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的渠道、方法、手段上都取得了跨越式进步，但在意识形态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话语方式的创新方面，与我国大国地位和国际水准、与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相比，仍然显得滞后与不足，仍存在“声音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或“传开叫不响”等多重话语困境。意识形态工作者应研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逻辑及话语传播规律，丰富话语类型、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实现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相通、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相辅、理性话语与感性话语相融、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话语相映，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同度。

       一、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互联互通

       官方传播媒体在生成主流舆论、引领社会前进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官方话语风格沉稳庄重，但其模式化的话语体系往往会形成先在性的框架，并对人们的话语方式形成了支配与控制。

       随着社会转型和新媒体的普及，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两个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舆论新格局，即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面对民间话语越来越大的冲击力，政府部门应该积极正视并关注民间舆论场的舆论动态，致力于打造以民间叙事为基础的多样化传播体系。通过以受众的个人体验和感受为中心展开话语叙事，运用接地气的言说方式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为构建多元、对话、包容的公共话语空间作出努力。官方叙事话语要学会与纷至沓来、激荡不已的新思潮、新词汇形成充分的交流与碰撞，并在交流与碰撞中丰富壮大自己。

       最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运用了“蛮拼的”“点赞”“朋友圈”“世界那么大”等网络语言，网友纷纷用“接地气”“萌萌哒”来评价，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网络流行语进入主流媒体和领导人的话语体系，说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正在加速融合。官方话语放低身段、主动吸纳，说明民间话语的影响力势不可挡，而民间话语融入官方话语体系也是大势所趋。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新时期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表达的共同目标和期待。

       总之，官方话语要说出群众想听、愿意听、听得懂的话，使用群众想用、正在用、喜欢用的话语符号，舆论引导才能有效果，才能将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

       二、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相辅相成

       目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以政治话语为主要形式。政治话语具有严谨规范的优势，但同时需要加强学理研究、借助学术话语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学理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密不可分，理论研究不仅为宣传工作提供学理根据，还能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思维与价值导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增强说服力和感召力，需要实现从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拓展，注重用学术话语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及其世界意义。

       例如，对于“中国道路”可以从现代化视角进行阐释与传播，现代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开创与拓展中国道路的目标取向。应在学理上阐明中国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让国际社会从学术层面来认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又如，为了更好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学理上“辨清”各种形态的价值观，“讲透”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要准确把握西方价值观的理论渊源、理论实质，辨清其赖以生成的现实条件及其实践命运、理论局限。“讲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个体发展与百姓福祉的意义，还要讲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本质、民族特性、时代特征及其先进性。

       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应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相辅相成。

       其一，要通过学术话语创新讲透政治话语。西方话语的主流部分，是以学术著作的面貌出现的，诸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条道路”等都来源于著名学者的学术研究，多种“中国威胁论”也都有学术渊源。尽管我们不认同这些歪曲事实和带有价值偏见的西方话语，但批驳它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基于高质量学术研究作出学术上的回应，通过反驳和对话提高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同样，新的国际议题的设置和政治话语的引领，都必须基于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之上。

       其二，要打通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将政治寓于学术之中，积极探索历史与实践规律性，是体现学术的持续发展、建构学术与政治融通的最基本方式。推进学术话语发展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思想智力面向未来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时代性标识，没有学术智力供给的政治影响力也是有限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也不能落后于社会历史发展和思想进步的洪流，基于这一前提，完善学术话语体系的战略性与紧迫性才能得以彰显。

       其三，要实现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化。加强对国外学术前沿问题的了解，对西方所谓流行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要有分析有鉴别，批判地加以吸收借鉴，并结合中国国情给予新阐释。如“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就是在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形势的前提下，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术语而提出的经济治理方案。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要相统一，科学规范的政治话语为学术话语发展指引方向，而积极有效的学术供给能够增强政治定力与话语魅力，保障政治话语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三、理性话语与感性话语融合使用

       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认知信息的传递过程，更是一个情感信息的感染过程。因此，这个过程必须以话语诸如教学话语、网络话语、日常话语等作为媒介，要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实现传播主客体在认知和情感上的交融统一。理性与情感并不是泾渭分明、互相排斥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除了诉诸逻辑论证的“理性传播”，也需要诉诸情感交流的“感性传播”，且应当尽可能将情感话语与理性话语两种话语方式融合使用。

       中国共产党通过传统媒体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严肃宏大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通常运用理论化、抽象化的文字宣传，以报刊、图书或有声广播、电视作为传播媒介，具有神圣、严肃、深刻的文化意指，规范、精制的形式要求以及正统、道德化的伦理指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视觉文化极大冲击着传统的文字文化，与日常生活直接统一的那些作为道德伦理和价值信仰的感性意识形态，以前所未有的传播广度和传播效度传播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与每个角落。意识形态的感性转向，向以理论体系形式存在的理性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因为蕴含着感性意识形态的图片、声音、动画、视频和各种象征符号，比理论性、系统性的意识形态理性话语，更容易引起受众的价值和情感认同。理性话语是实现说服、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论据，理性是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没有理性话语的支撑，情感可能会变得盲目，甚至导致方向的偏离。但是，如果没有情感话语的意蕴，纯粹的理性话语表达可能会失去温度与亲和力。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必须充分渗透情感，注重情感激发，切忌单纯的政治说教。要在话语的内蕴上融入更加积极的情感，使传播话语既有思想、有品质，又有温度、有温情。

       例如，在宏观而理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感性的话语，“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们手里捏着一把好牌，一定要有好牌打成为好局的自信”，感性平实的话语中又讲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大道理，这是理性话语与情感话语的有机融合与巧妙运用。话语因思想而拥有灵魂，因情感而获得生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只有将深刻的思想与丰富的情感相融合，才能成为时代的强音。

       四、对内宣传话语与对外传播话语相互映衬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理顺内宣和外宣体制。对内宣传话语与对外传播话语要相互映衬，深入宣传我国的政策主张，有效地影响国际舆论，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与国际化，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需要解决对内说服力和对外影响力两方面的问题。

       对内，要着力提高理论研究和宣传的质量和水平，把握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时、度、效，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功能，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对外，要努力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讲真、讲实、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中国情怀，进一步扩大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亲和力、感染力和认同力。

       意识形态对内宣传话语重点要讲清楚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以及由此决定的我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可以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历史和现实、传统和时代的对接方面阐释中国特色的方法论原则，注重话语体系的逻辑性和深刻性。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国两制、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小康社会、协商民主、中国梦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

       而对外传播中，话语的言说方式要坚持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世界各国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以现代化和国际通用手段创新对外传播方式，不断增强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对外传播注重的是对等交流、多元并举与多层互动，由此，中国的对外传播必须改变过去自说自话的形式，要以全新的国际政治营销理念来推动对外传播的创新与发展。要坚持“内外有别”“外外有别”，针对国外受众的不同需求，谈他们关注的话题，讲他们听得懂的语言，防止概念化、程式化，避免对内报道简单对外转化。

       一方面，要以蓬勃发展的公共外交为依托做好对外传播，用西方学者和民众能够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阐释中国道路，让世界听懂中国声音，提高“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避免误解，增信释疑。

       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让外国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主动认识中国，看懂中国。让优秀的中华文明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从而为构建更加多元繁荣的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近年来，“中国梦”“一带一路”“经济新常态”“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等概念的提出，以形象生动的语汇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积极评价。中国话语体系能否更好地与世界沟通交流，融通中外是关键。我们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既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要充分体现我们对人类共同命运和全球事务的思考与担当，多反映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话语共同点、利益交汇点，使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更好地相互映衬。

       （作者：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