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斗争:知行合一
《红旗文摘》
编者按 全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关键在于“知行合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领会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核心要义上下功夫、在打牢思想根基上下功夫、在坚持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
裴长洪:反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
毫无疑问,把反腐败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经济学上也不成立。
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经济内在的规律发生作用。首先一个变化是经济进入新常态,表现为增长速度在下降,因为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与过去比下降了。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指其内在经济功能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自然达到的增长水平。各种宏观政策调节的结果实际上是围绕它上下波动,政策刺激多一点,可能比以前增长高一点,刺激少一点就低一点,但总体都是围绕它在变化。现在这条线整体下移了,下了一个台阶,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是“换了一个档”,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必然的。所以,现在经济下行是经济客观规律的体现,与反腐败本身没有直接联系,他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不要把逻辑生拉硬扯。
反腐败实际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看,反腐败能降低交易成本。过去办事要花钱,完成交易很复杂,自然就提高了交易成本,破坏了公平,而通过反腐败自然就降低了成本。这是其有利于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腐败行为实际是对公众所创造财富的侵占,直接损害了整个公众利益和国民财富,因为它将公众财富私人占有了,当然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通过反腐败能解决这个问题,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所以从长期来看,反腐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而不是损害和阻碍。
反腐败对经济的正面作用显现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不会短期立竿见影。现在还有一个误区,认为一反腐败经济马上就上去,这也不科学。因为反腐败不是提高生产力的直接因素,经济学不是这个逻辑。直接的逻辑是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等的进步,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因素。反腐败只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让它不腐败、变得透明,没有各种灰色空间和灰色成本,经济运行更加畅通等等,而不是直接推动经济发展。举个近期的例子,比如楼市,房贷政策稍微放松一点市场可能就有反应了,你说它跟反腐败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它只跟房贷政策等经济手段有关系。经济活动是生产力行为,对它起直接作用的是调控、刺激的政策,你不能说不搞反腐败或者搞反腐败楼市就会上去,其中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的人把眼下经济下行归到反腐败,意思很明白,那就是不要反了。如果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也会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不正确的理解,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你也不要搞了,这是别有用心的想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反腐败是激浊扬清的政治行为,让那些品行差、庸懒散怠的干部受到惩戒,让那些德才兼备、遵纪守法的干部得到鼓励,有利于干事创业的风气形成。这都是对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利因素。渲染反腐败导致不作为的现象,夸大少数干部不作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这种说法的逻辑错误所在。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访谈整理而成,访谈记者黄月)(摘自《中国纪检监察》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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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平:反腐败不是“权力斗争”
带着偏见或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当前的反腐败,往往会得出扭曲的结论。比如,国外一些媒体和人士把自己国家的反腐视为法治的表现,是正义的行为,而把我们的反腐视为“权力斗争”,有着阴暗不可见人的勾当。国内也有一些人随声附和。这种观点的背后或许是出于对我们反腐的不了解,但更多的是一种刻意的抹黑和故意歪曲。
过去,一些西方国家或势力总是端着“道义”教师爷的架子,板着面孔教训我们,千方百计用腐败问题拿捏、贬低和抹黑我们,不断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场合提出所谓反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力正风反腐,利剑挥出,“老虎”“苍蝇”纷纷落马。正风反腐让党风政风为之一变,社风民风为之一新,凝聚了党心、赢得了民心。同时,我们加强反腐败国际双边多边合作,启动“天网行动”,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将一批外逃多年的犯罪分子缉拿归案,国外不再是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我们的反腐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国际正义力量和有识之士对于我们敢于向腐败亮剑是佩服的,给予我们的反腐高度评价。但是,那些曾经指责我们腐败的西方国家和势力并没有为我们的反腐成绩鼓掌和喝彩,而是把我们的反腐歪曲为“权力斗争”。在他们眼里,腐败是问题,反腐败也是问题,偏见和恶意在他们那里根深蒂固。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场合讲过,我们的反腐不是“权力斗争”,没有所谓的“纸牌屋”。