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资本市场的严格监管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各种人为风险，从而有助于获得比FDI更安全的投资回报。而日本、韩国、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由于没能参与兼顾服务业化和全球化的雁行模式，在工业化基本实现后就陷入停滞。

　　三、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路径与现实问题

　　雁行理论可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研究雁行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助于中国探索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思路。一些研究希望将雁行模式在中国国内区域间进行推广，[12]或是将雁行模式推广到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阶段。[13]我们认为，雁行模式是中国赶超阶段工业化模式的原因，但这种模式目前遭遇了重大挑战。

　　(一)赶超的工业化模式走向终结

　　经济学家大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实行了成功的赶超政策，通过剪刀差等方式进行强制储蓄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以吸纳生育政策和城市化创造的人口红利，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出口贸易、吸引外商投资、加入世贸组织等方式加入雁行模式梯队收获全球化红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4]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工业经历了进口、加工贸易、外商投资、出口贸易、大量出口、对外投资等几个阶段，表现出了鲜明的雁行模式特征。

　　但是，目前来看，由于资本回报率的迅速降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工成本迅速上升，外部需求迅速恶化，能源、资源、环境负荷不堪其重，中国工业化本地生产阶段将迅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工业化雁行模式即将走向终结。原有的赶超型工业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国际雁行模式遭遇瓶颈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进一步问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出口受阻，阻碍了中国进一步发挥雁行模式的增长效益。

　　一方面，中国引进的大量工业技术与产能所花费的大量成本还没有完全通过出口而收回。中国参与雁行模式的时间并不是太长。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作为进口国向日本、韩国等进口工业制成品，但直至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才逐渐引入大量工业技术与产能，通过出口贸易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由于时间较短，中国的工业部门尚未完成对引进技术成本的回收，未完成对引进产业的技术吸收和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这使得中国尚未从参与国际雁行模式中获得足够收益。在发达国家都逐渐进入长期停滞的条件下，[15]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萎靡不振，从而降低了中国通过出口获取的增长收益。

　　另一方面，中国部分较早成熟的产业也因为找不到理想的转移目的地而难以通过对外投资而获取进一步的利润。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过多年的投资和产能建设，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2015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重已达13.8%。随着中国劳动成本的上涨，中国经济工业化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都走到了顶点，需要转向服务业化和对外投资的阶段。但是，下一梯次发展中国家并未成长起来，南亚、东南亚国家、中亚、非洲虽然人口众多但包括制度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大规模工业发展条件并不成熟，拉丁美洲仍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苦苦挣扎，目前还没有具有较大潜力接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经济体，从而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产能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可能面临巨大压力。

　　(三)国内雁行模式的可行性较低

　　有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雁行模式的方式，在国内通过将技术和资本从东部地区依次转移到中部和西部地区，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平稳持续。[16]但是，由于国内地区间经济关联和国际经贸交往具有许多本质区别，这种美好的设想恐怕是并不现实的。

　　首先，雁行模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在一定的技术代差，而技术代差的维持往往需要假定技术转移存在壁垒难度。技术在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投资及附着于投资的技术，其区位选择主要是基于资源禀赋、市场距离、市场环境等因素考量，而这些因素往往随时变化，技术流动使得代差难以保持。其次，雁行模式得以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无法自由流动，但这一条件在国内完全不成立。从长期来看，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都将逐渐式微，劳动工资的区间差距将逐渐缩小，则中国国内雁行模式的效果将逐渐下降。[17]最后，由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量的产能是为其他国家准备的，在国内工业行业产能大面积过剩而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国内区域间的产能转移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反而可能导致产能转移带来的成本无法收回。

　　(四)对外投资对资本流动监管的压力

　　就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国际贸易、双向资本流动)特征而言，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吸收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FDI的数量和比重都逐渐回落，中国居民与企业对更高资本回报率的要求和现有的中国资本流动监管体系构成了突出的矛盾。

　　一方面随着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居民逐渐积累了较大规模的财富，从而也逐渐产生了对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又由于国内资本的不断积累，投资回报率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不断走低，从而造成了居民希望持有海外资产、实现资产更高收益率的现象。特别是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市场贬值预期造成部分居民通过购买香港理财保险和国外房产等方式持有海外资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贬值预期，引发对外汇储备和汇率贬值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因为业务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出于对更高投资回报项目的追求，不断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由于居民持有海外资产和企业海外投资势必对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和资本管制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监管部门近年来对企业海外投资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监管，但也引发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担心。

　　四、构建基于雁行模式的开放新体制

　　雁行模式的表现是产业的转移，而其本质是分享新兴国家发展的红利。经济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要追求较高经济增长与投资回报，就必须与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现融合发展，构建基于国际分工的雁行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举世瞩目的背景下，应采取如下措施建立开放新体制，处理好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国民收入提高、资本流动监管等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以解决未来中国经济中的关键问题。

　　(一)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构建农产品出口—工业品出口—服务品出口的雁行模式

　　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调整，充分发挥中国目前逐渐建立的人力资本丰富的优势条件，应当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鼓励加大服务贸易对外出口，特别是要加大科教文卫等人力资本密集行业的产出和对外出口。例如，教育行业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优势，推动基础教育产品的出口;充分挖掘中国高等教育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机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针对性的高等教育项目，吸引其他发展中国家学生到中国来自费留学;总结归纳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工程技术方案、经济社会建设改革方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研究与技术服务;支持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发展，欢迎这些国家引进中国工业技术和产能，通过提升工业发展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形成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的专业化分工。通过这种方式，在现有的服务业全球贸易的格局下，构建有利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多赢局面的农产品出口—工业品出口—服务品出口的雁行模式。

　　(二)建设国际资本市场，构建生产—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组成的雁行模式

　　在中国目前对外投资需求旺盛的条件下，如果有适当的办法能够突破这一风险，推动中国富余的资本向较低程度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则既能为较低发展中国家带来宝贵的发展所需资金，也能为中国的居民和企业带来更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因此，考虑到中国逐渐上升的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需求，以及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的需求程度，中国可以构建以中国为金融投资输出国，包括各种程度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的雁行模式，在国内建设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市场，采用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盈利前景估算、风险计量、企业治理、政治风险管理等资本市场管理规则，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服务。国内居民、企业、机构投资者都能通过在国内进行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获取高额回报，国内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水平才能有所提高。规范引导投资行为和严格的发行数量控制可降低他们通过其他途径冲击资本账户管理的压力。

　　(三)将“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成新雁行模式的平台

　　为了打造以中国为主导、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调动中国居民和企业不断积累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为周边国家提供发展资金和人力资本支持，“一带一路”规划是非常适宜的雁行模式平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都是急需资金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在对政治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条件下，这些国家能为中国居民和企业资金和人力资本提供重要的投资和运用机会。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一是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吸引周边国家优秀企业到中国股市上市，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利润来源，分散中国资本市场风险。二是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建成主要交易沿线国家和地区国债、地方债、企业债和项目投资等的金融交易平台，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以金融投资而非实体投资为主，既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资本积累水平和增长水平，也能规避政治社会风险，并建成中国资本市场与这些国际平台之间的联通渠道，实现国内资金投资项目的多样化。三是深化发展与沿线各国的教育、科研与人才服务合作，通过研发合作、专利转让、项目合作等方式，让中国的高素质人才参与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去，通过互利共赢提升中国人力资本回报率。(陆明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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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