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推序到21世纪的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为符码的思想研究与社会运动，推进到了新的高潮。《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一生的“思想高峰”，是研究与诠释马克思思想绕不开的重要环节。探究过去一定阶段内迅速升温又旋即冷却的“《资本论》热”乃至“马克思热”，它们所折射出来的不仅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即只注重形式而忽视作为本质的思想；而且是那个长期以来的苦恼疑问，即如何才能全面理解与客观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世界，进而彰显其时代价值。

       一、走进《资本论》思想世界的方式

       对马克思的思想作正本清源式的梳理是解决它的当代性问题的前提与关键。相应地，细致且深入地研读作为马克思思想之载体的文本，成为这一研究路径的基点。对于马克思这样的大思想家而言，其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的丰富性与深邃性，绝非体现为一些表述清晰的论断及其逻辑关系，而是深藏于这些论断的探索、辨析、论证与检验等过程中。要言之，开放性和发展性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特质。仅仅对马克思思想中的若干既定结论作简单的“排列组合”，其结果只能是一个僵死的、空洞的、封闭的系统，与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1]背道而驰。只有深入马克思文本内部进行的条分缕析和细致解读，方可堪称对马克思思想的内部反思。否则，所谓方法论云云终将沦为外在的表面形式。1960年代，勃兴于德国理论界和思想界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即为一个很好的佐证。无独有偶，21世纪初中国学界关于“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的当代性”之争，也充分说明了上述结论的合理性。

       毋庸赘言，文本解读或经典阅读在人类文明历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文本解读的方法却千奇百种。不可否认，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能力与阅读层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受所处时代总体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将文本解读视为最直接有效的途径，进而绞尽脑汁去觅得文本的思想细节与其“身后”的现实问题之间的耦合性。一些人甚至为此不惜忽略特定的时代背景即语境，直接将文本中的某些特定表述抽出来加以简单的逻辑化处理，作为一劳永逸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这样做的后果，轻则使表征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经典阅读失去意义，重则使人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给改造现实世界的社会运动带来灾难性的损害。对此，通过文本走进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则应当首先竭力避免。事实上，早在《资本论》于俄国受到热捧，并在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论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之时，马克思本人便已觉察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因而坚决反对将《资本论》变成理解人类全部历史和解决特定民族发展道路的“万能钥匙”，指出这样做会令他荣辱参半。他认为，只有对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加以深入的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2]。

       究其实，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说明从而避免它们，只是对《资本论》思想世界的一种“被动”理解，尚且属于应用研究的范围，与基础研究相去甚远。何况我们根本无法预料、也不可能穷尽一切随时出现的问题。更为复杂的是，马克思围绕《资本论》而完成的手稿，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从当前国际上较为权威的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业已出齐的“《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部分来看，马克思从未真正地完成《资本论》。准确地说，它是由大量“笔记”、“初稿”、“整理与修改稿”和“书信”组成的庞大“手稿群”。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3]。与之相适应，《资本论》的叙述结构也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从“两卷计划”到“五篇结构”再到“六册计划”直到“三卷四册结构”，马克思就《资本论》的叙述结构屡易其稿的过程看似简单，实则浸透着他长达几十年的心血。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繁杂性和未完成性似乎表明，以还原写作的原始情境、文献状况及主要细节为内容的文献学研究，可以作为走进其深邃且丰富的思想世界的最佳方式。但是，只完成版本考证和文本解读，对于《资本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散见于其中的“主线”即思想及其逻辑，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进而完整且清晰地呈现出来。偏执于《资本论》不同版本的枝节甄别与内容的表述变化，从而忽视对思想的总体观照与把握，是典型的舍本逐末，与过去忽略具体语境的断章取义的做法如出一辙。例如，从马克思生前发行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三个主要版本（德文一版和二版、法文版）来看，它在某种程度可谓一部大众化的读物，其理论表达中最为艰深晦涩的部分不外乎关于价值特别是商品的分析。为了使读者更好地领会其中的思想，马克思借用人们所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和经典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例，使用包括《工厂视察员报告》和《每日电讯》等材料中的具体数据，甚至调整篇章结构[4]和分辑分册出版，等等。上述情形说明，我们必须要在对比《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不同表述、理解字面意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背后的思想实质。只关注《资本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将版本考证和文本解读的成果当作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以至乐此不疲，显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由此可见，版本考证和文本解读的成果必须运用于思想阐释中才具有合理的价值。大多数的经典著述研究皆应如此。例如，朱熹将通晓文义、还原语境、深求玩味、知圣人之意，作为读《论语》《孟子》法中的有机统一的递进环节。同样，只有实现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相统一的文本学研究，才是“解锁”《资本论》复杂思想世界的正确“代码”。“要在扎实的文本、文献解读的基础之上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5]