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依法依纪反腐,坚持以纪律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3年多来,哪一个高官的落马不是因为有铁一般的违法违纪事实?这些落马官员的案件都是铁证如山,经得起法律、时间和人心的检验,这些人在自己的“忏悔录”中也都承认犯罪事实。因腐败而违法犯罪,罪有应得受惩罚,又怎能扯到权斗上呢?曾有人拿“领导人工作过的省份无虎”、“京沪无虎”来说事,认为是“选择性”打虎拍蝇。随着反腐的深入,从党政机关到军队高层,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各省区市,反腐无死角、全覆盖,所谓的“选择性反腐说”不攻自破。至于“发现一个、揪出一窝”,这本身就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规律。腐败分子为了自保,总是善于搞圈子、拉帮派,攀人身依附、编织利益同盟,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因此,“拔出萝卜带出泥”也就不足为奇,“顺藤摸瓜”揪出“大老虎”也具有必然性,将这种情况看成是“派系斗争”,实在是牵强附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是党和人民与腐败力量的殊死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激烈较量,是捍卫党的性质宗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捍卫政权人民性、维护权力“公器”的道义之战,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反腐败,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顺应人民要求,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我们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地宣示:“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坚持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反腐败,无论是谁,不管官多大、根多深、有什么背景,一旦搞腐败,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摘自《求是》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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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回应反腐认识误区
中国共产党不怕存在问题,就怕有问题没发现,发现了问题我们就能自我纠正。巡视的职责是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既要紧盯问题,也要看到我们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背景和党员干部的主流,否则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只有一本党章、一套纪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一体执行、没有例外。巡视发现的问题,许多都带有普遍性,看着都相似,听着也耳熟。从根源看,就是党的领导不力,党组织没有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管党治党长期失之于宽松软。
一听说中央巡视组要来了,就说是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派巡视组来了。不对!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央的“小组”,中央巡视组是中央的巡视组。各省区市也一样,是省委巡视组、不是省纪委巡视组,履行的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这一点关乎巡视正确定位,必须强调、必须明确。
党的领导本身就包含着教育、管理和监督,加强党内监督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广义上来讲,党内监督就是党委要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抓好巡视工作是落实责任的具体化。
巡视监督,不是对被巡视单位的日常工作、业务工作进行检查,不是去巡行政审批、股票市场、企业生产经营,这些都有专门的部门来管。什么是政治巡视?就是要从政治上看问题,聚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以及选人用人,看看被巡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够不够、领导班子凝聚力强不强,是不是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不是在管党治党上体现“严”的要求。
有的党员干部拿着高薪却不按规定交纳党费,可见,这些单位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弱化到了何种程度!有的领导干部身为党委或党组书记,却习惯于被称作“部长”“董事长”,别人叫他一声“书记”还打愣,这就是长期把自己当成了“官”,连党内职务都忘了。
从中央巡视组发现的普遍问题看,党组织从思想认识到实际行动,与党中央的要求、总书记讲话精神差距甚大。我们党对高级干部是当作政治家来培养和要求的,其中不少中管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的所有重要会议他们都要出席或列席,经常在现场聆听总书记的讲话。但是回去传达贯彻的时候,往往是念一遍、表个态就完事了,没能真正见诸行动,根本问题还是没有把讲话精神领会准、学到手,更没有联系思想、工作和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对症下药、贯彻落实。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一字万金,决不是空洞口号,而是有着极其严肃的政治内涵和实质要求。从中央部委党组织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拿出浴火重生的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确保党真正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起来。
为什么过去发那么多文件都管不住一张嘴,而现在党员干部不敢到高档酒店公款大吃大喝?坚持开门搞监督,开通“四风”随手拍、举报一键通,及时受理查处,让群众监督更便捷、更有效,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推动了“不敢”氛围的形成。
有一些党委书记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甚至认为抓党的建设、从严治党会影响经济发展。谬论!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目的正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终体现的是党的宗旨。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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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义程: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逻辑
