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主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提出初期，此概念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也未能引发政策界的深入讨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如担心中国会不会掉入长期社会不平等、增长乏力、发展止步不前等问题逐渐成了国内外研究热点。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很容易被这个概念的逻辑陷阱所误导，对国家未来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其实，任何一个严谨的经济学者经过客观研究，都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严肃的概念，中国肯定不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陷阱”

       中国经济经过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年的160美元提升到2016年约8000美元，成功地从联合国划分的“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了“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然而，近年来，面临增速下行，习惯了高增长的中国人对将来能否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焦虑开始增多。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源于一些研究报告列举的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失败的案例，比如，从1960年算起，当时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在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88个国家或地区或降至低收入水平，或发展止步不前；二是源于目前中国发展受到了双重压力，既面临创新乏力，也面临增长乏力，来自国际秩序动荡对中国发展的挑战也很大。

       事实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银行报告中，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阐释。此后，鲜有研究报告对这一提法作出公认、统一的定义，背后也缺乏综合、严谨的理论论证。按世界银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这一概念的语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将会进入经济停滞期，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现象，最终永远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深究这个概念，存在的“逻辑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与发展全貌。从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看，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显著高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多年来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却被公认为是“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国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国等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没有经济学理论中的方法论支撑，是一个相当片面的概念。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标准往往是在与美国、美元的对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教授的说法，各国人均GDP为美国水平55%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20％—55%的为“中等收入国家”，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收入多少则按2015年可比美元计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样的对照方法明显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评判世界发展，带有“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国民收入均已超过1.3万美元，早已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见，“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多少带有“美国中心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

       三是“历史陷阱”。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在这个时间段，多数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走一些弯路。过早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永远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为时尚早。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而且，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代表未来发展就能高枕无忧，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有的欧洲高收入国家还因财政困局而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面临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风险。因此应该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四是“人口陷阱”。后发的、人口体量较少的国家很难获得经济独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总数达到了74亿，其中27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拥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这27个国家，其余经济体的平均人口数只有850万，相当于中国许多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尤其是后发的、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受到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抑制、冲击就会相对较大，甚至很难做到经济自主，必须依赖国外，有时国家存续都是个问题。1950年全球只有84个国家或地区，1970年也只有143个，现在则有200多个。这说明世界上多数经济体的存续时间尚且相对短暂，在全球经济体竞争激烈的常态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国家中小经济体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像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体量较大的国家，只要政策得当、社会稳定、国内市场消费能力得以培育，持续增长则是大概率事件。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规模不同的国家之间对等地比较经济现象。

       作为人口占全球近20%、2016年GDP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约16%的巨型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以及所伴随人均国民收入的上升过程，不只是受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制约，也会正向地改变全球经济结构和标准制定。比如，一些非洲国家因中国的投资与发展而发生命运的改变。对现在的中国来说，如何构建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需要放在全球视野来看，才可见其全貌，更应以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当然，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意味着要掉以轻心。中国既要为过往的成绩而感到自豪，也要为未来能否继续增长而从长计议，不必过于焦虑，但也不能无所作为。毕竟，对于这个高难度的任务，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转换发展动力，才能经受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考验。

       全球增长陷阱的病灶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所有经济体无一例外都会受经济全球化影响而面临增长陷阱。在当前开放型经济、价值链全球化的世界，增长动力与发展变量与外部环境更是密不可分。国际金融、大国经济变动、跨国基础设施、地缘政治、国际规则、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国际元素，都对每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此时，分析增长因素时，不只是分析本身，还要从主权国家的世界观去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经济体“增长陷阱”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深层发展的动力更是贫乏。2016年后，发展状况更是严峻。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造成“新增长陷阱”的原因主要来自“输入型”经济风险，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强国制裁、战争等国际因素。

       当下的“新增长陷阱”源于2008年。西方经济体无节制地“印钞救市”，占了全球货币发行量九成，给国际资产价格带来巨大的泡沫，也导致了全球实体经济通缩的恶果。当前，全球“负利率”、西方“零增长”、各国金融市场频繁波动、汇率震荡、大宗商品长期低迷等全球经济系统性问题 ，乃至难民潮、恐怖袭击频发等非传统安全层面的“次生灾害”，都源于2008年。2015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年的全球增速预期为3.1%。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已被调低至2.9%，2017年的预期略有复苏，但世界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即使相比于2008—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经济也没有提升到当时的3.26%水平。可见，全球的诸多病灶如果不解决，很难让人看到走出“新增长陷阱”的希望。这主要来自于五个问题：

