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和“+互联网”两个概念大有区别。“互联网+”是指搞互联网的人去搞制造业；而“制造业+互联网”则是指搞制造业的人去搞互联网。这样的拓展，能够解决三个问题。

       提高信息密度。过去我们的生活信息密度是不高的。比如诸位来开会，这事放到几十年前，电话通知都不见得方便。但是现在，如果一个人没有手机，大家都会认为他很奇怪。如今拿着手机，无论在哪里，随时都能够互相联系，这就是信息的密度在增加。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意即某信息某人知道，但其他人不一定知道。这样的话，掌握信息的人就会有一种优势，或者说可以在交易中开出更高的价格，甚至可以去欺骗对方。现在很多体制、机制问题，实际上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

       促使线上信息和线下资源的整合。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来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打车软件是个典型案例。最近出租车的问题备受关注，如美国的Uber，国内的滴滴、快的。在信息密度增加后，实现两两相配，实际上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并且这种可行性比以前大大增加。这个例子说明，互联网+，不论是+制造业，或者+其他，解决的是提高信息密度，使资源优化配置空间大大扩展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互联网+制造业”将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并提高配置效率，只有实现这一点，互联网+才有生命力。互联网+首先要有互联网的意识，通过提高信息密度，达到资源优化的目的。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物流、信息流还有资金流在同时交互，从而使整个制造业(包括其他的行业)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都发生很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随着物流和信息流的变化，风险收益被进行重新定价，相应地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金融形态。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互联网也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互联网可以重新匹配整个生产过程，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往往从车间开始。为什么我们的制造能力提不上去？笔者在与一些企业负责人交流时，他们说，往往就差一点上不去，而这一点在人才上。即使有很好的装备，但人的水平还是有限。而大量的工作确实需要人来操作、试验、组合。

       用所谓现代知识经济的话来讲，很多事情是不可编码的知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这种事在车间里非常多，在制造业中大量存在。这是计算机替代不了的。具体说来，不可编码的知识一是经验，二是数据。笔者曾经到一些本土汽车企业参观，不少企业建有研发中心，装配水平较高，但是它们和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到底有什么区别？主要是数据。比如车辆在高寒地区、热带地区等不同的气候状况下，是怎样的情况？需要数据来说话。别人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数据，我们没有，这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

       笔者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两个问题，一是创新，二是精致。创新就是搞出一个新东西。精致就是现有东西大的框架不变，在细节上完善。我们除了互联网意识之外，还需要工匠意识。但是工匠意识培养不容易。一个人心无旁骛地执着多年，还不一定成，但是不干的话，一定不成。

       培养执着精神对体制有很高要求，要能调动从业者的劳动积极性。现在有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过了一年半载就换了，任职期较短。甚至有的企业，四五年已经换了六七个负责人，这很难形成执着精神。

       另外，现在的体制机制下，企业的业绩和负责人并无太大关系。一项事业，干成了也和负责人没有太大关系。万一出错了，或者在创新过程中遇到风险，增加了成本，结果可能还要被追究责任。这一系列的问题不解决，也很难形成执着精神。

       有些民营企业家缺乏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塌下心来专心做五年、十年的制造业，有些人很难下这个决心。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有稳定的预期，能不能经受泡沫经济的诱惑，铆足劲努力五年、十年，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政策，这是中国制造业下一步转型升级的保障。

       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要从过去“重扶持”转向“重环境”。《中国制造2025》对下一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是笔者想提一点，政府尽可能不要去制定具体的技术路线。现在提出的一些制造业发展的远景、前景，那也只是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做出的展望，或者说只是展望之一。而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再加上工匠意识和执着精神以后，将会变得怎样？

       以互联网为例。五年前，我们能预想中国的网络技术成这个样子吗？同理，五年以后中国的制造业会是怎样的状态，现在没人清楚。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制定具体的技术路线，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同时，政府不要具体扶持某一个企业。产业发展日新月异，某一个技术今天看起来还不错，明天可能就落伍了。这个企业今天看起来不错，明天可能就不是领先的企业了。所以政府最重要的还是创造环境。

       前段时间社会上有要搞创新规划的舆论，但是创新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我们确定的是创造某种环境、某种条件，这是政府需要来着力创造的。比如说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公平竞争、培育人力资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把这些搞好以后，创新资源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将来产生创新成果的概率可能比较高。至于将来到底哪些企业能够脱颖而出，哪些产品能够脱颖而出，哪些行业是具有前景和竞争力的，则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竞争的问题。

       以后要通过竞争形成创新中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创新的机会，整个创新资源是流动的，最后全国形成几个创新中心，即创新性城市或者区域创新中心。美国是这样，中国现在也是这样。深圳这几年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创新中心。

       创新是无法规定的，搞创新中心的建设取决于很多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本身努力的程度。应该给所有的地方这样的机会，让它们去竞争。城市之间应该有争当创新中心的竞争。

       现在讲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最后真正创业当老板的肯定是少数人，不是大众，是小众。创业者中能成功1/10，这样的概率都不算低。但还是要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给大家多一点这样的机会，虽然多数人是要失败的。政府一方面要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同时也要给创业失败的人留一条后路，让他摔倒了以后能够爬起来，宽容创新的失败。

       最近有报道说，有些大学鼓励学生创业，甚至可以有一段时间不上学了去创业。国际上最著名的学生创业的例子是比尔·盖茨，哈佛大学没上完就创办了一个公司，其产品大家现在都在用。中国也能找到这样的例子，但成功者的比例可能只有1%甚至1‰。大多数的学生最后还是要学习的，相当一部分还是要就业的。大学对有创业意愿的学生可以支持，但大学现在要解决的创新相关的问题，一是进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基础研究，中国的创新有没有持续能力，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短板。二是进行创造性思维教育，而不仅仅是应试教育。

       有一点一定要非常明确地提出来，政府要支持创新。像Uber、滴滴一类的软件出来以后，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态度都非常谨慎，甚至忧虑。创新现在会遇到一些利益冲突，政府有责任来正确地处理相关问题，化解矛盾。但是必须非常明确地表态支持创新，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支持创新、创造环境，同时解决创新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这是政府真正要做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摘自《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9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