       二、普罗米修斯精神的彰显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繁杂性与未完成性，也意味着阐释隐藏于此的思想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初版行将付梓之际，马克思曾写信建议恩格斯阅读巴尔扎克的小说《玄妙的杰作》，指出这其中“充满了值得玩味的讽刺”[6]。概括地说，这篇尽人皆晓的小说讲述了这样的故事：绘画大师弗兰霍费花费十年时间来创作一幅完美作品，却因反复修改而只剩下乱糟糟的色彩，并最终导致他在别人的误解与失望中悲愤自杀。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彼时提及巴尔扎克的这本小说，一方面意在表明他创作《资本论》时的感同身受：不停地对不满意之处进行润色，却又在觉得大功告成之时发现新的问题，不得不推翻既有结论以重新论证[7]；另一方面流露出对人们无法领会并接受其深邃思想的担忧，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为真实的揭露被“证明”为无法理解的事物。

       显然，文本学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资本论》的思想世界不为人所知的难题。依循这一研究的路径与基本方法，我们可以将《资本论》的意旨确证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即全面发展。从其具体内容来看，《资本论》考察的是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探讨的是物质、利益、财富和所有制等问题。而贯穿于其中的主线之一是“现实的个人”，是实践的人与人的实践，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处境及其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着处于明显对立状态下的两极：一极为资本的增殖和社会财富的集聚，另一极却是工人阶级悲惨境地的扩大，即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累积。易言之，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及资本逻辑，揭露出维多利亚时代新兴资本家世界的实质，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力求以改变现实世界的方式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是任何时代的哲学家的思想境界及其高度的重要表征。普罗米修斯精神则时常被人们看作是人类实现自我主宰的希望所在。受西方古典文化的影响，马克思有着浓厚的普罗米修斯情怀。他早在思想起源时期便高度赞扬了普罗米修斯式的奉献精神，充分肯定了后者给人所带来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我可以像神一样漫步徜徉，胜利行进在那片废墟之上，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我就像造物主那样襟怀坦荡。”[8]犹如普罗米修斯不畏宙斯的暴戾，从天庭盗取火种以照亮人间，马克思毕其一生探求真理，投身于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事业中；他倾注心血研究资本，却时常身无分文，甚至有过典当外衣而不能出门的窘迫时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把工人阶级比作普罗米修斯，用后者被锁缚时所承受的各种痛苦与折磨，来形容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悲惨遭遇。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切方法，都是靠工人的牺牲来实现的。与此同时，发展生产的全部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家掌握着全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工人只得依靠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获得仅够勉强维持他及其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他们被牢牢地“楔”在资本上，甚至“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9]。正像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不断被鹰啄食又不断长出一样，工人在劳动一天筋疲力尽后，用工资来购买生活资料以恢复劳动力，好在第二天继续工作，再次遭受资本家的剥削。

       除了揭示工人阶级遭受的悲惨处境之外，马克思将他们喻为普罗米修斯另有深意。众所周知，普罗米修斯实乃曾经长期统治所有宇宙世界的泰坦神族之后裔，后者最终被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神族所推翻并取代。此后，泰坦神族的后裔普遍过着受限制的和被压迫的生活。比如，普罗米修斯的兄弟阿特拉斯生来力大无穷，却在被宙斯降罪擎天时甘愿受罚不反抗，最终因难以忍受痛苦而恳求柏修斯将美杜莎的头对准自己并石化为山脉为止。马克思认为上述事例充分印证了泰坦神族后裔的普遍愚昧无知。他们非但没能意识到自身拥有的能够与统治者相抗衡的力量，反而始终迷信统治者比自己强大得多。相反，作为先觉者的普罗米修斯不仅敢于反抗并力图打破囚徒般的生活，而且促使同样受压迫的人类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发自内心地喊出“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0]的口号。

       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人阶级本应成为这个现代世界的主人，绝非愚昧到对此一无所知的程度。然而，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工人们普遍信服资本的创生力量，迷信于神圣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即资本创造利润、土地产生地租和劳动取得工资。他们幻想着可以像资本家那样，有朝一日能够将工资积累下来成为财富进而转化为资本，以便不劳动而获取利润。这种想法在马克思眼中无异于痴人说梦。通过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都会使工人沦为畸形发展的“局部的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扎格纳特车轮下”[11]。工人理应像普罗米修斯这位“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那样，决不对“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抱有幻想，而是“宁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为宙斯效忠”[12]。只有联合起来进行反抗，他们才有可能彻底改变自己被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命运。这也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最后部分探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收入及其源泉，将立论点落在三位一体公式、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阶级等的原因所在。