制度的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特质,决定了制度治党是最管用、最有力、最持久的治党方式。基于对制度重要性的深刻体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将制度作为贯穿全面从严治党的主线,尝试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治党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制度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
从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的内在逻辑看,可以进一步归纳为由制度治党的必要性(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制度设计(严明党的纪律、完善党的制度、规矩必须从紧)和制度执行(增强制度执行力)等三个方面组成的统一体。
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首先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重要思想。自此,思想建党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然而,当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换之后,其面临的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新考验更加严酷。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危险更加严重。这些新考验和新危险都凸显了仅靠思想建党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换言之,只有将制度治党融会于思想建党之中,将思想建党贯通于制度治党之内,才是应对新考验和新危险的根本之道。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习近平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强调意在突出制度治党的不可或缺性。
在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中,制度被界定为规则的集合。由此来看,党的纪律、党的制度、规矩都是党员、干部要遵守的规则。纪律要严明、制度要完善、规矩要从紧,这些都是习近平对制度设计提出的具体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对象是党员、干部的行为。制度通过影响党员、干部的角色定位、责任认知和价值观念来塑造其行为方式。科学、完备、严明的制度能够促使党员、干部主动熟悉制度规则、自觉适应制度规则、严格遵守制度规则、积极接受制度价值。
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被执行,也只是一纸空文。因此,完成制度设计后,制度执行至关重要。“增强制度执行力”、“让制度成为硬约束”就成为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的落脚点。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可能给一部分党员、干部带来益处,也会使另一部分党员、干部的处境变差,进而产生抵触情绪或行为。因此,为了确保制度得以及时有效地执行,通过发挥能动性以塑造制度的制度设计者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威,即要切实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由上观之,习近平的制度治党思想以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为逻辑起点,以制度的设计为主体内容,最终落脚到制度的执行,从而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试图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提升制度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用有效的制度为权力量身定做一个有效的“笼子”。
在单一制国家中,作为国家治理有机组成部分的执政党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全面从严治党为执政党治理设定了基本方向,即全面治理和从严治理;制度治党为执政党治理规定了基本手段,即科学设计和严格执行制度。我们还需要聚焦执政党治理必须解决的三个呈递进关系的核心问题:如何从政治体制层面科学界定执政党的政党职能;如何以职能界定为基础,列出执政党的权力清单;如何针对列入清单中的权力设计出有效的制度化制约机制。其中,执政党职能的界定和执政党权力清单的开列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制度治党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摘自2016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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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庚香:公生明,廉生威
领导干部清廉,干干净净干事,是中国吏治文化的核心,历来为人们所推崇。明郭允礼在《官箴》中说:“公生明,廉生威。”清廉,对于自己是一种幸福,福自清中出,廉从守中得。为官者掌握着公权力,清廉是官品的重要内涵。“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这说明为官者要做到清正,绝非易事。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同样面临着权力受腐蚀的风险,同样面临着能否保持清廉的考验,如果不能在清廉上做表率,不仅自身会腐化堕落,受到法纪的严惩,还会极大地损害党的形象和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动摇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干干净净干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对于廉洁为官的要求,党的先进性和宗旨与我国古代优秀政治文化一脉相承。在我国历史上,注重修身立德、清廉为官是许多思想家倡导的政治主张,也是一些正直的士大夫终身恪守的为官准则。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有为政以廉的训诫。管子把“廉”作为国之四维之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孔子说,“政者,正也”,他把“欲而不贪”作为从政的必要条件。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其中的“清”,指的就是清廉,即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领导干部必须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前提和基础。纯洁的党性来自于崇高的信仰、坚定的理想,来自于内心对清廉本色的坚守。
