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深刻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和精神内涵，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的长征路。这为我们深刻认识伟大长征、走好当下的长征路提供了指引。

　　一、将对人类生存意志的惊叹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

　　长征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争奇观，是红军征服重重艰难险阻的英雄凯歌。红军将士们一路上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同时，也迸发出了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他们在装备极其简陋、战事极其紧张的条件下，星夜兼程，长途奔袭，击退上百万的追兵阻敌;在缺吃、缺衣、缺氧和缺火等各种极端条件下，一次次突破人类的生存极限，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顽强地走向胜利。长征胜利震撼了世界，被誉为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红军，克服重重困难，上演一幕幕奇迹，最终胜利完成长征这一壮举的呢?

　　在有的人看来，这种生命力的迸发，不过是在面临生死考验时的“求生本能”使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同样面临生死绝境的军队，但并非都能像红军这样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创造出长征这样的奇迹。

　　用“求生本能”来看待长征，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本来衣食无忧的红军战士，毅然决然地舍弃富贵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踏上戎马倥偬、生死未卜的征程;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战士在自己已经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将分到的粮食留给其他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面对结局很可能是死亡的任务时，许多战士选择了争先恐后、冲锋在前，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红军?这种力量源自于崇高的理想信念。斯诺回忆，在他与红军相处的四个月中，“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斯诺文集I：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正是由于对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才使得红军师长陈树湘在腹部受重伤后仍坚持拼命抗敌，弹尽援绝被捕之后掏腹断肠，壮烈牺牲，实践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使得在雪山上倒下的刘志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不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努力挣扎着将捏着自己党证和身上唯一的1块银圆的那只胳膊伸出雪堆、高高举起，期待后面过来的同志接收替自己交纳党费……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信仰的力量看似平淡无奇，却能使人们在即使是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乐观的态度、英勇的气概和革命的精神，去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正是有了高于天的革命理想的鼓舞，红军将士们才会“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有了“生存的凯歌”，有了不朽的传奇。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尽管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已经远去，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与红军将士们遇到的截然不同，然而，这种精神的力量依然不可或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坚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始终保持定力，一往无前，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才能站得直、走得稳、走得远，经受住任何考验。

　　二、将对红军优秀品质的赞扬升华到对党领导人民军队的认同

　　在长征中，红军展现出令人惊叹的优秀品质，如顽强意志、钢铁纪律、团结奋斗和牺牲奉献等。然而，在有的人看来，这些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换言之，这些品质在其他军队中也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为此，有人甚至提出在长征精神的宣传中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多宣传所谓“普世价值”。那么，红军将士们所展现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令人感动的团结友爱、钢铁般的纪律以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等，真的是这些人所谓的“普世价值”吗?不是。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对于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张学良曾这样说道：“那所谓的二万里长征，几万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当然了，他(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问问自己，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如果换成我们，还不早就把兵都带没了?” (王海晨、杨晓虹：《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百年潮》2011年第4期)

　　加入红军的士兵，有些起初可能思想境界并没那么高，但是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明白了为什么要打仗，打仗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明白了自己正在做的是一项正义的事业，从而使自己的境界得以升华，甘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正义的事业。行军队伍中，也有个别行为不检点者，但是，在党领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严明军纪面前，战士们逐渐摆脱了那些不良行为。据长征亲历者苏力回忆，她因遗失了吃饭用的杯子，转而去拿庙里供案上的一只木碗应急用，这一行为受到班长的严厉批评，并罚蹲一天禁闭。(《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2页)也正因如此，红军与民众逐渐建立起融洽的军民关系，并越来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一路上，党的领袖和红军各级指挥员承受了比普通士兵更大的压力，但他们始终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毛泽东除了生病的几个星期以外，绝大部分时间和普通战士一样在步行。朱德多次把伤兵扶上自己的战马，自己却徒步前进。在生死关头，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更是吃苦在前、冲锋在前。贺龙率部过草地时，为了防止战士们误食有毒野草，红军里的党员干部成立试吃小组，先行品尝哪些野草可以吃，然后将结果通报各部队，不少党员干部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多战士回忆，打仗时是跟着指战员的背影往前冲的。

　　在其他一些军队里，有时在某种条件下可能也会呈现出诸如团结、忠诚以及牺牲等类似的品质。但是我们要看到，即使表面上相似的事物，其本质上也可能会存在差异。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摆脱了狭隘的眼界、自由散漫的作风和旧式军队的习气，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的生命。在这支队伍中，战士之间的相互扶持，不再是江湖团体的忠义道德，而是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基础上的空前团结;战士们的冲锋在前，不再是“重赏之下”的“勇夫”行为，也不是为名图利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为民族解放这一共同的伟业激荡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战士们大无畏的壮举和牺牲，不是去充当无谓的“炮灰”，而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一座精神丰碑。而广大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率先垂范，更是造就了红军的强大凝聚力，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对此，斯诺谈道：“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正是因为有了党灌注的先进思想、崇高理想和铁的纪律，红军才始终保持了统一的意志、坚强的团结、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有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在这样一支为真理而战、为人民而战、官兵同甘共苦的队伍里，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极大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即使环境再恶劣、条件再艰苦、任务再艰巨，战士们也能斗志昂扬，满怀信心，无往而不胜。

　　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强军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扭住政治建军不放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永远做红军的传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努力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这就是对长征精神最有力的继承。

　　三、将对长征胜利的折服深入到对历史启迪的探寻

　　有观点认为，红军当初之所以选择长征，不过是在重重围困之下的一次被迫转移，当事人身处其中都难以预料到最终的结局;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对它隆重纪念，不过是因为我们作为后来者已经知道了它的胜利结局而已。换言之，历史本身充满偶然，胜败乃兵家常事，长征胜利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瞬间，对它的宣传似乎有成王败寇之嫌。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呢?

　　不能否认，人类历史上确有一些胜利者只是昙花一现。面对已有的胜利，我们不应该骄傲自大，而是要保持清醒，并力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是，这些都绝不能成为质疑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理由，更不应该妨碍我们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启示。

　　诚然，不能否定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0页)革命领袖的个人性格、发动某场战役时的天气变化等，都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影响最终的结果。也正因如此，革命的道路总是跌宕起伏而又充满悬念，革命胜利的道路不是平坦的。

　　当初红军将士出发时，他们未曾想到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不会想到一路上要遇到如此深重的苦难，也未必能胸有成竹地预料到最终的成功。但是，就是这样一群当初几乎数次面临绝境的弱小的队伍，在经历了重重艰辛之后，迎来了耀眼的辉煌，实现了壮丽的“凤凰涅槃”。这能仅仅归结于历史的偶然性吗?其中的成功经验难道不值得总结吗?

　　在当初历史的机遇似乎都已经给了蒋介石的情况下，红军最终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其中蕴含的历史启示有哪些呢?那就是崇高理想信念的感召，使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迸发出空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正确的指引;党正确反映民众诉求、引领民众解放，从而赢得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获得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党和红军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解决生存危机与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沿阵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获得了新生……理想感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等成功之道，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体现吗?即使在时代背景已经转换的今天，这些不是仍然具有穿越时空、穿透人心的力量吗?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今天纪念长征胜利，并不是满足于所取得的胜利，而是要从胜利中找出制胜的原因，寻求历史的启示，获得精神的动力，指引我们走好当下和未来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前行的道路上，充满无数的艰辛坎坷，充满各种未知的风险和挑战，面对更加复杂多样的国内外环境，我们要始终发扬革命先辈们的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奋勇前进，去实现人生的价值，谱写壮丽的青春之歌。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