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速的原因，一个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我们都是用结构因素解释它的成长和它的成长速度的下降。资源配置的结构可以用一产、二产、三产的比重及其相对变化来刻划。我们看到过去所谓高成长这个结构性怎么变的呢？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然后三产缓缓上升。这个过程对应中国工业化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这个事实背后有一个经济学的道理，就是二产，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高的，在中国尤其高，我们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中国的农业和种植业的劳动生产率10倍以上，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农民从农村到工厂打工的时候他从1变成了10，这个结构变化太大了。这个结构规模一年一千多万，时间多长？二十多年。这样一个结构变化一定会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定造就中国经济奇迹。随着经济的减速以及产能过剩，我们把人口、资源转移到服务业，因此服务业连续几年的GDP超过了制造业，但是经济学分析又出现了问题，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中国制造业。

       我们在上海做过研究，上海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上海地区制造业的70%，这是经济服务化的必然结果。放眼世界发现原来我们走的是发达经济体走过的路，世界各国的服务业的生产率都是低于制造业的，当制造业过了一个阶段一定走服务化的道路，于是经济GDP就下降。美国的增长速度曾经也有过很高的时候，但是当服务业的比重占这么高的时候，不可能再继续转移了。经济更加人性化了，更加服务化了，更加以人为本了，中国正走在这个路上。所以，不必为因此而导致的经济下行担忧，这在有些地区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个是要素供给效率下降。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投入不断增加，资本投入不断增加，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年均26%，有这么多的资本投入才能吸收这么多的劳动，一结合就是经济增长，这个过程在我们面前也是好几十年。今天不行了，背后是因为投资的收益率下降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9%，其中民营的是0%，到这种程度了。从哪儿去吸收人？哪儿还有这个增长速度？没了。背后又是这样一个很深的实体经济面的经济学问题。我们过去因此而得益，今天因此而下滑也无可厚非，响应习总书记号召，创新创新再创新，克强总理双创，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技术进步的速度仍然有待提高。这个结构是不可违逆的，从这个结构几十年看下来那时候的好和今天的不好都是一个因素。

       第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非常之快，别看对我们引进外资多有责难，但是它使得中国整个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这是功不可没的，以至于现在很多跨国公司把研发中心放在中国，但是现在到了一个瓶颈，要自主创新。我们从上世纪开始鼓励自主创新，而且见效果了。主要效果就是论文、专利，我读书的时候知道我的论文、专利根本就没法看的，那时候开始鼓励，结果现在论文第一，申请专利大概也是第一，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论文发了之后不见产值，专利到手了不见转移，现在习总书记明察秋毫，强调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就大功告成了，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深圳比北京做的好多了，深圳哪有什么科学创新？但是它有技术创新，有产业的发展，大家都在那儿创业，在北京形成一个雏形，到那边变成一个企业，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做这些的事情。目前国内有好几个地方在这方面做的很好，安徽、合肥、武汉、杭州、成都都做的非常好。

       第四个原因，环境资源约束增强。过去环境资源对我们来说可以无视，那时候资源的问题，国际环境让我们觉得可以无穷尽的取得，但是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就有问题了。

       当我们考虑到资源约束问题，并着手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中国经济增长函数中就会内生地增添了环境资源约束的负要素。是内生的，原来外在的东西，怎么会变成内生的呢？北京市说空气红色预警、橙黄预警、黄色预警到红色预警的时候多少厂子关了多少个GDP就消灭了，这种情况很多，现在他们都有阈值，每个城市对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它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对于生产函数来说成为内生因素，而且形成负的要素。通过对各类生态环境指标设定阈值，事实上就是在增长和生态优化之间确定了负相关关系。

       总结一下，“十三五”时期的增长速度呈L型，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进一步压缩经济增长的空间。

       一些风险凸显，如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都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

       讲到这个时候，应当有一个比较大的跨度的历史观，中国正在稳步的通过落实中央的举措，稳步的在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国家。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即使有下降，但也依然比大多数国家还要高出很多。有几句话集中体现了习总书记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宏观经济不调控也不会弱到哪儿去。再下行在大国里也是最好的。他对整个形势是这种判断。所以，L型也是他认可的。

       在这个过程中，速度下来我们一定要换回环保，换回更加友好的环境，脚步放慢了我们得换回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要增加定力。《人民日报》权威人士说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转变。

       两个结语，一个是对目前形势的判断，这个形势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非常适合中国当下的情况。你要看到什么叫过剩？什么叫僵尸企业？一定要破坏，但是这个破坏是在创造。金融机构应当看得很清楚，特别像银行，现在这种贷款结构很难支持高科技企业，三两天他就可能变成一个落后企业，必须是风险投资才能支持。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

       面对创造性破坏我们整个政策的基调就有了这五句话，这五句话有新话，也有老话。宏观政策要稳是一句老话，产业政策要准是新话，针对过去我们产业政策通常不能真正的落实，我们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没发展起来，没确定的发展起来这种情况，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十八大以来改革政策落实得相对不尽如人意。社会政策托底这是新话，因为考虑到在“破坏”，虽然在创造，但“破坏”就一定会有人下岗，有人失业，于是要织就一个社会的安全网来保证这个巨大的转型能够顺利的进行。这个转型可能要一二十年。所以，社会政策必须要托底。

       日前政治局开会重申了这五句话。放眼全球，新常态意味着全球进入改革竞争，新常态是全球现象，世界各国都没有逃脱它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必须改革，因为原来的东西不合适，有好多基本理论都得重新审视。要改革，我们制度也需要改革。所以，可以说现在进入了一个改革竞争期。我们可以欣慰的是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些方案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周全的方案，这些方案只要落到实处中国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作者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本文为作者2016年7月30日在南开金融北京论坛上演讲的部分内容，摘自解局北京微信公众号)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