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自由主义一贯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因而常常给人们造成新自由主义单纯主张限制政府权力，以及新自由主义是在学术自由讨论后才占上风的错觉。这是当前中外理论界必须辨清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对于政府权力，既有限制的一面，更有操弄利用的一面。以美国为例，没有政府权力的支持，新自由主义根本无法迅速兴起和实现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的横行，又反过来侵蚀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断削弱其国家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开始走向衰落。可见，新自由主义兴衰有着其内在的权力逻辑。

       一、 因权而兴

       政府权力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1980年里根上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此后，在政府权力支持下，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美国也相应由管制资本主义进入到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新自由主义的由来及其基本主张。二战前后，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以伦敦学派、货币学派、产权学派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经济学流派。这些经济学流派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各不相同，但都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它们从维护资本主义立场出发，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因而人们将它们统称为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私有化、唯市场化和唯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虽然有时也会失灵，但市场具有自我纠正功能，所以只要放任市场调节，即可避免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危机；政府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本身，作为“必要之恶”的政府，对经济干预只应保持在最低限度。

       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历史契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就已逐渐成熟，但因与在美国处于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意见相左，新自由主义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上世纪70年代中叶，美欧等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依旧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希望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有效需求来实现经济复苏。但结果却是，不仅没有解决经济停滞问题，过量增发的货币反而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失灵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里根赢得了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是继撒切尔夫人赢得英国大选之后，又一位在西方大国赢得大选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随着里根上台执政，美英新自由主义得以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发展为一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

       新自由主义获得美国政府权力支持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能够赢得美国政府权力的支持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一方面，垄断资本对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之心早已有之。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本质上都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两者在具体政策取向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凯恩斯主义主张加强资本管制和增加社会福利，这无疑损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此外，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美国战后公共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公共财富。垄断资本对此可谓垂涎已久。要对这部分公共财富实施私有化，也同样需要先去除凯恩斯主义障碍。另一方面，此时美国垄断资本已经积累了足够经济政治实力。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欧美垄断资本元气大伤。战后蓬勃发展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更使得垄断资产阶级陷入了无限恐慌。为了避免爆发苏俄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劳工阶级做出妥协和让步。这正是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能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实力得到极大增强，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善，使得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因而在垄断资本看来，此时用新自由主义替代凯恩斯主义不但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

       二、 弄权而盛

       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美国虽然经历了几度政党轮换和政策调整，但基本保持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但成功解决了困扰美国多年的经济滞胀问题，甚至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更是创造了相对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格局。然而，与其将这些成就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放任，不如归功于其对政府权力的操弄。操弄政府权力，牺牲劳工阶级与发展中国家利益，正是新自由主义成功背后的秘密所在。

       向垄断资产阶级放权让利。首先，在税收政策上向富裕阶层倾斜。在里根执政期间，先后通过《1981年减税法案》和《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里根的税制改革，大幅度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使美国平均纳税额减少了6.4%，而超富裕阶层则降低了16%。新的税制使财富进一步向富裕阶层集中。其次，放松市场监管。在凯恩斯主义模式下，政府对公共事业领域实行了较严格的管制，只将经营权授予少数特许企业。新自由主义奉行放任市场政策，大幅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市场监管，为大资本家创造了更多的盈利机会。第三，在货币政策上，超量发行美元。小布什执政期间，一改以往几届政府相对谨慎态度，转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其总统任期内，美国公共债务几乎增加了10万亿美元。超量发行美元降低了资本家的借贷成本，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第四，实施国有股份私有化，低价出售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或资产。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或资产，一般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以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这部分资产普遍质地优良，且对整个社会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向垄断资本家低价抛售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既有利于壮大垄断资本家的经济实力，又有利于增加垄断资本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

       对劳工阶级进行经济压榨和政治打压。与对资本家放权让利相反，新自由主义对于劳工阶级，则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在政治上，利用政府权力不断打压工会等为代表的劳工组织。打击劳工组织，降低了劳工阶级的组织程度，导致劳工加入工会的比率大幅度下降，削弱了劳工阶级与资本家的谈判地位。在用工政策上，通过增加雇工弹性和引进外籍员工等政策的改革，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加剧了劳工阶级的内部竞争，进一步削弱了劳工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谈判能力。在社会政策上，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开支，并将社会福利的主要责任由联邦政府下放给各州政府。1996年，克林顿签署《福利改革法案》，结束了自1935年以来联邦政府对于穷人帮助没有时限的做法。以上政策的实施，使得在过去30年中，美国劳工阶级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几乎没有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劳工阶级（含所谓中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美国政府为了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将其具体政策化为“华盛顿共识”，并作为改革范本在全球推广。美国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进一步巩固美国霸权地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方便了美国资本输出和国际剥削，加强了美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中心—外围”“消费—生产”的不平等关系。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流通体系下，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扩张，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滥权而衰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操弄政府权力，源于其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深度侵蚀。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而且是一种政治模式。新自由主义严重侵蚀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削弱了其国家的综合治理能力。

       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败。新自由主义为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其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金钱政治、权钱交易原本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开的秘密。资产阶级政客要赢得选举，必须首先要获得垄断资本在经济和媒体上的大力支持。而一旦当选，资产阶级政客必然要兑现承诺，投桃报李。但在以往，这种无耻行为还多少需要遮遮掩掩。新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将成本、利润计算泛化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原则。在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政治权力也不过是一种用来实现个人利益的商品。公平、正义、公共利益和公民责任等价值观念则变得可有可无。在新自由主义误导下，2014年4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取消个人政治捐款上限，更是为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的打压下，美国左翼力量被严重削弱。由于缺乏大资金的支持，真正代表劳工阶级的政党或参选人，被早早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顶尖1%者的跟班，靠顶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

       政府权力的滥用。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败，直接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滥用。政府权力作为一种公权，本应以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其价值取向，而在利益集团操弄下，政府权力丧失了其公利性和公信度，转而成为极少数人牟取私利的工具。美国前总统卡特指出:“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这些献金者希望并期待在选举过后得到好处，他们有时会得到好处……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任官员把这种不受限的金钱视为向他们提供的巨大收益。国会大佬们会有更多途径来捞好处。”美国利益集团通过操弄政府权力，换取各种权益。随着垄断寡头对于政府权力控制的加深，政府权力也愈发遭到滥用。例如，为迎合金融资本放松监管的需要，1999年克林顿废除了1933年设立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弃用曾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为日后金融危机爆发埋下隐患，而克林顿本人却因此得到了华尔街金融家们的广泛支持，克林顿基金会也由此赚得钵满盆满。

       政府国家治理能力的削弱，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政府权力的滥用直接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削弱。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秩序混乱等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本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及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但随着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更加按照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来支配经济和社会事务。当政府自身无力解决这些经济社会问题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垄断资本控制的市场，反映其利益要求。住房自有化和债务证券化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虚假繁荣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垄断资本的贪婪与市场的失控最终于2008年引爆了国际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所吹嘘的“市场自我纠正”“反对政府干预”的谎言被这场金融危机彻底揭穿。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不得不自食其言，再次利用政府权力，实施大规模救市政策，帮助垄断资本家走出困境。

       综上可见，新自由主义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垄断资本利益。但凡有利于垄断资本利益的，必然得到加强和利用；但凡与垄断资本利益相左的，必然遭到限制或去除。这也正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我们要破除对于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市场”的迷思，认清其实质，避免其误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4M550982]阶段性成果）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教授 王学军 程恩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