干干净净干事,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作风的具体要求。《尚书·旅獒》中说:“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廉洁是一种品质和本质问题,不单是一个程度问题,一旦沾染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廉洁行为,就等于感染了病原体,就有了贪腐的因子,如同一桶优质葡萄酒中滴进了一滴污水,实质上也就变成了一桶污水一样。“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思想的口子一旦打开,那就可能一泻千里。干部不论职位大小,都要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不以恶小而为之”。现实中,许多陷入贪腐泥潭的领导干部最先都是从工作和生活的细微处出问题的。作为领导干部,要用好手中权,跨过廉洁关,必须做到公私分明、志趣高洁。只有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才能坚守为官之德,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干干净净干事、清白公正为官。
干干净净干事,是人民群众评判领导干部是否值得信赖的一个重要依据。廉洁是道德底线,缺少廉洁的底线则往往无所不可为,也就无所可信了。廉者自重,人不可犯;不廉者自轻,人皆得而侮之。正所谓“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干部干干净净干事,关乎党的形象,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官位,是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公共权力的职位。古往今来,人们称颂的好官,无不是重公义而轻私利。明朝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海瑞清廉为政,深得百姓拥戴,为其发丧之日,市民送者夹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绝,被百姓呼为“海青天”。长期担当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责任的周恩来总理一生公私分明,在工作和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首先做到,凡要求党员和群众不做的他坚决不做,在廉洁问题上一尘不染、始终如一。正是由于周恩来总理的高风亮节,他不仅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由衷的尊敬和爱戴,而且也赢得了非凡的国际尊重。古往今来,一条铁律:贪官身败名裂,廉吏名垂青史。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历史是一面明亮的镜子,是做贪官还是做廉吏?道理不言自明。(作者为河南省社科联主席)(摘自《领导科学》2016年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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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骅:我们都是风气“一分子”
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对于实在无法拒绝的红包,他会先收下来,等做完手术再还给病人。为什么呢?如果拒收,病人心里不踏实,生怕医生不好好做手术,有的甚至要转院。
医生的“高招”意味深长,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大众心理。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做事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找到关系就放心,找不到关系便忐忑。以至于有人说,现在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只是熟人毕竟有限,要打通关系就必须付出代价,然而这种付代价是“自愿”的吗?求人游戏费时费力费钱,谁会喜欢?貌似心甘情愿,实际是被逼无奈,强装笑颜。
那么,谁是恶性循环的第一推手呢?压垮骆驼的绝不仅仅是最后那根稻草,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给一脸严肃的门卫上支烟,大门立即打开。停车费明明30元,司机递上10元钱说“不要票了”,收费员便开心放行。对办事员意思意思,户口两天办妥,死脑筋的人也许要等上一年半载……这种游戏似乎显示了高超的生存智慧,大家趋之若鹜,逐渐演化为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
然而,找关系就是做交易,做交易没有免费午餐。门卫、司机、收费员和办事员明天也要求人办事,昨天得到的好处统统抵消不说,还倒贴时间和精力,欠下迟早要偿还的新债务,开始了新一轮折磨。既非双赢,也非零和,这种游戏没有赢家:一方怕吃亏而走捷径,一方有优势则占便宜,但因为角色不停互换,结果人人吃亏、人人吃大亏,而且没完没了,可谓作茧自缚,得不偿失。
在一生不离乡土的农耕时代,投亲靠友并不奇怪,送小礼行小贿在所难免,所以才有公然请托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千年民俗。进入“陌生人社会”,人口流动不居,这样的行为方式落伍且有害。它不但人为提高交易成本,阻滞经济社会正常发展,更降低社会道德阈值,污染社会空气。不良社会风气是催生贪腐不轨最温暖舒适的环境,常入鲍鱼之肆、少闻芝兰之香,容易香臭不分,就不把法纪当回事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人人都是局中人。对于贪污腐败,谁都切齿痛恨;对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巨大成就,谁都拍手称快。但胜利如何才能巩固和持久呢?只有涵养风清气正的社会新生态,改良滋养杂草病树的旧土壤。这就要求在享受胜利成果的同时,人人要思考自己的责任,人人要进行自我革命,果断釜底抽薪,不让死灰复燃。
实现民族复兴,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思想观念现代化是前提。以大智慧屏蔽小聪明,用法治新风取代潜规则,使“乡土中国”尽快转化为“现代中国”,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一位企业家朋友是个明白人,他很赞同马云关于“企业家不行贿”的倡议,坦言这3年的变化来之不易,如果再有人敢乱来,他坚决不配合!反腐败要形成压倒性态势,并且实现不可逆转,往往就从这样的具体行动开始。
(摘自2016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责任人编辑:沈王一、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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