       三、驾驭资本难题的破解

       对资本主义社会作总体的观照与把握，从而找出驾驭资本这个现代性难题的锁钥，也是《资本论》的主旨之一。在这部浸透着他长达40年思考的皇皇巨著中，马克思对其心目中的社会图景、历史图景、理论图景和思想图景，作了系统且丰富的描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作为复杂有机体的属性，决定了诠释它的极大难度。早在马克思的思想起源期，大量的人文经典著述就是其必读之物。它们在塑造他以极高的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的同时，也为他后来的思想创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了更加形象且深入地刻画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信手拈来诸多神话故事，旁征博引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运用隐喻的手法来诠释相关论点。

       那么，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借用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格言，马克思描述了资本家眼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13]可是，将这句格言视为人生信条的小说主人公老实人甘迪德，其一生的经历都讽刺性地否定了这个说法。可见，马克思在此转述这句话意在说明，在这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背后隐藏着丝毫不美好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即资本家对工人劳动价值的最大限度榨取。

       不仅如此，工人甚至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任何的怀疑，即便他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最为悲惨的地步。在他们的意识里，按劳取酬符合自古罗马法以来的基本契约原则，即“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14]，因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上述原则却折射出一种扭曲的反映关系：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必然转化形式的工资，却成为劳动本身的价值或价格。马克思分析指出，从法的观念出发，这种扭曲性根本无法为人所觉察。人们往往认为，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我给，为了你做）同普通商品之间的交换（我给，为了你给）一样，都是一方付出货币和另一方付出商品；买卖双方在法律上具有平等性，他们能感觉到的只是买卖的商品不同而已。实际上，在劳动力沦为商品的情况下，资本家已经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决计不是后者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货币占有者即资本家的“幼虫”一旦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工人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的费用远远小于一个工作日，而他却能发挥作用即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要大得多。这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来源。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本家本身和转变他们的意识或观念。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这样，上述问题的解决延伸为如何驾驭资本的问题。当然，马克思在诠释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绝非彻底否定它，还是详细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他将资本主义社会拟人化为魔法师，指出它仿佛使用法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创造出极其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使人类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空前物质享受。但是，上述现实基础和物质条件的创造者终究不是魔法师本人，而是他用法术召唤出来的魔鬼即资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看作是能够自然产生利润和利息的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本性作了深入的剖析，进而为真正地驾驭它打下基础。

       就像魔鬼从不屑于较为“低级”的残忍和杀戮一样，资本对劳动的榨取也不会直接表现得赤裸裸和血淋淋，从而将其本性隐藏起来。表面看来，魔鬼在遵守契约和自由意志的前提下与人做着“公平”的交易，为他们提供了想要的东西特别是物质享受。事实上，这里根本没有公平可言，与魔鬼做交易无异于与虎谋皮。当歌德小说中的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从魔鬼那里换来各种物质世界的享乐时，其最终坠入地狱；当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梅莫特从魔鬼那里获得一切权力和财富后，却开始发现自己并不快乐，直至意识到人生的空虚与无意义。对于深谙古典文学、喜爱歌德和巴尔扎克[15]的马克思来说，他在《资本论》中提及这些并将资本拟人化为魔鬼的寓意正在于此。同样，与“魔鬼”做交易的“魔法师”也难逃脱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它们的命运。驱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运转的正是资本逻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的本性及其逻辑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指出，资本只有自我增殖这一本能的需要和欲求，用它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来“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以维持旺盛的“生命力”。尽管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比农奴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等，更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和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16]，但这仅仅作为它的比较优势，同未来的理想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相比却又弗如远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嗜血”行径诉诸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后者即为转变成“吸血鬼”的“魔鬼”的人格化表现。更为严重的是，工人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剥削的存在，对剥削的比率亦无从所知。在按劳取酬以维持生存变得天经地义且迫在眉睫的情形下，其工作日中维持生存必需的部分和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部分各占几何，对于工人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衣”剥落下来，所呈现给世人的就是同封建制度作为一丘之貉的形象：“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17]。

       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因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而无从驾驭它，马克思认为只有彻底销毁同魔鬼签订的不公平契约，也就是用社会革命的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地消解驾驭资本的难题。任何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的办法，终将沦为一种虔诚和愚蠢的愿望。这一观点时至今日仍然彰显出深刻性。当代西方理论家的各种较为保守或温和的做法，如用社会福利政策来校正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其实均没有脱离同魔鬼订立契约的迷途。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与路径

       任何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形式的探索，都可以作为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尝试。后者同样一以贯之于《资本论》的思想世界。马克思晚年没有进行《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修订和出版工作，并不意味着他最终放弃了这一著述的写作。相反，他尔后所从事的思想创作，不论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还是探讨俄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都昭示出他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孜孜以求。一方面，马克思通过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因素的具体分析，解释出现各种不同于英国式典型资本主义道路的文明形态的原因，为探索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他转变了以西方社会为中心的视角，探求在东方社会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的可能性。基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及其所处历史环境的详细研究，马克思既论证出将村社土地公有制提升到共产主义所有制水平的可能性，也指明了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各种具体条件，诸如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以夯实物质基础，诉诸必要措施助推村社复兴，依托自身内部的改革和革命，以及借助整个欧洲革命的“东风”。

