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待和平与战争的基本态度有三条：第一，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第二，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不惧怕战争；第三，对战争要有准备，准备没坏处

       首先，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既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是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29页。)毛泽东不光是这样说的，实践中也是坚持这样做的。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高举和平的旗帜，与好战的美国作斗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6页。)同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有一段对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和平意愿。毛泽东说：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艾德礼问毛泽东：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71、272页。)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还多次对外宾说过：“谁说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赞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47页。)针对帝国主义污蔑中国是“好战分子”的言论，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和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5、366页。)

       其次，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不惧怕战争。和平是良好的愿望，但能否实现和平，并不决定于这种良好的愿望，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这个道理，毛泽东多次阐述过。他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10页。)他对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说：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21、522页。)既然世界上还存在战争，我们就得正确应对。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63页。)“它(帝国主义)要打，你有什么办法？只有打。怕打仗解决不了问题，不怕打仗也许好一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0页。)1959年3月，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访问中国。杜波伊斯问毛泽东：“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毛泽东回答：“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毛泽东还告诉杜波伊斯：“我并不要打仗，是帝国主义要打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32页。)1963年，毛泽东还告诉外宾：“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83页。)

       第三，对战争要有准备，准备没坏处。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有强烈的底线思维意识。他从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仗，考虑问题总是从出现最坏情况设想，做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争取最好的前途和结果；他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点，在他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和应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特别是战争的危险大于和平时，毛泽东的应对是：“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98页。)这样，也才能做到有备无患。“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2页。)毛泽东这段话总结的是规律。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约尼查时说：“别人打我们，我们就要打，就是要有准备。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14页。)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58—259页。)“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毛泽东的底线思维。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摘自《党的文献》2016年第4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