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否找到一条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而非采用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对于一个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像中国的文明古国，成功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三个问题，或者叫三个关系，中国在这方面总体上处理得比较好，所以国家迅速崛起，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震撼。

       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世纪中叶，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当时确实被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所震撼了，这导致很多中国人失去了对自己文明传统的自信，甚至产生了中国需要全盘西化的呼声。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认为要废除中国的文字，因为汉字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文字要拉丁化才行。

       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人已经看到，自己的文明传统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为宝贵的主要资源，我们可以自信地坚持中国文明本位，同时也汲取他人之长，与时俱进，最终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现代化、一种中国人所喜欢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赶上西方，而且在许多领域内要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与本国政治制度的关系。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出现了水土不服，中国最终陷入了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的境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时代。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我们持续不断地探索，最终找到了一条基本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成功之路。

       我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在于：在西方吹嘘自己政治制度如何优越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真的完全相信了，而邓小平说，不要吹牛，西方的制度有自己的许多问题，而中国的制度有自己的许多优势，特别是它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它能给百姓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但邓小平也认为中国的制度存有自己的问题，需要汲取他人之长，需要与时俱进，需要通过改革而不断完善，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未停止。

       记得1992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欢呼西方政治制度胜利了，历史也因此而“终结”了，但当时邓小平则认为，中国的机会来了，中国证明自己政治制度优越性的机会来了。邓小平本人在苏联解体后不到一个月，就专门去中国的南方视察，呼吁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进一步改革开放，大幅度地加快中国崛起的步伐。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一个政治制度的成功的最好检验，就是它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什么：今天的中国光是外汇储备一项几乎就等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的总和。中国大多数家庭在过去20多年里都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中国今天每年的出境访问人次已经超过1个亿，整个国家初步实现了全民医保，全民养老的制度安排。这和西方模式下，多数国家过去2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毫无提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中国人也知道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工作仍存有不少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做得更好。

       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在如何产生国家领导人方面，形成了比较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征是选贤任能，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的成员至少要担任过两任省一级的领导，至少要治理过一亿以上人口，在国家治理和为民谋利方面要有十分突出的政绩。这种选贤任能制度也可称为“选拔＋选举”的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既有中国自己的传统，又有对西方制度的某些借鉴，这是多种元素有机结合的一种制度创新，其产生的领导人总体上的素质和水准，明显高于西方光是依靠大众选举产生的领导人。

       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无论是选拔人才的能力、民主决策的能力，还是战略规划的能力、纠正错误的能力等，总体上看，都比西方政治模式要强一些，甚至强很多。当然我们的制度在很多方面还可以完善，但它已经不害怕与西方所谓的民主模式进行竞争，实际上，我们非常欢迎这种竞争，竞争可以使我们的制度更为完善。

       与西方的关系。西方由于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习惯了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整个世界，甚至有一种冲动，非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但中国人对世界的研究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都以失望、失败、乃至绝望而告终。

       1988年5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来北京，希望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回答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这位总统接着又询问邓小平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中国在自己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西方借鉴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推动了自己全方位的进步，但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时候，以我为主，绝不盲从，借鉴是有选择的借鉴，绝不照搬。对西方经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要加以克服和超越。

       世界上很多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它导致了对中国一个接一个的误判。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其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国在大多数的时间内都是领先西方的，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这种“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导致政治机器空转，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导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显著下降。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西方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范式来评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为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什么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问题是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大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类。

       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西方国家也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现在破产的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民本主义理念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种改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这才是良政善治的真正意义所在。(摘自观察者网)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