       一是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等难题。目前，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为36岁，而发达经济体却已超过43岁。这就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不得不面临社保与医保的负担过重、财政赤字、创新能力下降等普遍社会难题。

       二是全球财富分配不公“新鸿沟”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果。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资本投资的长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报酬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导致存量社会财富日益扩大。穷人越来越多，社会消费动力不足，依靠社会消费而出现经济新增长很难实现。

       三是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使得新兴经济体无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识产权与创新成果。目前，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创新获利权产生巨额暴利，发达经济体垄断了暴利，进而通过各种垄断性技术扼制了新技术创新，最终使得创新乏力，无法带动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

       四是全球强势货币“风暴潮”使得天量热钱“全球漫游”，潜在危害巨大，甚至会引起下一轮的“金融海啸”。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规模经济体，在一夜之间失去几乎一代人的财富。目前，游资像是“风暴潮”，一旦袭来，后果难以想象。

       五是地缘政治风险“互反馈”难题，导致了难民潮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因素对经济造成伤害。当今世界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日益上升，“互反馈”迅速放大，危害到各个经济体的旅游、生产以及各类消费，对各个经济体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长瓶颈，每个经济体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应对。

       面对五大难题，只有跳出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找到合作应对的新框架，全球经济才能共同跨越“增长陷阱”。

       中国的应对之策

       在“中等收入陷阱”讨论中，拉美国家常常被视为典型案例。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贫富差距悬殊，没有技术进步的单纯资本积累使得本国产业链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抗衡。而观察中国不难发现，我们早已吸收了拉美国家的发展教训，不仅没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

       大力转变发展方式，走绿色工业化之路。近年来我国蓬勃发展的绿色金融，是绿色工业化之路的最好体现。具体而言，绿色金融通过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工具和政策，将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项目中。运用如贴息、担保等方式，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获得性，抑制污染性项目的投资。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已经对绿色投资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截至2016年初，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8.08万亿元，贷款所支持项目预计可节约标准煤2.21亿吨，节约水7.56亿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5.5亿吨、二氧化硫484.96万吨。银行业以外的金融部门，也以多种创新方式促进绿色投资形成。中国仅花了两三年时间就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打造世界制造强国。近年来，中国一直把振兴实体经济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放在重要位置，从出台“中国制造2025”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表现出中国要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这一历史机遇的决心。目前，中国的产业链向着高端化的方向加速迈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中国企业正在或有望走到世界前列。预计在2025年，我国将迈入制造强国行列。世界制造强国建设，无疑将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不可摧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根基。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城镇布局，发展生态文明，提供充足就业岗位，提高城镇化质量。大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承诺到2020年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极大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上述三大举措，足以保证中国不会重蹈拉美国家覆辙，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措施，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并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构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贯彻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科学的经济建设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增加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就进入了“新常态”。在释放了大量流动性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仍无法实现实质性的复苏。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目前的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难以发挥领导作用。正是由于西方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化存在先天缺陷，近年来，逆全球化的情形不时出现，英国脱欧谈判正式开始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实行的新保守主义政策，都是这种情况的反应。

       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尤其是以2016年9月中国杭州G20领导人峰会举办为标志，世界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中国为全球治理提出的方案和主张。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和治理机制改革，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变以往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中国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亚信论坛、中非论坛、中阿论坛，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实现世界更均衡的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世界的经济发展也会更加均衡，最终帮助更多国家跨过“新增长陷阱”。

       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很好地描述了未来全球发展的道路。要想跨越“新增长陷阱”，任何国家都需要考虑全球因素。目前的“新增长陷阱”的大环境，只有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才能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在新的框架下找到合作实现增长的“最大公约数”，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找到可持续增长之路。增加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是保证中国增长的“战略机遇期”延续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证全球经济火车头持续拉动力的必然途径。

       当然，尽管“中等收入陷阱”是被勾勒、被统计出来的，对其过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但我们仍然要长期关心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难题。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是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也面临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随后发生严重的经济泡沫，并在90年代泡沫破裂，实体经济陷入通缩陷阱，人民收入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可谓掉入了“高等收入陷阱”。非洲一些贫穷国家，也出现人均收入长期不增长的“低等收入陷阱”。国家发展什么时候都会面临障碍与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舆论，无非是提醒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可掉以轻心。毕竟，这一难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