       当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不应止于科学的设想，更要诉诸改变既有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一现实运动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要对推动它的根本力量或主体（工人阶级）及其境遇进行深刻剖析。在马克思看来，工作日的最大化延长和剩余劳动的最大限度榨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的普遍状况。相应之下，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成为减少和消灭剥削的最直接手段。马克思更是对英国工人诉诸法律形式成功取得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将此视为欧洲1848年革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它标志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18]。

       马克思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称作“实际的成功”和“原则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认同法律手段作为工人阶级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途径。相反，他极为深刻地意识到，法的观念与原则在现实面前长期“失语”，资本在剥削上根本不受法律的限制。大多数生产部门仍在肆无忌惮地压榨劳动力：许多不满13周岁的孩童的劳动远超6小时的法定日工作时间，甚至从凌晨干到半夜；工人每日的法定休息时间也被资本家零敲碎打偷走；等等。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归根结底要全部服务于资产阶级，是资本家披着“合法”外衣剥削工人的工具。不论铁路工人因连日不分昼夜工作而无法集中精力并酿成惨祸，还是服装厂女工和铁匠被活活累死，最终为此接受法律审判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这些“不幸”的工人自身。那些最“可尊敬的不列颠陪审员”只会假惺惺表达出让资本家适度榨取劳动力的“良好”愿望[19]。由此可见，工人必须放弃让法律来约束资本的幻想，他们只有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投入实际的反抗斗争中，才能发挥其人数上的优势因素，真正成为拥有自身权利并实现自我主宰的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斗争的意义，不仅意在号召他们团结一致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更在于揭示他们藉此获得的自由时间的重要性：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自由王国”的建立要以工作日的缩短为根本条件。这里的“自由时间”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可以用物理尺度来衡量的自然时间，而是用社会尺度和资本尺度来界定的人的发展空间，也就是人的积极存在。它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时间的产生是一个带有辩证法色彩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赖于非自由时间的产生，要靠工人超过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换句话说，与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对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具体而言，在生产力保持一定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剩余价值总是表现为剩余产品，因为耗费较多劳动时间创造的产品总是多于耗费较少劳动时间创造的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构成除工人阶级以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剩余产品将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发展其自身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时间。

       一个阶级的发展空间完全取决于另一个阶级的发展空间被全部投入到使用价值的生产上。马克思阐述的资本家与工人的上述关系，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具有一定相似性。对于作为“主人”的资本家来说，他不是亲自劳动以完成对事物的改造，而是依赖于一个特殊的存在即工人，从而使其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对于作为“奴隶”的工人来说，他没有意识到同资本家的真正关系，只顾维持生计而绝对服从资本家的统治。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述，工人扬弃了自身的自为存在或独立性，但完成了资本家自己想完成的事。

       面对“主人”（资本家）与“奴隶”（工人）之间可能出现的结局，即双方同归于尽、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委曲求全向另一方投降，黑格尔认为只有最后一个才具有合理性，因为双方都在获得承认的前提下实现“共赢”。上述观点势必遭受马克思的强烈批判，其原因在于它无异于承认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合理性。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以完全限制另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为基础，在现实中绝非表现为肯定性而是对抗性。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之前的一切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正是构筑于这种对抗性之上。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20]

       在通往“自由王国”这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上，也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这个“必然王国”。马克思既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对抗性，也看到了它具有的相对文明的一面。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相比，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都有利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从而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形成创造条件。“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21]

       综上所述，文本学研究所呈现的《资本论》思想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封闭的、停滞的静态体系。这种未完成性和开放性，特别是思想成型过程中留待解决的疑惑和困境，使得马克思能够与19世纪以后的时代“接触”，从而超越那些仍属于且只处于19世纪的思想家而历久弥新。马克思提及《玄妙的杰作》的深意就在于此。这篇小说中“值得玩味的讽刺”更多地表现为，在17世纪无法为人们理解的弗兰霍费的作品可以作为19世纪抽象绘画的完美代表。人们在特定时代中只看到混沌和散乱的地方，或许在不远的时代中将呈现出清晰和统一。《资本论》既不是陈列于博物馆的摆设，也没有掩埋于柏林墙的碎瓦颓垣中，而是正在显示出它的真正意义，并且持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力。

       [作者简介] 杨洪源（1989-），男，河北黄骅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8][10][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486，12，12.

       [2][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6-467，12.

       [3][4][9][11][13][14][17][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11，14，743，227，620，827，293.

       [5] 聂锦芳.重新研究《资本论》：基本原则与基础文献[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6][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0，709-710.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5.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